01

我被拘捕后没多久，就被审讯了好几次，但每次都只是身份调查，没持续多久。第一次是在警察局，我的案子似乎没引起谁的兴趣。一星期后，倒是一位预审调查法官好奇地看了看我。但是刚开始，他只是问了问我的名字、地址、职业、出生日期和地点。然后他想知道我有没有找律师。我说没有，还问他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为什么会这么问？”他说。我回答说我觉得我的案子很简单。他微笑着回答：“您可以这么认为。但是，法律就是法律。如果您不找律师的话，我们会为您指派一个。”我觉得司法机构还管这么细节的事情，真是太方便了。我对他说了我这个想法，他表示赞同，总结说，法律制定得很好。

一开始，我没太把他当回事儿。他是在一间挂着窗帘的房间里接待我的，他的桌子上只有一盏灯，照亮了他让我坐的那把椅子，而他自己则坐在黑暗中。我已经在书里读过类似的描写了，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一场游戏。谈话之后，我倒是看清他的模样了，我看到一个五官清秀的人，深蓝色的眼睛，高大的身材，长长的灰色小胡子，一头几乎全白的头发。他在我看来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总之，是和蔼可亲的，虽然有时会有一种神经质的抽搐扯动他的嘴。出门的时候，我甚至想伸出手来和他握手，但我及时地想起我的手曾经杀过一个人。

第二天，一位律师到监狱里来看我。他又矮又胖，相当年轻，头发梳得服服帖帖。尽管天热（我只穿了衬衫），他还是穿了一身深色的套装，衣领有点儿破，还戴了一条奇怪的领带，上面是黑白相间的粗大条纹。他把夹在胳膊下的公文包放在我的床上，做了自我介绍，对我说他研究了我的材料。我的案子有点儿棘手，但是如果我信任他，胜诉是没有问题的。我谢过他，他说：“我们言归正传吧。”

他在我的床上坐下，对我说，他们已经了解了我的私生活，知道我妈妈最近死在了养老院里。他们到马朗戈去做过调查，调查人员得知了我在妈妈下葬那天“表现得麻木不仁”。“您知道，”我的律师对我说，“我有点儿不好意思问您这些事，但这很重要。如果我无言以对的话，这会成为起诉的一条重要论据。”他要我帮助他。他问我那一天是不是很痛苦。这个问题让我很惊讶，我觉得如果要我来提这个问题的话，我会很难开口的。但我还是回答说我有点儿失去了自我探究的习惯，我很难回答他。毫无疑问，我很爱妈妈，但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所有健康的人都或多或少希望过他们所爱的人死去。说到这里，律师打断了我的话，他看起来非常激动。他要我保证不在庭上说这句话，也不在预审调查法官那里说。不过，我跟他解释说我有一种天性，就是肉体上的需要常常使我的感情混乱。安葬妈妈的那天，我太累了，也非常困，以至于我根本没有意识到周遭发生的事情。我能肯定的是，我更希望妈妈没有死。但是我的律师没有露出满意的神情，他对我说：“这还不够。”

他想了想，问我是不是可以说那天我控制住了我本能的情绪。我对他说：“不能，因为这不是真的。”他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望了望我，好像我使他感到有些厌恶。他几乎是有点儿不怀好意地对我说，无论如何，养老院的院长和工作人员将会出庭作证，这将会让我“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我请他注意这件事和我的案子没有关系，但他只是告诉我，很明显，我本来和司法机构也没关系。

他很生气地走了。我本想留住他，跟他解释说我渴望得到他的同情，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说这种渴望是出于本性，而不是为了得到更好的辩护。尤其是，我看得出，我让他感到不自在了。他不理解我，还有点儿怨恨我。我想对他说，我和所有人一样，绝对地，和所有人一样。可是这一切，说到底，实际上也没多大用处，而且我也懒得说。

不久之后，我又被带到了预审调查法官面前。这时候是下午两点钟，这一次，他的办公室很亮堂，只有一层纱窗帘勉强地遮一遮光。天气很热。他请我坐下，很客气地对我说，我的律师“很不凑巧地”没能来，但是我有权利不回答他的问题，等待我的律师来援助我。我说我可以独自回答。他用手指按了一下桌上的一个按钮，一位年轻的书记员走进来，紧紧挨着我的后背坐下了。

我们俩都舒适地坐在各自的扶手椅里。审讯开始，他首先说人家把我描绘成一个沉默寡言不动声色的人，他想知道我对此有什么看法。我回答：“因为我总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于是我就不说话。”他像第一次一样笑了笑，承认这是最好的理由，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再说，这也没什么要紧的。”他不说话了，看了看我，然后相当突然地直了直身子，很快地对我说：“我感兴趣的，是您。”我不太明白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没有回答。他又说：“您的有些举动让我不能理解，我相信您可以帮助我理解。”我说这一切都很简单。他让我把那一天的事情再讲一遍。我把已经跟他讲过的事情又叙述了一遍：雷蒙、海滩、游泳、纠纷，又是海滩、小水泉、太阳，还有开了五枪的事。我每说一句，他都说“好，好”；当我说到直挺挺地躺在地上的尸体时，他表示赞同地说道：“很好。”而我已经厌倦于翻来覆去说一件事了，我感觉我从来没说过那么多话。

一阵静默，接着他站起来，说他愿意帮助我，我让他很感兴趣，如果上帝帮忙的话，他一定能为我做些什么。不过在这之前，他还有几个问题想问我。他直截了当地问我爱不爱妈妈。我说：“爱，和所有人一样。”一直有规律地敲着打字机的书记员一定是按错了建，因为他有点儿尴尬，不得不往回退机器。调查法官又问我——表面上看起来还是没什么逻辑——那五枪是不是连续开的。我回想了一下，说先开了一枪，几秒钟之后，又开了四枪。于是他问：“为什么您在第一枪和第二枪之间停了停？”又一次，我看见了那片红色的沙滩，感觉太阳在炙烤着我的额头。但是这一次，我什么也没说。一片沉默中，法官看起来坐立不安。他坐下来，抓弄着头发，把胳膊支在办公桌上，微微朝我俯下身来，神情有点儿奇怪：“为什么，为什么您会往一个躺在地上的尸体开枪？”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法官把双手放在额头上，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声音有点儿细微的变化：“为什么？您一定得对我说。为什么？”我一直不说话。

突然，他站了起来，大步走到他办公室尽头的一个文件柜前，拉开一个抽屉。他拿出一个银十字架朝我走来，十字架一路晃荡着。他的声音完全变了，几乎是颤抖着，他大声问我：“这个东西，您认得吗？”我说：“认得，当然认得。”于是他语速飞快、热情洋溢地对我说他信仰上帝，他相信没有一个人的罪孽会深重到上帝都无法原谅他的地步，但是他必须悔过，变得和孩子一样，灵魂是空的，准备好接受一切。他整个身子都伏在桌子上，差不多就在我头顶上摇晃着十字架。说真的，他的这番推理我没怎么跟上思路：首先是因为我太热了，他的办公室里有几只大苍蝇，落在我的脸上，也因为我有点儿怕他；同时我也发现这很可笑，因为无论如何，毕竟那个罪犯还是我。然而他还是喋喋不休。我差不多理解了，在他看来，我的供词中只有一点不清楚，就是等了一下才开第二枪的这个事实。其余的都很明白，但就这一点，他不懂。

我正要对他说，他没必要这么固执，因为最后这一点并没有那么重要。但是他挺直了身子，打断了我，又最后一次劝告我，问我信不信上帝。我说不。他气愤地坐下了。他跟我说这不可能，所有人都信上帝，即使是那些扭过头不敢看主的人。这是他的信仰，如果要他怀疑这一点的话，那他的生命将不再有任何意义。他大喊道：“难道您要我的生命失去意义吗？”在我看来，这和我没关系，我也这么跟他说了。但他已经把基督像从桌子那端推到了我的眼皮底下，失去理智一般大叫起来：“我，我是基督徒，我要请求他饶恕你的罪过。你怎么能不相信他曾经为你受难呢？”我清楚地意识到他用“你”来称呼我了，但我已经厌倦了。屋子里越来越热。跟平时一样，当我不想听对方讲话的时候，我就做出赞同的样子。让我惊讶的是，他竟真的开始扬扬得意。“你看，你看，”他说，“你是不是也信了？你是不是要把真话告诉他了？”显然，我又说了一次“不”。他一屁股跌坐在他的扶手椅里。

他看起来很疲惫，好一阵沉默不语。打字机一直跟着我们的对话，这时还在打着最后几句话。然后，他带着一丝哀伤，凝视着我，嘀咕着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您这么顽固的灵魂，那些来到我面前的罪犯在这个受苦受难的形象面前，没有一个不声泪俱下的。”我本想回答他，那是因为他说的都是罪犯；但是我立刻想到，我和他们一样，也是罪犯。对于这个想法我总是不能习惯。这时，法官站了起来，像是在告诉我审讯已经结束了。他只是用一种有些厌倦的神情问我有没有后悔自己的行为。我想了想，说“与其说是真正的悔恨，不如说是某种厌烦”。我觉得他没明白我的话。不过那天发生的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

