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正如萨德选择“城堡”，陀氏选择“地下室”作为场景，主人公皆为荒诞人，即为现世灵魂磨难的典型，具有强烈的地狱意识，其文学意义可以说预示未来战壕阵亡和集中营灭族屠杀。不同之处在于，萨德式人物欲主宰地狱权力，而陀氏荒诞人则逆来顺受，只求灵魂高尚。但两者都进入人生存在层面，跨入形而上反抗的精神层面。

我们上述加缪的形而上反抗，是指世人自身始终如一的存在，不是憧憬，也不是希望。这种反抗，只会遇到不可抵抗的命运，又缺乏本应与命运形影相随的逆来顺受。这里指的是，人与其自身的阴暗面进行永久的对抗。世人总要求透明，而透明在荒诞人生中是不可企及的。于是，只能在荒诞的形而上孤独中叩问个体存在的意义。“我”，这个孤独的人，虽然“我身上的这颗心，自己能体验到，并能判定其存在”，但这个“我”只不过是“一掬之水，会从我的指缝流走”。我可以把这个“我”可能摆出的各种面孔一张张描绘出来，还可以描绘别人给予这个“我”的各种面貌，但不可将其相加。这颗孤独的心即使属于我，也永远无法让我确定我自己：“我永远是自己的陌路人。”

因此，必须知道世人能否光凭荒诞而活着，或者逻辑要求世人因荒诞而自杀。然而，自杀是一种忘恩负义。荒诞人只能耗尽一切，包括耗尽自己。荒诞使他极度紧张，于是他不断孤军奋战，维持紧张。因为他知道在日复一日的觉悟和反抗中，他表现出自己唯一的真理，即挑战。“重要的不是永恒的生命，而是永恒的活力。”（尼采语）“上帝死了”之后，信仰失落的无家可归感，引起对存在意义的叩问。发现人生无意义，就是人对自身被抛入荒诞之中的自我发现。西西弗被定罪，被抛入历史，孤独无奈艰难地活下去，这本身就是对自身存在的一种叩问，更是一种自我觉醒。

加缪，如同马尔罗和萨特，也是法国二十世纪作家中叩问人生存在意义的先锋派。他们仨都是尼采的信徒，同时又以各自的方式偏离尼采主义。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共同的视野源头都是尼采的论断：“上帝死了”，进而“价值死了”，再而“理想死了”。一言以蔽之：“创始原理缺失。”然而作为彻底的反抗者，他们的一切精神生活都是想自己成为精神上帝，站在某个道德的制高点上，创造一种崭新的精神形态赋予人类命运。虽然他们的精神作品能否永存还需历史来检验，但他们都竭尽人事了。

沈志明

二〇一二年春末于上海

注释

【1】参阅加缪名著《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