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魔王,路济弗尔与浪荡公子》
不妨再花点时间谈谈文学家。说真的,浪漫主义以其混世魔王般的反抗只不过趋附想像的奇遇。与萨德如出一辙,浪漫主义者脱离古式反抗,偏重恶和个体。在此阶段,反抗强调挑战和拒绝的力量,却忘记反抗的积极内容。既然上帝要求善寓于世人,那就必须把善搞得一钱不值,进而选择恶。因此,对死亡和非正义的憎恶至少将导致对恶和杀颂扬备至,即使不去实践恶和杀。
浪漫主义者偏爱的《失乐园》【14】中,撒旦的斗争和死神的斗争均为这种悲剧的象征。由于死神偕同罪神变成撒旦的儿子,其象征意义更为深刻。反抗者由于且认为无罪,所以与恶斗争时摒弃善,从而重新孕育恶。浪漫主义英雄首先分不清善与恶,可以说把宗教上的善与恶混淆得一塌糊涂。例如,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1757—1827)著作中这是压倒一切的主题。这类英雄是“命中注定的”,因为天命早把善与恶混淆了,所以世人是无法抗拒的。命定性排斥价值判断,代之以“就是这样的”,从而原谅一切,但不肯原谅造物主,因为造物主是唯一要对引起公愤的事实负责。浪漫主义英雄也是“命中注定的”,因为随着他的力量日益壮大和才华不断增强,恶的威力在他身上也越发壮大。于是,一切权力,一切过分,却冠以“就是这样的”。让艺术家,尤其诗人,魔鬼附身,这个非常古老的想法在浪漫派作家身上找到了富有挑衅性的表达。在这样的时代,甚至出现一种魔鬼帝国主义,旨在把一切归并于属下,直至把正统派的天才们归顺于麾下。布莱克觉察到:“弥尔顿之所以谈到天使和上帝时下笔拘谨忌惮,而论及魔鬼和地狱时则写得大胆泼辣,正因为他是个真正的诗人,置身于魔鬼一边而不自知。”于是,诗人,天才,世人,以其最崇高的形象,与撒旦同时呐喊:“永别了,希望,但怀有希望时,与恐惧诀别吧,与悔恨诀别吧!……恶呀,成为我的财富吧!”这是无辜受凌辱者的呐喊。
因此,浪漫主义英雄自认为因怀念行善不成而被迫作恶。撒旦奋起反对其造物主,因为后者使用暴力欺压他。弥尔顿笔下的撒旦指出:“造物主理性上也讲平等,但实际上,借助暴力凌驾于平等者之上。”就这样,神明的暴力脆快了当地受到了谴责,正如赫尔曼·麦尔梅尔【15】指出:“弥尔顿笔下的撒旦在道德上大大超越上帝,尽管遭受艰难困苦和逆境厄运,依然百折不挠:他优胜于那种对仇敌施以心狠手辣报复的人,因为后者处在稳操胜券的冷酷安全中。”所以,“离开上帝越远越好”,这样反抗者就可以主宰与神明秩序相敌对的一切力量。因为,善是上帝出于某些不公正的意图而确立和使用的一切概念,所以,邪恶王子只能自选其道。无辜本身就把反叛者惹翻了,因为这意味着盲目受骗。“无辜触怒的黑色恶鬼”所挑起的人类不公跟神明不公不相上下。既然暴力是创世之根基,就干脆以暴还暴吧。绝望到极点总还是事出有因,即使反抗处于满怀仇恨的无作为状态,在经历漫长磨难的过程中,善与恶的区别也就彻底消失了。
(撒旦)再也感受不出善事与恶行,
他失去了快乐,因为制造了不幸。
这是维尼【16】笔下的撒旦。他的两行诗道出了虚无主义的特征,也批准了杀害。