后来我又见了这位预审法官不少次，只是我每次都有律师陪着。他们只是让我对之前做的供词再明确一些细节，或者是法官和我的律师讨论指控的罪名。但实际上，这些时候他们根本就不管我了。总之，渐渐地，审讯的调子改变了，好像法官不再对我感兴趣了，他已经以某种方式把我的案子归档了。他不再跟我谈论上帝了，我也再没有看见他和第一天那样激动过。结果，我们的谈话反而变得更加亲切了。提几个问题，和我的律师聊聊，审讯就结束了。按照预审法官的话来说，我的案子走在正轨上。有时候，如果谈话涉及的是一般问题，他们就让我也参与进来。我开始喘过气来了。这时候大家对我都不坏，一切都是这么自然，解决得这么好，上演得这么有分寸，我竟然有了一种“和他们都是一家人”的可笑感觉。预审持续了十一个月，可以说令我自己都感到惊讶的是，有生以来最使我喜悦的事竟然是有那么不多的几次，法官把我送到他办公室门口，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今天就到这里，反基督先生。”然后他们再把我交到法警手里。

02

有些事情我是从来都不喜欢谈论的，而自从我进了监狱，没过几天我就知道，我将来是不会喜欢谈论我这一段生活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这种反感也没什么必要。事实上，头几天我并不是真的在坐牢：我在模模糊糊等着什么新情况。直到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玛丽来看我之后，一切才开始。从我收到她的信那天开始（她说她的家人不允许她再来了，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才感觉到我住的地方是牢房，我的生活到此为止了。我被捕的那一天，他们先是把我关在了一间已经有好几个囚犯的牢房里，其中大部分是阿拉伯人。他们看到我的时候都笑了，然后问我犯了什么事。我说我杀了一个阿拉伯人，他们就都不说话了。但是过了一会儿，天就黑了。他们告诉我该怎么铺睡觉的席子，把席子一头卷起来，就可以做成一个长枕头。整整一晚上，臭虫在我脸上爬。几天之后，他们把我隔离进另一个牢房，睡在一块木板上，我还有一个便桶和一个铁盆。监狱建在城市的高地上，我可以从一个小窗口看见大海。有一天，我正抓着铁栏杆，脸朝着有亮光的地方，一个看守进来，说有人来看我，我想应该是玛丽。果然是她。

要到接待室去，需要穿过一条长走廊，上一段台阶，最后再穿过一条走廊。我走进去，那是一个明亮的房间，光线从一个大窗户里射进来。两道大铁栅栏从长度上把房间分成三部分。两道铁栅栏之间相距八到十米，把探望的人和囚犯隔开。我看见玛丽在我面前，穿着条纹连衣裙，脸晒成了棕色。跟我站在一起的，有十几个囚犯，大部分是阿拉伯人。玛丽被一群摩尔人围绕着，左右两边都有。一个是身材娇小的老太太，嘴唇紧闭着，穿着黑衣服；另一个是没戴头巾的胖女人，说话嗓门很大，手舞足蹈。由于铁栅栏之间距离较远，探监的人和囚犯都不得不高声叫嚷。我进去之后，吵吵嚷嚷的声音在光秃秃的大墙之间来回撞击，刺眼的光线从天上泻到玻璃上射进房间，我感到一阵头晕眼花。我的牢房比这里安静很多，也昏暗很多，我需要好几秒钟才能适应。但我最终还是看清了凸显在光亮中的每一张面孔。我注意到一个看守坐在两道铁栅栏之间的走廊的尽头。大部分阿拉伯囚犯和他们的家人都面对面地蹲着，他们不大声喊叫，尽管房间里乱糟糟的，他们还是低声说话，而且能让彼此听得见。他们沉闷的低语声从下面升上来，穿梭在他们头顶，在他们的谈话中形成一个持续的低音部。这一切，都是我在走向玛丽时很快就注意到的。她已经紧紧地贴在栏杆上，竭力地冲我挤出一个微笑。我觉得她很美，但我不知道怎么和她说这件事。

“怎么样？”她大声问我。

“就这样。”

“你还好吗？需要的东西都有吗？”

“好。都有。”

我们都不说话了，玛丽一直在微笑。那个胖女人对着我身边的一个人大叫，那人应该是她的丈夫，一个高个子的金发男人，目光坦率。我听到他们一段谈话的片段：

“让娜不愿意要他。”她声嘶力竭地喊。

“哦……哦。”那男人说。

“我跟她说你出来后还是会继续接管他的，但她就是不愿意要他。”

玛丽也对我大喊，说雷蒙向我问好。我说：“谢谢。”但我的声音被我旁边那人给盖住了。他问道：“他还好吗？”他妻子笑着说：“他的身体从来没这么好过。”我左边是个矮小的年轻人，手很纤细，他什么都不说。我注意到他对面正是那位身材娇小的老太太，两个人紧紧地凝望着对方。不过我没有时间再观察他们了，因为玛丽对我喊道要心怀希望。我说：“是的。”与此同时，我望着她，我渴望隔着裙子紧紧搂住她的肩膀。我渴望摸摸这细腻的布料，我不知道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应该盼望的了。但是这一定就是玛丽刚才的意思，因为她一直在微笑。我只看到她发亮的牙齿和眼角上细细的皱纹。她又喊道：“你会出来的，出来我们就结婚！”我回答道：“你相信吗？”但主要是为了找点话说。于是她连忙大声地说她相信，她相信我会被无罪释放，我们还会去游泳。但边上那个女人又大喊起来，说她在书记员那里留了个篮子。她一样一样说她在里面放了什么，必须核对一下，因为里面东西都很贵。我另一边的男人和他母亲一直互相凝望着；阿拉伯人的轻声交谈在我们下方继续着。外面的光线好像越来越强，直射在窗户上。

我感到有些不舒服，我想离开，喧嚣声让我难受；但另一方面，我又想多看看玛丽。我不知道过了多久。玛丽跟我说她的工作，她还是一直在微笑。低语声、喊叫声、谈话声交织成一片。只有一座寂静的小岛在我边上——我身边的年轻男人和那个老妇人，他们只是互相凝望着。渐渐地，阿拉伯人都被带走了。第一个人离开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不说话了。那个小老太太走近栏杆，同时，一个看守朝她的儿子做了个手势。他说：“再见，妈妈。”她把手从两根铁栏杆之间伸出来，慢慢地、久久地摆动着。

她刚走，一个男人便进来了，手里拿着帽子，占了她刚才的位子。这一边也有一个犯人被带进来，他们热烈地谈了起来，但声音很小，因为房间已经重新安静了下来。有人来叫我右边的那个人，但是他老婆和他说话的声音并没有放低，好像她没有注意到已经不需要喊叫了：“好好照顾自己，凡事小心。”然后就轮到我了。玛丽做出吻我的姿势。我在离开之前又回了头，她站着不动，脸紧紧贴着铁栅栏。她还在微笑，微笑中带着一丝无所适从的紧张。

那之后不久，她就给我写了那封信。也是从这时候开始，那些我永远都不想说起的事情开始了。不管怎么说，不该有任何的夸大，这对我来说倒比别的事情容易。在我被监禁的头些天里，其实对我来说最艰难的事，就是我还有自由人的念头。比如说，我还想去海滩，朝大海走去。我想象着最先冲到我脚底板下的海浪的声音，想象着纵身跳入水里，以及我所感受到的解脱，这时候我才突然感觉到牢房的四面墙壁是多么靠近。但这只持续了几个月，接着，我就只有囚徒的想法了。我等待每天在院子里的放风或者我律师的到访，其余的时间，我也安排得很好。我常常想如果让我住在一棵枯树干里，除了抬头看看头顶天空的流云，无所事事，我也会习惯的。我会等待着鸟儿飞过或者白云相会，就像我在这里等着我律师的奇怪领带，或者就像在另一个世界，我耐心地等到礼拜六，抱紧玛丽的身体一样。不过，仔细想来，我并不在一根枯树干里。还有比我更不幸的人——这其实也是妈妈的一个想法，她生前总说，到头来，人什么都能习惯。

况且，情况还没那么不堪忍受。最初几个月是很艰苦。但是我强迫自己努力克制，也就熬过来了。比如，我被对女人的欲望折磨。这很自然，毕竟我还年轻。我并没有特别想到玛丽，但我总是想女人，随便哪一个女人，想到那些我过去认识的女人，那些我曾经爱过她们的各种各样的场合，最后我的牢房里充斥着女人的面孔和我膨胀的欲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让我精神失常，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帮我打发了时间。最后我博得了看守长的好感，他总是在饭点和厨房的伙计一起来。是他先跟我谈起了女人，他告诉我，这也是其他人抱怨的第一件大事。我对他说我和他们一样，我认为这种待遇不公正。“但是，”他说，“就是为了这个，才让你们蹲监狱啊。”“什么，为了这个？”“是的，自由，就是这个。您被剥夺了自由。”我从没想到这一点。我赞同他的看法，我说：“的确，不然的话惩罚什么呢？”“对，您是个明事理的人，其他人却不懂，最后他们只能自己解决。”看守说完就走了。

还有香烟，也是个问题。我进监狱的时候，他们拿走了我的腰带、鞋带、领带和我口袋里所有的东西，特别是我的香烟。一进牢房，我就要求他们还给我，但是他们告诉我说这里禁烟。最初的几天真难熬，也许这就是最令我沮丧的事情。我从木板床上撕下几块木头来嚼一嚼。我整天想吐。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让我抽烟，抽烟并不损害任何人。后来我明白了，这也是惩罚的一部分，但这时候，我对不抽烟已经习惯了，这个惩罚对我已经不再是惩罚了。

除了这些烦恼，我不算太不幸。我还是得说，所有的问题在于如何打发时间。从我学会了回忆开始，我就终于一点儿都不感到烦闷了。有时候，我想我从前的房子，在想象中，我从一个角落开始走，再回到原处，心里数着一路上所看到的东西。一开始，很快就数完了。但是每一次重新开始，就变得稍微长了一点。因为我想起了每一件家具，每一件家具上的每一件东西，每一件东西上的所有细节，还有那些细节的本身：一个镶嵌着的装饰、一道裂缝、一道有缺口的边，还有它们的颜色和肌理。与此同时，我还试图让我这份清单不要断线，试图把每一件东西都数全。结果，几个星期之后，我就能花上好几个钟头，只是在数我房间里的东西。这样，我越是想，想出来的原本被忽视甚至被遗忘的东西就越多。于是我明白了，一个人哪怕只生活过一天，也可以在监狱里毫无困难地过上一百年。他会有足够的东西来回忆，而不至于感到烦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好处。

还有睡觉。最初我夜里睡得不好，白天根本睡不着。渐渐地，夜里我也能睡好，白天也能睡着了。我可以说，在最后几个月里，我每天睡十六到十八个小时。那么我每天要消磨的时间就剩下六个钟头了，其中包括吃饭、解决生理需求、回忆和读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故事。

在草褥和床板之间，有一天我发现了一张旧报纸，报纸几乎粘在布上，已经发黄透亮了。上面有一则新闻，开头已经没有了，但看得出来事情是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个人离开捷克的农村，去外面打拼。二十五年之后，他发了财，带着老婆和一个孩子回来了。他的母亲和他的妹妹在家乡的村庄开了一个旅店，为了让他们吃一惊，他把他的老婆和孩子安放在另一个地方，自己到了他母亲的旅店里，他进去的时候，她没认出他来。他想开个玩笑，就想着要一个房间，还露了财。夜里，他母亲和他妹妹用大锤把他打死，并且偷了他的钱，把尸体扔进河里。第二天早晨，他妻子来了，无意中说了旅客的姓名身份。母亲上吊了，妹妹投了井。这段故事我读了上千遍：一方面，这件事听上去不可思议；另一方面，却又很自然。无论如何，我觉得那个旅客有点儿自作自受，人永远也不该演戏。

就这样，睡觉、回忆、读我的新闻，昼夜交替，时间就过去了。我在书里读过，人最后都会失去时间概念，但是对我而言，这并没有太多意义。我始终不理解，日子为什么可以如此漫长又如此短暂。日子过起来如此漫长，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它们却又如此紧凑，一天推涌着一天。它们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只有“昨天”和“明天”这两个词，对我来说还剩下一些意义。

有一天，看守告诉我说，我进来已经五个月了，我相信这一点，但又不理解。对我来说，我在监狱里过的总是同样的一天，做的也总是同样的事。那天，看守走了以后，我对着我的铁碗看了看自己，我觉得就是在我试图微笑的时候，我的样子看起来还是很严肃。我拿着它在面前晃了晃。我已经微笑了，可碗里的倒影还是那么严肃而忧愁。天黑了，这是我不愿谈及的时刻，这是一个难以名状的时刻，夜晚的嘈杂声在监狱各楼层响起，继而是一片寂静。我走近小窗口，借着最后一丝光亮，我又凝视了一番自己的模样。还是这么严肃，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因为此刻，我就是这么严肃啊。但就在那时候，几个月来头一次，我清楚地听见了自己说话的声音。我认出来，这就是好多天以来在我耳畔回响的声音，我明白了，那么久以来，我都是一个人自言自语。我想起来母亲下葬那天女护士说过的话。不，没有出路，没有人可以想象监狱的夜晚是怎样的。

03

一个夏天替代另一个夏天，说到底，就如白驹过隙。我知道，第一阵炎热到来的时候，我的事情就要有新的进展。我的案子定于重罪法庭最后一次开庭时审理，这次开庭将于六月底结束。辩论进行的时候，外面太阳热辣辣的。我的律师告诉我，辩论最多持续两到三天。“何况，”他还说，“法庭忙着呢，您的案子并不是这次最重要的一件。您的案子后面，立刻就要办理一件弑父案。”

早晨七点半，有人来接我，囚车把我送进法院。两名法警把我送进一间昏暗的小屋子里。我们坐在门边上等着，门后传来一片说话声、叫唤声和挪动椅子的声音，所有这些喧嚣都让我想到那些街区里的节庆，音乐会之后，大家清理场地来跳舞。法警告诉我得等一会儿，其中一个还递给我一支烟，我拒绝了。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是不是感到害怕”，我说不害怕。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看一场官司也让我感兴趣。我这辈子还从没有机会看过呢。“的确，”另一个法警说，“不过看多了也很累人。”

过了一会儿，大厅里一个小电铃响了。他们打开我的手铐，打开门，让我走到被告席上去。大厅里挤满了人。尽管挂着帘子，有些地方还是有阳光渗透进来，空气已经闷到让人窒息，窗户都关上了。我坐下，两个法警各站一边。这时候我发现一排面孔，在我面前，他们都在望着我：我明白了，这些是陪审员，但我说不上来这些面孔彼此之间有什么区别。我只有一个印象：我正在电车上，面对着一整排的旅客，他们盯着新上来的人，想看看有什么滑稽的地方。我知道这种想法很荒唐，因为在这里他们要找的不是滑稽的地方，而是罪。不过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反正我就是有这样的念头冒了出来。

那么多人挤在这间密闭的大厅里，也让我有点儿晕乎。我又看了看陪审团，还是一张脸也看不清。一开始我并没有料到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看我——平时，没有人会关注我是谁，我需要费点儿劲才明白我是这一片骚动的起因。我对法警说：“这么多人！”他回答我说这是报纸的缘故。说着，他指给我看坐在陪审员座位下面桌子边上的一群人，说：“他们在那里。”我问：“谁？”他说：“报社的人呗。”他认识其中的一位记者，那人这时也看见了他，并且朝我们走来。这个男人已经有点儿年纪，脸上有点儿皱纹，看起来倒是挺和善的。他热情地握了握法警的手。这时候我注意到大家都在互相打招呼，互相交谈着，好像在俱乐部里碰到同一个圈子里的人那样高兴。我明白了为什么我刚才会有那么奇怪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像是个多余的人、是个擅自闯入的人。然而，那个记者微笑着和我说话了，他对我说希望我一切顺利。我谢过他，他又说：“您知道，我们有点儿夸大了您的案子。夏季，对报业来说是个淡季，只有您的事和那宗弑父案还有点儿报道价值。”于是他指给我看他刚刚离开的那群人中的一个小个子男人，那人看起来像是只胖乎乎的鼬，戴着一副黑边大眼镜。他说那是巴黎一家报纸的特派记者。“不过，他不是为您来的。因为他来报道那宗轼父案，人家就要他把您的案子也一起发回去。”说到这里，我差点要感谢他，但我想这会非常可笑。他对我做了个亲切的手势，便离开我们了。我们又等了几分钟。

我的律师到了，他穿着长袍，周围还有许多同行。他朝记者们走去，和他们握了握手。他们打趣着，大笑，显得非常自如，直到法庭上响铃为止。大家都回到各自的位置。我的律师朝我走来，跟我握手，建议我回答问题要简洁，不要主动说话，剩下的就交给他了。

左边，有椅子挪动的声音，我看见一个身材高高瘦瘦的人，穿着红色衣服，戴着夹鼻眼镜，仔细地折起长袍坐了下来。这是检察官。执达员宣布开庭，与此同时，两个大电扇一齐嗡嗡作响起来。三个法官，两个穿着黑衣服，第三个穿着红衣服，夹着卷宗进来，快速地朝着俯瞰大厅的主席台走去。穿着红衣服的那人坐在中间的椅子上，把法官帽放在身前，用手帕擦了擦他那小小的秃头，宣布审讯开始。

记者们已经拿起了钢笔。他们都一脸冷漠，还带着点嘲讽的意味。然而，其中有一个，年轻得多，他穿着灰色法兰绒衣服，系着蓝色的领带，把笔放在面前，看着我。在那张不太对称的脸上，我只看见一双浅色的眼睛，正细细地端详着我，表情不可捉摸。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像是我自己在看着自己。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也因为我不知道这种场合的规矩，我对后来发生的事情都没怎么搞清楚，比如：法官的抽签，庭长向律师、检察官和陪审团的提问（每一次提问，陪审员的脑袋都同时转向法官），迅速地念起诉书（我听出了一些地名和人名），然后再向我的律师提问。

庭长说应该传讯证人了。执达员念了一些姓名，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在那一群我刚刚没看清的人中，我看见几个人一个个站起来，从旁门走出去，他们是养老院的院长和门房、老多玛·贝莱兹、雷蒙、马松、萨拉玛诺，还有玛丽，玛丽还焦虑不安地看了看我。我很震惊居然没有早点看到他们。这时候塞莱斯特终于听到他的名字，站了起来。在他身边，我认出了在饭馆里见过的那个小女人，穿着那件短外套，一副精确无误、坚定不移的神情。她紧紧地盯着我。但是我没有时间多考虑，因为庭长开始讲话了。他说真正的辩论就要开始了，他相信没必要再要求听众保持安静。在他看来，他的职责是不偏不倚地引导关于这个案子的辩论，他希望能够客观地对待这个案子。在任何情况下，陪审团应该本着公正的精神做出裁决，哪怕有一点点的意外事故，他都会把听众逐出法庭。

法庭里越来越热，我看见在座的人都拿出报纸扇了起来，法庭上响起一阵持续的皱纸声。主席做了个手势，执达员送来三把蒲扇，三位法官立刻使用起来。

审讯很快就开始了。庭长心平气和地向我提问，我感觉甚至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些亲切感。不管我有多么厌烦，他还是让我自报家门，我觉得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万一审判错了人，那可是非常严重的。然后，庭长又开始叙述我做过的事情，每读三句话就问我：“是这样吗？”每一次，我都根据律师的指示回答道：“是的，庭长先生。”这持续了很久，因为庭长的叙述中有很多细节。整个过程中，记者们一直在写。我感觉到他们中最年轻那个人的目光，还有那个小“机器女人”的目光。那一排电车板凳上的人都转向了庭长。庭长咳嗽了一声，翻翻材料，然后他一边扇着扇子，一边转向我。

他对我说他现在要提出几个看起来和我的案子没有关系的问题，但实际上，这些问题可能和我的案子紧密相关。我知道他又要说到妈妈了，我也感觉到这有多令我厌烦。他问我为什么把妈妈送去养老院。我说我没有钱请人看着她、照顾她。他问我，就我个人而言，这一切是不是让我很难受，我回答说无论是妈妈，还是我，我们都不期待从对方身上得到什么，也不期望从任何人身上得到什么，我们俩都习惯了新的生活。于是，庭长说他并不想强调这一点，他问检察官还有没有别的问题要问我。

检察官朝我侧转了一点身，也不看我，说如果庭长允许，他想知道我是不是怀着杀死阿拉伯人的意图独自回到水泉那里的。“不是。”我说。“那么，你为什么带着武器，又单单回到那个地方去呢？”我说这是偶然。检察官以一种阴险的口吻说：“目前就是这些。”接下来的事儿就有点儿混乱了，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但是在一阵秘密交谈之后，庭长宣布休庭，听取证词改在下午进行。

我没有时间思考。他们把我带走，装进囚车，送回监狱吃饭。很快，我刚刚感觉到累，就有人来传唤我了。一切又重来一遍：我被送到同一个大厅，面对同一批面孔，只是大厅里更热了，奇迹一般，法官们、检察官、我的律师和记者们每个人手上都多了一把蒲扇。那个年轻的记者和那个小女人还在那儿，但他们不扇扇子，只是默默地望着我。

我擦了擦淌在脸上的汗，直到我听见传唤养老院院长，这才稍微重新意识到自己所在的地方和我自己。他们问他，妈妈是不是埋怨我。他说是的，但是养老院里的老人埋怨亲人差不多是一种通病。庭长让他明确妈妈是不是怪我把她送进养老院，他又说了一次“是的”。但是这一次，他没有补充什么。对于另一个问题，他回答说他对我在下葬那天所表现出的冷静感到惊讶。庭长又问他，在他看来，这种冷静代表着什么。于是院长看了看他的鞋尖，说我不想看一看妈妈，我一次都没有哭，下葬后立刻就走了，没有在她坟前默哀。还有一件令他惊讶的事情就是：殡仪馆的人告诉他，我不知道妈妈的年龄。大厅里肃静了片刻，庭长问他是不是确定是在说我。院长没有听懂问题，他回答：“这是法律。”于是庭长问检察官还有没有问题要问证人，检察官大喊：“哦！没有了，这已经足够了。”他的声音如此洪亮，他用扬扬得意的目光望向我，那么多年来第一次，我有一种想哭的愚蠢冲动，因为我意识到所有这些人是多么憎恨我。

问过陪审团和我的律师还有没有问题之后，庭长听了门房的证词。门房和其他人一样，也重复了同样的仪式。他走到我跟前，看了我一眼，就别过脸去了。他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他说我不想见一见妈妈，我抽烟、睡觉，还喝了牛奶咖啡。我感到这时候有什么东西激怒了大厅里的人，第一次，我理解了——我是有罪的。他们让门房重复了一下牛奶咖啡和抽烟的事情。检察官看了看我，眼睛里闪着一种嘲讽的光亮。这时候，我的律师问门房有没有和我一起抽烟，可是检察官猛地站起来反对这个问题：“这里谁是罪犯？这种试图污蔑证人来减弱证词的做法算什么高明！何况，证词并不会因此而减少其绝对的有效性！”尽管如此，庭长还是请门房回答这个问题。老头儿有点儿尴尬地说：“我知道我也有错，但是当时我没敢拒绝先生递给我的香烟。”这时，门房用一种既惊讶又感激的神情看了看我。他迟疑了一下，然后说是他请我喝的牛奶咖啡。我的律师得意地叫了起来，说陪审团一定会重视这一点的。但是检察官的声音在我们头上响起，他说道：“对，陪审团的先生们会重视的，而他们得出的结论将是，一个外人可以请喝咖啡，但一个儿子，面对着那个生了他的人的尸体，就应该拒绝。”门房回到了他的座位。

轮到多玛·贝莱兹，一个执达员把他扶到证人席上。贝莱兹说他主要是认识妈妈，至于我，他只见过一次，就是下葬那天。他们问他，那天我干了些什么，他回答道：“你们可以理解的，我自己那天太难过了，所以，我什么都没看见。痛苦让我什么都看不见了，因为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大的痛苦，我甚至都晕倒了。所以，我没法看见先生。”检察官问他，是不是至少看见过我哭，贝莱兹说没有。检察官又说：“陪审团会重视这一点的。”但是我的律师生气了，他以一种我觉得有些夸张的语气问贝莱兹，有没有看见我不哭。贝莱兹说：“没有。”一阵哄堂大笑。我的律师卷起一只袖子，以一种不容辩驳的语气说：“请看，这场官司就是这个样子。一切都是真的，但又没有什么是真的！”检察官脸上的表情让人捉摸不透，他用一支铅笔在档案材料的标题上戳着。

在暂停审讯的五分钟里，我的律师对我说一切都进行得再好不过了，然后他们听了塞莱斯特的辩护，他是由被告方传来的。所谓被告，当然就是我了。塞莱斯特不时地朝我这里看，手里玩着一顶巴拿马草帽。他穿着一身新套装，那是他有些礼拜天跟我一起去看赛马时穿的。但是我现在认为他那时没有戴硬领，因为他衬衫领口上只扣着一枚铜纽扣。他们问他我是不是他的顾客，他说：“是的，但也是一个朋友。”问他对我有什么看法，他说我是个男子汉；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谁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问他有没有注意到我是个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的人，他只承认我不说废话。检察官问他我是不是按时付钱。塞莱斯特笑了，说：“这是我们之间的小事情。”他们又问他对我的罪行有什么看法，于是他把双手放在栏杆上，看得出来他是有所准备的。他说：“在我看来，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一件不幸的事，大家都能理解，这种事会让你无法抗拒。就是这样！在我看来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他还要继续说，但庭长跟他说这很好，并且谢了他。塞莱斯特有点儿发愣，但是他说他还有话要说。他们让他长话短说，他又重复了一遍这是一件不幸的事。庭长说：“是啊，这是当然，但是我们在这儿就是为了审判这一类的不幸。谢谢您。”仿佛他已经竭尽所能地表现出了他的技巧和善意。塞莱斯特朝我转过身来，我看到他的眼睛闪闪发亮，嘴唇哆嗦着。他看上去像是在问我他还能做什么。我呢，我什么都没说，什么手势都没做，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想拥抱一个男人。庭长又一次命令他离开辩护席，塞莱斯特回到了旁听席上。在剩下的时间里，他一直待在那里，身子稍稍向前，双肘支在膝盖上，手里拿着草帽，听着大家说话。玛丽进来了。她戴着帽子，还是那么美，但是我更喜欢她披散着头发的样子。从我坐着的地方，我可以隐约看到她轻盈的乳房，我发现她的下嘴唇总是有点儿肿着。她好像很紧张。一上来，他们就问她从什么时候认识我的。她说是从她在我们公司工作的时候起。庭长想知道她和我是什么关系，她说我们是朋友。对于另一个问题，她回答说她的确是要和我结婚。检察官翻了翻一卷材料，问她是什么时候和我发生关系的。她说了个日子。检察官以一种漠然的口吻说，这好像是妈妈死后的第二天。接着他又以一种嘲讽的口气说他并不想强调一种微妙的处境，他很理解玛丽的顾虑，但是（这时候他的口气更强硬了），他的职责使他不得不超越礼仪习俗。于是，他要求玛丽讲一讲我和她发生关系那天的情况。玛丽不愿意说，但是在检察官的坚持下，她讲了我们游泳、看电影，然后回到我的住所。检察官说，根据玛丽在预审中所提供的情况，他查询了那一天的电影篇目。他又加了一句，要玛丽自己说那天放的是什么电影。玛丽用一种几乎是苍白的声音说，那天放的是一部费南代尔的电影。她说完的时候，大厅里鸦雀无声。这时候检察官站起来，神情非常严肃，伸出手指指着我，用一种在我听来极为激动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说道：“陪审员先生们，这个人在他母亲死去的第二天，就去游泳，就开始搞不正当关系，还在电影院看喜剧开怀大笑。至于别的，我就不用多说了。”他坐下了，大厅里还是一片寂静。可是，忽然间，玛丽大哭起来，说情况不是这样的，说还有别的事情，刚才那些是别人逼她讲的违心话，说她非常了解我，我没做过任何坏事。但是执达员在庭长的一个示意下，把她拖了出去，审讯继续。

接下去马松说话了，人们已经不怎么听了，他说我是个正直的人，“他甚至还要说，是个老实人”。等到萨拉玛诺，就更没有人听了。他追忆说我对他的狗很好，当问到关于我母亲和我的时候，他回答说我和妈妈无话可说，也是因为这样，我才把妈妈送进了养老院。“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啊。”萨拉玛诺说。但是似乎没有人理解。他被带出去了。

轮到雷蒙了，他是最后一个证人。雷蒙朝我点点头，立刻说我是无辜的。但是庭长说法庭要的不是判断，而是事实。他要雷蒙等着被提问，然后回答。他们要他明确和被害人的关系。雷蒙借机说被害人恨的是他，因为他羞辱了被害人的妹妹。但是庭长问他被害人是不是也有理由恨我，雷蒙说我到海滩上去完全是出于偶然。检察官问他悲剧根源的那封信怎么会出自我手，雷蒙回答说那是出于偶然。检察官反驳说偶然在这宗案子里对人的良心已经起了太多坏作用。他想知道，当雷蒙羞辱他的情妇时，我没有干涉，是不是也出于偶然；我到警察局去作证，是不是也出于偶然；我的证词完全是献殷勤，是不是也出于偶然。最后，他问雷蒙靠什么生活，雷蒙回答“仓库管理员”，但检察官朝着陪审团宣布，证人干的是拉皮条的污秽行当，而我是他的同谋和朋友。这本就是一件最荒淫无耻的事，由于牵扯到一个道德上的魔鬼而变得更加严重。雷蒙想自我辩护，我的律师也提出抗议，但是庭长要他们先让检察官说完。检察官说：“我没有太多要说的了。他是您的朋友吗？”他问雷蒙。“是的，”雷蒙回答，“这是我的一个朋友。”检察官又向我提出同一个问题，我看了看雷蒙，他也正看着我。我回答：“是。”检察官于是转向陪审团，说道：“还是这个人，在他母亲死后第二天就去干了件最荒淫无耻的勾当，为了一些毫无意义的理由就去杀人，只为了结一件伤风败俗的丑事。”

他坐下了。我的律师已经快没耐心了，他举起胳膊，长袍的袖子都落了下来，露出里面上了浆的衬衫上的条条褶皱，大声喊道：“说到底，他到底是被控埋葬了他母亲还是被控杀了人？”听众一阵大笑。但检察官又站了起来，披上他的法袍，义正词严地说，需要有可敬的辩护人那样的天真质朴才能不感到这两件事之间有一种深刻的、悲壮的、本质的关联。“是的，”他用力地喊道，“我控告这个人，他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这个控告在听众那里似乎产生了很大的效果。我的律师耸了耸肩，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但他似乎也动摇了，我知道事态对我来说并不乐观。

审讯结束了。走出法院上车的时候，有一刹那，我又感觉到了夏天夜晚的气息和色彩。在这飞奔着的昏暗囚室里，我仿佛是从疲倦的深渊里，一点一点听到了那些熟悉的声音，它们来自这座我热爱过的城市，来自某些我曾感到满意的时刻。已经轻松起来的空气中，飘荡着卖报人的吆喝声、小公园里还未散去的鸟叫声、卖三明治的小贩的喊叫声、电车在城里急转弯时的呻吟声，还有港口上方黑夜降临前天空的嘈杂声，这一切又在我心中随性地勾画出一条我在入狱前非常熟悉的路线。是的，这是我曾经感到满意的时刻，但已是很久以前了。那时候，等待我的总是轻盈而无梦的睡眠；然而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我又回到了牢房，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好像画在夏日天空中的熟悉的道路既能通向牢房，也能通向安宁的睡眠。

04

听见别人谈论自己总是很有意思的，即便是坐在被告席上听。在检察官和我的律师进行辩论时，我可以说大家对我的谈论是很多的，也许谈我比谈我的罪更多。不过，这些辩护词真的有那么大的区别吗？律师举起胳膊，说我有罪，但有可以宽恕的地方；检察官伸出双手，宣告我有罪，并且没有任何可以宽恕的借口。但是，有一件事让我隐约觉得尴尬。尽管我心里忧虑，但我偶尔也想加入进去说几句，但这种时候，我的律师就会对我说：“您别说话，这对您更有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在处理这件案子时，把我撇在了一边。这一切都在进展着，而我不能有任何干涉。我的命运被发落，完全不征求我的意见。时不时地，我想打断所有人的话，对他们说：“追根究底，谁才是被告？被告也是很重要的。我也有话要说！”但是想来想去，我也没什么要说的。况且，我得承认，人的兴趣点总不会持续太久的。比如，检察官的控诉很快就让我厌烦了。只有那些与全局无关的只言片语、一些手势和大段独白，还能使我震惊，或者引起我的兴趣。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从心底里就觉得我杀人是有预谋的。至少，他试图证明这一点。就像他自己所说：“先生们，我会提供证据，我将提出双重的证据。首先是光天化日之下的犯罪事实，接着还有这个罪恶灵魂在其精神状态驱使下，对我投出的隐晦目光。”他总结了妈妈死后的一系列事实。他强调了我的冷漠，不知道妈妈的年纪，第二天跟一个女人去游泳、看电影，而且还是费南代尔的片子，最后还带玛丽回家。这时候，我花了好久才搞明白他在说什么，因为他说“他的情妇”，而对我来说，那就是玛丽，不是什么情妇。接着，他谈到了雷蒙的事情。我发现他看事情倒还是很清晰的。他所说的，看起来倒头头是道。我和雷蒙合谋写信把他的情妇引出来，然后让一个“道德可疑”的男人去羞辱她。我在海滩上向雷蒙的仇人挑衅。雷蒙受伤了，我向他要来了手枪。我为了使用武器，又一个人回去。我按照预谋的，打死了阿拉伯人。我等了一会儿。为了“确保事情做干净了”，我又沉着地、坚定地开了四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事情就是这样，先生们，”检察官说，“我把这一系列事件的线索为你们勾勒出来了，这一切，说明了这个人是如何在对情况有充分认知的前提下，杀了人。我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不是一宗普通的杀人案件，不是一个可以酌情轻判的、未经考虑的偶然事件。先生们，这个人，这个人是很聪明的。你们也听到他说的话了，不是吗？他知道如何回答问题。他深知言辞的分量。我们应该说，他充分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听着，我听见人们认为我聪明。但我不太明白，怎么平常人身上的一些优点，到了罪犯身上，就变成了无可推卸的罪名。至少，这让我感到惊讶，我不再听检察官说话，直到我又听见他说：“他有表示过悔恨吗？从来没有，先生们。在整个预审的过程中，这个人没有一次对自己犯下的可怕罪行表示过受到了触动。”这时候，他转向我，用手指指着我，继续对我横加指责，而事实上，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当然，我也不能不承认，他说得有道理：我并没有对我的行为有多少悔恨。但是他这样激烈的态度让我惊讶。我真想亲切地、甚至友爱地向他解释说我从来不会真正对什么事情感到后悔，我关心的总是今天或者明天即将发生的事情。但是，在我目前所处的境况下，我自然不能以这种口吻和任何人说话。我没有权利对人表现出友好，也没有权利拥有善意。我试着继续听下去，因为检察官说起我的灵魂来了。

他说，陪审员先生们，他曾经试图探索我的灵魂，但他一无所获。他说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灵魂、没有人性，至于人们心中的道德原则，在我这里都是行不通的。“当然，”他又说，“我们也不能责备他。他不能得到的，我们也不能怪他没有。但是在法庭上，宽容这种美德是消极的，它应该转变为正义这种美德，这虽然没那么容易，却是更为高尚的。特别是，当这个人的心已经空虚到大家所见的程度，它正在变成一口深渊，整个社会都可能陷进去。”这时，他又说到我对待妈妈的态度。他重复了在辩论时说过的话，但是他的话要比谈到我的杀人罪时多得多，冗长得以至于到了最后，我只能感到这个早晨的炎热。最后，他停下了，沉默了一会儿后，他又用低沉的、坚决的声音说：“先生们，这个法庭明天将审判一宗穷凶极恶的罪行——弑父罪。”据他说，这种残忍的谋杀，超出人类想象。他斗胆希望人类的正义能够毫不留情地予以惩罚。但是，他敢说，这一罪行给他带来的憎恶，比起我的冷漠让他感到的憎恶来说，是相形见绌的。在他看来，一个在精神上杀死母亲的人和一个亲手杀死父亲的人，是要以同样的罪名退出人类社会的。在任何情况下，前者都是为后者的行动做准备的，它以某种方式预示了这种行为，并且使它合法化。“我相信，先生们，”他提高了嗓门说，“如果我说，坐在这板凳上的男人也犯了与这个法庭明天要审理的案件相同的罪，你们是不会觉得我的想法过于大胆的。因此，他要受到相应的惩罚。”说到这里，检察官擦了擦因出汗而发亮的脸。最后他说他的职责是痛苦的，但是他要坚定不移地完成它。他宣称说我和这个社会毫无关系，因为我蔑视它最根本的规则，而且我也不能指望这颗人类的心，因为我对它最基本的反应根本一无所知。“我向你们要这个人的脑袋，”他说，“而在我这样向你们请求时，我的心情是轻松的。在我这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有时也请求处死一个罪犯，但我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到这艰难的职责得到了补偿、平衡和启发，因为我已经意识到一种迫切而神圣的命令，因为我在面对这张除了残忍别无其他的脸时，感觉到一种憎恶。”

检察官坐下了，大厅里寂静了许久。我呢，我已经由于酷暑和惊讶而头昏脑涨了。庭长咳嗽了几下，用极其低沉的声音问我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我站了起来，因为我很想说话，我就有点儿没头没脑地说，我不是有意要打死那个阿拉伯人的。庭长回答说这是肯定的，但是到现在为止，他还不太懂我的辩护模式，他说他很乐意在我的律师发言之前，先让我说清楚我的举动背后的动机。我说得很快，有点儿语无伦次，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滑稽，因为我说是因为太阳。大厅里有人笑了起来。我的律师耸了耸肩，很快，他们就让他发言了。但是他说时候不早了，已经审了好几个小时了，他请求下午再审。法庭同意了。

下午，巨大的电扇不断搅动着大厅里厚重的空气，陪审员们手里五颜六色的小扇子都朝着一个方向摆动。我觉得我律师的辩护词大概永远也说不完了。有一阵子，我还是认真听了听，因为他正说道：“的确，我是杀了人。”接着，他继续用这种口吻，每次说到我的时候，他都说“我”。我很诧异。我侧身朝着一个法警，问他这是为什么。他叫我闭嘴，过了一会儿，他跟我说：“所有的律师都这么干。”我觉得这还是在把我排斥在事件之外，把我视作不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替代了我。但是我觉得我已经离这个审判庭很远了，再说，我觉得我的律师也很可笑。他很快以挑衅为由进行辩护，接着，他也开始谈起了我的灵魂。不过在我看来他远没有检察官有才华。“我也一样，”他说，“我也仔细探索了这个灵魂，但是和检察院的这位杰出代表恰恰相反，我发现了一些东西，而且我还可以说，我看得一目了然。”他看到我是个正派人，一个靠谱的职员，不知疲惫地忠于自己的雇主，受到大家的爱戴，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在他看来，我是个模范儿子，在能力范围内竭尽所能地赡养母亲，最后，因为我希望养老院能够给这位老妇人提供一种我自己给不了的舒适，我才把母亲送入了养老院。“先生们，我感到奇怪的是，”他又补充说，“大家对养老院议论纷纷。因为说到底，如果必须证明此类机构的用处和伟大，只需要说，那是国家资助的就行了。”只不过，他没有提到下葬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他辩护词里的漏洞。但是由于这些长句，也因为他们一天又一天、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谈论我的灵魂，我产生了一种印象，仿佛一切都变成了一摊没有颜色的水，看得我头晕眼花。

最后，我只记得，正当我的律师要继续发言时，一个卖冰激凌的小贩吹响了喇叭，响声从大街上穿射到大厅里和法庭上，最后传到我的耳畔。对于某种生活的记忆向我袭来，这种生活已经不再属于我，但我曾经在那里找到过我最简陋却最难以忘怀的快乐：夏天的气息、我热爱的街区、某一种夜空、玛丽的笑和连衣裙。我在这个地方一切的徒劳这时候都涌上我的喉头，我只迫切地想让一切结束，好让我赶紧回到牢房去睡觉。所以最后我的律师说了什么，我只听见一点点。他大吼着说陪审团是不会把一时糊涂的正直劳动者打发到死神那儿去的，他还要求考虑那些能够从轻发落的情况，因为我已经背负上了杀人的罪，这将是永远的悔恨，是最确定的刑罚。法庭中止了审讯，我的律师精疲力竭地坐下了。他的同事们都过来和他握手，我听到他们说：“太棒了，亲爱的。”其中一个甚至来找我求证，他对我说：“嗯？”我表示同意，但我的赞扬并不是真心的，因为我太累了。

然而，外面天色已晚，也不那么热了。从街上听到的一些声音，我可以猜到傍晚时分的惬意。我们都在那儿，等着。其实大家一起等着的事情，只和我一个人有关。我又看了看大厅，一切都和第一天一样。我的目光与那个穿灰上衣的记者和那个像机器人一样的女人的目光相遇了。这使我想起来，整个审判过程中，我都没有朝玛丽那边看一眼。我并没有忘记她，但我的事情太多了。我看见她坐在塞莱斯特和雷蒙之间，她朝我做了个小小的动作，像是在说：“总算结束了。”我看见她有点儿焦虑的脸上泛起了微笑。但我感觉我的心已经与世隔绝，我甚至没有能够回应她的微笑。

法庭重新开审。很快，有人把一连串的问题念给他们听。我听见“杀人罪”……“预谋”……“酌情减轻”。陪审员们出去了，我被带进那间小屋子里，之前我也是在里面等候的。我的律师来找我，他口若悬河，并且用从未有过的自信和亲切对我说，他认为一切都会顺利的，我只须坐几年牢或者服几年苦役就没事了。我问他如果判决不利的话，有没有机会撤销原判。他说没有。他的策略是不提出当事人的陈述意见，以免引起陪审团的不满。他对我解释说，不能就这样无缘无故随便上诉。我觉得这是显而易见的，便同意了他的看法。其实，冷静下来看，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不然的话，就有太多公文废纸了。“无论如何，”我的律师说，“上诉是可以的，但我相信，审判结果会是有利的。”

我们等了很久，我想大概三刻钟之后，铃声响了。我的律师向我告别，他说：“庭长要宣读答复了。您要等到宣读判决的时候才能进去。”我听见门咯吱作响，一些人在楼梯上跑着，我听不出他们的远近。接着，我听见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大厅里读着什么。铃又响了，被告席的门开了，大厅里的寂静向我涌来，伴随着这种寂静的，是一种油然而生的奇特感觉，因为我注意到那个年轻的记者把眼睛转到了别处。我没有朝玛丽那边看。我没有时间，因为庭长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对我说，要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在一个广场上将我斩首示众。这时，我才感觉自己认清了在所有这些脸上读到的感情。我确信那是一种敬重。法警对我也温和了；律师把手放在我的手腕上；我什么也不想了。庭长问我还有什么话要说。我考虑了一下，说：“没有。”于是他们把我带走了。

05

我拒绝接待指导神父，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跟他没什么可说的，我不想说话，很快我又会见到他。我现在感兴趣的，是想逃避不受我意志控制的进程，是想知道不可避免的事情能不能有一个出路。我又被换了牢房。在这个牢房里，我一躺下就看得见天空，但也只看得见天空。我整天整天地望着它脸上渐弱的光线由昼入夜。我躺着，双手枕在脑袋下面，等待着。我不知道多少次想过，以前有没有判了死刑的人逃过了那无可抗拒的命运，临刑前逃之夭夭，割断警方的绳索。于是我就怪自己以前没有对描写死刑的作品给予足够的关注。对于这些问题，一定要随时关注，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像大家一样，我读过报纸上的报道，但一定有专门的著作，我却从来没有兴趣去翻翻。可能在那里面，我会发现关于逃跑的叙述。那我或许就会知道，至少有那么一次，绞架的滑轮突然停住了，或是在这种不可遏制的预谋中，仅仅那么一次，偶然和运气改变了一些东西。仅此一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这对我也就足够了，剩下的就交给我的心去管了。报纸上常常谈论对社会欠下债的问题。按他们的意思，欠了债就要还。不过，在想象中，这就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逃跑的可能性，是一下跃出那不可避免的仪式，是发疯似的奔跑。奔跑，能给希望提供所有的机会。当然，所谓的希望，就是在马路的一角，在奔跑中，被一颗流弹打死。但是我想来想去，没什么东西能允许我有这样一种奢侈的享受，一切都禁止我，那超越意志的进程又抓住了我。

尽管我心怀善意，但还是不能接受这种咄咄逼人的确凿性。因为说到底，在构成这种确凿性的判决和这个判决被宣布之后不可逆转的进程之间，有一种可笑的不相称。这个判决是在二十点做出的，而如果是在十七点，它也可能完全是另一个结果。它是由一些换了衬衣的人做出的，它是要取得法国人民的信任的，而法国人（或者德国人，或者中国人）却是一个很不确切的概念，在我看来，这一切，使得这个决定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它的严肃性。然而，我不得不承认，从这个决定被做出的那一秒起，它的效用就和我身体所靠着的这堵墙的存在一样确实、一样可靠。

这时，我想起了妈妈告诉我的一个故事，是关于我父亲的。我没见过他。关于这个人，我所知道的所有确切的事，可能就是妈妈告诉我的那些事：他曾去看过处决一个杀人犯的过程。他一想到要去看杀人，就感到不舒服。但他还是去了，回来的时候，他差不多呕吐了一上午。我听了之后觉得我父亲有点儿令我恶心。现在，我明白了，那是很自然的。我当时怎么就没看出来，没什么事比执行死刑更重要了，总之，这是唯一一件真正能使人感兴趣的事情！如果我真的能从这座监狱出去，我一定去观看所有的处决。我觉得我不该想到这种可能性的。因为想到有那么一个早晨，我从警察的绳索后面得到了自由，再想到另一方面，我作为观众来看热闹，事后还要呕吐一番，一想到这些，就有一阵恶毒的喜悦涌上我心头。但这是不理智的。我不该让自己有这些想法，因为这么一想之后，我立刻感觉浑身冰冷，不得不蜷缩到被窝里，我的牙齿不自觉地打战。

但是，人当然也不能总是理智的。比方说，有几次，我就制订了一些法律草案。我改革了刑罚制度。我注意到，最根本的就是要给犯人一个机会。只要有千分之一的机会，就足以调解很多事情。所以，在我看来，应该发明一种化学药剂，服用之后可以有十分之九的机会杀死受刑者（我想的的确是：受刑者）。条件是，要让他事先知道。因为经过我反复琢磨，冷静思考后，我发现断头刀的缺点就是，没给任何机会，一点都没有。总之，受刑者是一劳永逸地死定了。那是一桩已经了结了的案子、一种已经选定了的手段、一项已经谈妥了的协议，没有再商量的余地了。如果万一，脑袋没有砍下来，那就得再砍一次。于是，令人郁闷的是，受刑的人得希望机器运转靠谱。我觉得这是它不完善的一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也得承认，一个完美安排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总之，受刑者不得不在精神上与之合作。他最好希望一切照计划运行，不要发生意外。

我还发现，直到如今，我对于这些问题有着一些并不那么正确的看法。我曾经长时间地以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断头台，是要通过一级一级台阶，爬到架子上去的。我觉得这是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的缘故，我是想说，因为关于这个断头台的问题，我所学到的、看到的，就是这样。但是，一个早晨，我想起了一张报纸上刊登过的照片，是关于一场引起轰动的处决。事实上，机器就放在平地上，再简单不过了。它比我想象的要窄很多。很奇怪，我竟然早先没有察觉到这一点。照片上的机器看起来精密、完善、闪闪发光，令我印象深刻。一个人对于他所不了解的东西，总会有一些夸张了的想法。事实上，我不得不说，一切都很简单：机器和朝它走过去的人，都在平地上。人走到机器跟前，就像碰到另一个人一样。这也很讨人厌。若是通过台阶登上断头台，就像升天一样，想象力也能得以飞升。而现在呢，不可逆转的进程压垮一切：一个人被处死，却没有引起什么人的注意，这种死，带着一点羞辱和极大的准确性。

还有两件事，也是我总在考虑的，那就是：黎明和我的上诉。事实上，我总是给自己讲道理，试图不去想它。我躺着，望着天空，努力使自己对天空产生兴趣。天空变成了绿色，傍晚降临了。我又加了一把劲，想转变一下思路。我听着自己的心，我不愿想象这种跟了我这么久的声音有朝一日会停止。我从未有过真正的想象力，但我还是试图想象出某个短暂的片刻，我心脏的跳动不再传到我的脑子里。但只是徒劳，黎明和我的上诉还在那里。最后我只能跟自己说，最通情达理的方式就是不要勉强自己。

他们总是在黎明时分来的，我知道。总之，我整夜整夜地等待着黎明。我从来不喜欢被逮个措手不及。如果有什么事要降临到我头上，我更喜欢清醒地存在于现场。这就是为什么到最后，我只在白天稍微睡一下，而在一个又一个的夜里，我耐心地等待着曙光把天窗照亮。最难熬的，是那个昏惑不明的时刻，我知道他们一般都是在那时候行动的。一过午夜，我就开始等待，开始窥伺。我的耳朵从来没有听到并分辨出那么多差异细微的声响。另外，应该说，这段时间里，我还算运气不错，因为我从来没听见过脚步声。妈妈以前常说，一个人总不会完全只有痛苦。当天空泛出色泽，新一天悄悄钻进我的牢房时，我觉得她说的真是有道理。当然还因为，我本该是要听到脚步声的，我的心本该紧张到炸裂的。哪怕是一点点最细微的移动声，也会使我扑到门口，甚至把耳朵贴在门板上，我发狂似的等待着，直到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嘶哑得像一条狗在喘气，我都被自己吓到了。但总之，我的心没有炸裂开来，我又赢得了二十四小时。

整个白天，我就考虑我的上诉。我觉得我已经充分利用了这个念头。我盘算着我的结局，我从这种思考中获得了最大的收益。我总是做最坏的设想：我的上诉被驳回。“那么，我就得去死。”比别人死得早，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谁都知道，人生是不值得一过的。我不是不知道，三十岁死或者七十岁死，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不论是哪种情况，别人都会继续活下去，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几千年来都是这样。总之，没有什么比这更清楚了。反正总归是我去死，不论是现在，还是二十年后。这时候，我的推理中让我有些尴尬的，是我想到我还要活二十年时，内心感受到了一种可怕的激动。不过，如果我真要是想到二十年后我会有什么想法时，我只要把它压下去就是了。人既是要死的，那么，怎么个死法、什么时候死，这些都不重要，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困难的是不要忘记这个“所以”所代表着的一切推理），如果我的上诉被驳回，我也应该接受。

这时，只有到这时，我才可以说是有了权利，以某种方式来允许自己考虑第二种假设：我获得了特赦。这个假设中令人苦恼的是，必须将我血液和肉体的冲动控制得不那么狂热，不因为发狂的快乐而使我双眼灼痛。我必须竭力压制住这种呐喊，对它进行理智的思考。在这种假设中，我还要表现得一如平常，这样才能使自己更能接受第一种假设。一旦我成功做到了，我就能赢得一小时的安宁。这毕竟也不容易。

也是在一个这样的时刻，我又一次拒绝了接待神父。我正躺在那里，天空中某种金黄的色彩使人想到夏天傍晚的临近。我刚刚放弃了我的上诉，并且感到血液在我身体里正常地循环流动。我不需要见神父。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到了玛丽。她已经好多天没给我写信了。那天晚上，我思来想去，我想她可能已经厌倦了当一个死刑犯的情妇；我也想到，她有可能是病了，或者死了。这都是合乎情理的。既然如今我们两具肉体已经分开，而这分开的肉体之外，也没有任何东西联系着我们，没有任何东西使我们彼此思念，我又怎么能知道呢？另外，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对玛丽的回忆也变得无动于衷了。她死了，我也就不再去关心她了。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我很明白，我死以后，人们也会把我忘了。他们和我不再有什么瓜葛了。我甚至不能说这样想是残忍无情的。

就是在这个时候，神父进来了。我看到他之后，轻轻地颤抖了一下。他看出来了，对我说不要害怕。我对他说，平时他都不是这个时间点来的。他回答我说，这完全是一个友好访问，与我的上诉毫无关系，其实他对我的上诉也一无所知。他坐在我的床上，请我坐在他边上。我拒绝了。但我觉得他的态度还是很和蔼可亲的。

他坐了一会儿，胳膊放在膝盖上，低着头，看着他的双手。那双手细长而苍劲，让我想到两头灵巧的野兽。他双手紧挨着，慢慢搓着手掌，然后他就这样待着，一直低着头。我感觉他坐了好久，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忘了他在那儿了。

但是他突然抬起头来，眼睛盯着我的脸，他问我：“您为什么拒绝接待我？”我回答说，我不相信上帝。他想知道我是不是确定，我说我用不着问自己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重要。他于是把身子朝后一仰，靠在墙上，两手贴在大腿上。他说，他注意到有时候一个人自以为有把握，但事实上并没有。他看起来甚至都不是在对我说话。我没吭声。他看了看我，问道：“您怎么看呢？”我回答说那是可能的，无论如何，我可能不确定什么是我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但我非常确定什么是我不感兴趣的事情。而他跟我说的事情，恰恰是我不感兴趣的。

他不看我了，但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姿势，问我这样说话是不是因为极度的绝望。我对他解释说我并不绝望，我只是害怕，这是很自然的。“那么上帝会帮助您的。”他说，“所有我认识的和您情况相同的人，最后都皈依了他。”我承认那是他们的权利。这也证明了他们还有时间。至于我，我不想要别人帮助我，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去对我不感兴趣的事情再发生兴趣了。

这时候，他气得两手发抖，但是他很快挺直了身子，整理了一下袍子上的褶皱。整理完之后，他称呼我为“我的朋友”，对我说，他这样和我说话不是因为我是个被判了死刑的人。在他看来，我们所有人都是被判了死刑的。但是我打断了他，我说这不是一回事儿，再说，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种安慰。“当然了，”他也同意了我的说法，“但是就算您今天不死，以后也是要死的，那时候您就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您将如何接受这个可怕的考验呢？”我回答说，我现在怎么接受它，到时候也会是怎么接受它的。

听到这话，他站了起来，两眼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这个伎俩我很熟悉，我常常和埃马努埃尔或者塞莱斯特这样闹着玩，一般说来，他们最后都移开了目光。我立刻就明白了神父也很熟悉这伎俩，因为他的目光非常笃定。他的声音也不颤抖，他对我说：“所以您就一点都不怀有希望了吗？您就这样一边活着，一边想着您将彻底地死去吗？”我回答说：“是的。”

于是，他低下了头，又坐了下来。他说他怜悯我，他认为这对一个活着的人来说，是不可承受的；而我，我只是感到他开始让我厌烦了。这回轮到我转过身去，走到天窗底下，我用一个肩膀靠着墙。我听到他又开始询问我了，我有意无意地听着。他的声音听起来焦虑又急切。我知道他是动了感情，于是我听得认真了些。

他说他确信我的上诉会被接受，但是我背负着一桩我应该摆脱的罪孽。据他说，人类的正义并不算什么，上帝的正义才是一切。我说正是前者判了我死刑。他说我的罪孽并没有因此被洗刷掉。我对他说我并不知道什么是罪孽，他们只告诉我，我是个犯人。我是个犯人，我为此付出代价，除此之外，不该再对我有更多的要求了。这时，他又站了起来，我想在这样一间狭窄的囚室里，他要是想活动活动，也没有别的选择了。要么坐下，要么站起来，只能这样了。

我两眼盯着地面。他朝我走了一步，停下，好像不敢再往前走一样。他透过一条条铁栅栏望向天空。“您错了，我的儿子，”他对我说，“我们可以向您要求更多。或许，我将向您提出这样的要求。”“所以，是什么要求呢？”“我想要求您看。”“看什么？”

牧师四下望了望，我突然发现他的声音特别疲惫，他回答说：“所有这些石头都渗透着痛苦，我知道。我每一次看到它们，心中都充满着忧虑。但我心底知道，你们当中最苦痛的人，就从这些晦暗的石头中看见过一张神圣的面容浮现出来。我想要求您看的，就是这张面容。”

我有点儿激动了。我说我看着这些墙壁已经好几个月了，我对它们，比我对世上任何东西、任何人都要熟悉。也许，很久以前，我曾在那上面寻找过一张脸，但是那张脸上有着太阳的颜色和欲望的火焰：那是玛丽的面容。但我也只是白费力气，因为我没有找到。现在，都结束了。总而言之，从这些渗透着什么的石头上，我没看见有什么东西浮现出来。

神父带着一种悲伤的神情看了看我。我现在全身靠在墙上，阳光流泻在我的额头。他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然后他很快地问我是否允许他拥抱我。“不。”我回答。他转身，朝墙走去，慢慢地把手放在墙上：“您就这么爱这个世界吗？”我没有回答。

他就这样背着我站了很久。他待在这里，让我觉得很压抑，也很烦躁。我正要让他走，让他别管我，他却突然转身，对着我大声说道：“不，我不能相信您的话。我确信您曾经渴望过另一种生活。”我回答他那是当然，但那并不比盼望成为富人、盼望游泳游得更快或者有一张更好看的嘴来得更为重要。那都是一回事。但是他拦住了我，他想知道那是怎样的另一种生活。于是，我就朝他喊道：“一种能让我回忆现在这种生活的生活！”说完，我立刻跟他说我受够了。他还想和我说说上帝，但我朝他走去，我试图跟他最后解释一遍我所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不愿把它浪费在上帝身上。他试图改变话题，问我为什么称他为“先生”，而不是“我的父亲”。这可把我惹火了，我回答他，他不是我的父亲，就让他去做别人的父亲吧。

他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不，我的儿子，我和您同在。但是您不能明白，因为您的心被蒙蔽了。我为您祈祷。”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好像什么东西在我体内爆裂了，我扯着喉咙大喊，我辱骂他，我叫他不要为我祈祷。我揪住他长袍的领子，把我心底喜怒夹杂的悸动一股脑儿地浇注到他身上。他的神情不是如此地确定吗？然而他所有的确定，还抵不上女人的一根头发。他甚至连自己是不是活着都不能确信，因为他活着就如同死了一样；而我，我看起来是两手空空，但我对自己是确信的，我对一切都是确信的，比他确信，对我自己的生命和这即将到来的死亡都是确信的。是的，我有的，也不过是这种确信。但是至少，我抓住了这个真理，正如这个真理抓住了我一样。我以前是有理的，我现在依然有理，我永远都是有理的。我曾经以某种方式生活过，我本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生活。我曾经干过某件事，我没有干过另一件事。那么，之后呢？好像我一直等待着的，就是这一分钟，就是这样一个黎明，我被证明是清白的。没有，没有什么是重要的，我很清楚为什么。他也清楚是为什么。在我所度过的整个荒诞的人生中，从我未来的深处，一股昏暗的气息穿越尚未到来的岁月向我扑来，这股气息一路袭来，使别人向我建议的一切都变得毫无差别，未来的岁月并不比我已经度过的岁月更真实。既然只有一种命运选中了我，而成千上万和他一样的幸运儿却自称是我的兄弟，那么他人的死亡、对于一位母亲的爱，和我又有什么关系？他所说的上帝、他们选择的生活、他们选中的命运，和我又有什么关系？他懂？他懂吗？大家都是幸运儿。这世上只有幸运儿。其他人也一样，有一天他们也要被判刑。他也一样，他也会被判刑。被控杀人，只因为在母亲下葬时没有哭泣而被处决，这又有什么要紧呢？萨拉玛诺的狗和他的老婆同样重要。那个机器人一般的小女人、马松的巴黎小女人，或者想和我结婚的玛丽，一样都有罪。雷蒙是不是我朋友，塞莱斯特是不是比他更好，又有什么要紧呢？玛丽今天把嘴唇伸向一个新的默尔索，又有什么要紧呢？他能懂吗？这个被判了刑的人，从我未来的深处……喊出了这一切，我感到窒息。但是已经有人把神父从我手里抢过去，看守们威胁我，而神父却要他们平静下来，他静静地看了我片刻，眼里噙满了泪水。他转过身去，走了。

他走以后，我恢复了平静。我精疲力竭，一下子扑倒在床上。我觉得我是睡着了，因为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漫天的星斗照在我的脸上，田野上的声响传到我的耳畔。夜晚的气味、泥土的气味，还有盐的气味，给我的太阳穴带来阵阵清凉。夏天睡着了，它那美妙的安宁宛若一阵潮水，涌入我的身体。此刻，长夜将尽，汽笛声鸣响起来，它们宣告着这个世上的一次次启程，而这个世界，已经永远地，与我无关了。长久以来第一次，我想起了妈妈。我感觉自己理解了，为什么她要在晚年找一个“未婚夫”，为什么她玩起了“从头来过”的游戏。那边，那边也一样，养老院里，一个个生命行将消逝，而那四周包裹着它的黑夜，如同一场忧伤的间歇。如此接近死亡的时刻，妈妈也该感到解脱，并准备好把一切从头来过了。没有人，没有人有权利为她哭泣。我也一样，我也感到准备好，把一切从头来过。好像这场勃然的怒火净除了我精神上的痛苦，也清空了我的希望，面对这样一个充满启示与星斗的夜，我第一次向这个世界温柔的冷漠敞开了胸怀。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和我如此相像，终究是如此友爱，我觉得我曾是幸福的，现在依然是幸福的。为了让一切有个了结，为了使我不感到那么孤独，我还是希望我被处决的那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用仇恨的喊声来欢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