确实,杀害很快变得和蔼可亲了。只需把中世纪雕刻家给画家所创作的路济弗尔与浪漫派的撒旦比较一番便了然于胸。“年轻忧郁和风流倜傥”的少年(维尼语)替换了长角的野兽。“不知天高地厚的潇洒美男子。”(莱蒙托夫语)孤独而强势,忧伤而傲慢,若无其事地欺压他人。他的托辞是痛苦。弥尔顿笔下的撒旦说:“谁敢羡慕这样的人:地位虽最高却被判无休止最大份额的痛苦?”遭受如此之多的不公,遭受如此之久的痛苦,导致各种各样的过度。于是,反抗者给了自己几多方便。杀害总不至于推荐给反抗者自己吧。但,杀害已纳入狂热之价值内涵,这对浪漫派而言是至高无上的。
狂热是无聊的反面:罗朗萨丘【17】梦想成为凶汉。美妙优雅的感受性偏偏呼唤野蛮人的粗放狂热。拜伦式的英雄对爱情无能为力,抑或即使有性能力也不可能成功,只好苦于忧郁。他孤独、颓丧,其生存状况使他委靡不振。他苦想感受生活,就必须采取一个短暂而凶险的行动,使自己极度兴奋起来。爱得情有独钟,决不再有第二次钟情,那就是爱得如火如荼,乱喊乱叫,然后自消自灭。此公只在稍纵即逝的瞬间活了一回,为了:
一颗被暴风雨裹挟折磨的心
与暴风雨建立短暂而鲜活的联姻。
——莱蒙托夫
致命的威胁笼罩我们的生存状况,使万物凋零。惟有呐喊方能活得下去,把亢奋充当真理。到了这般地步,世界末日论成为一种价值,把一切都混为一谈:爱情与死亡,良心与犯罪,一概鱼目混珠。在脱离轨道运行的世上,别无其他,只此一种生活,即陷入深渊的生活,用阿尔弗雷德·勒普瓦特万【18】的话来说,“狂怒得发抖却依恋着犯罪”的人们身临深渊里打滚,为了在那里面咒骂造物主。于是,狂乱的陶醉以及达到极限时所犯下漂亮的罪行在一瞬间耗尽了一生的全部意义。浪漫主义好在并未宣扬本义上的罪恶,只是热衷于通过不法之徒的传统形象,比如善良的苦役犯【19】,又如慷慨的盗贼【20】,来阐释其诉求的深层运作。充满血腥的情节剧和黑色小说风靡一时。皮雷克塞库尔从书的廉价吊起世人心中这类可怕的胃口,而另一些欲望则在灭绝集中营里得以满足。这些作品想必也是对当时社会的挑战。但,追本溯源,浪漫主义首先挑战的是道德法则和神明法理。有鉴于此,浪漫派的原始形象首先不是革命者,而在逻辑上,是浪荡公子。
所谓逻辑上,是指这种顽固的玩世不恭只能翻来覆去肯定不公正,甚至某种程度上巩固不公正,以此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在此阶段,痛苦只在治愈的条件下才可承受。反抗者选择了对最坏的事情进行形而上思考,并将其表现在使人苦恼不堪的文学中,我们至今还未摆脱这种如入地狱的苦恼。“我感受到我的权力,同时也感受到我的镣铐。”(彼鲁斯·博雷尔语)【21】这类镣铐备受青睐。也许不必用镣铐来证明或行使权力,毕竟还没有把握拥有权力嘛。就拿博雷尔本人来说,他在阿尔及利亚谋得一份官差,此公竟然以普罗米修斯自居,硬要关闭酒吧,硬要移居民移风易俗。尽管如此,任何诗人,想要被接纳,就该挨骂。我们的文学至今仍感切肤之痛。马尔罗说:“该死的诗人不复存在了!”是不多了吧!但其他诗人却是问心有愧呀!
夏尔·拉萨伊【22】亲自策划过一部哲理小说:《罗伯斯庇尔和耶稣·基督》,每晚总得大声说上几句亵渎神明的疯话,以资壮胆,否则睡不着觉。反抗者以服丧装扮自己,登上舞台让人追捧。浪漫派把个体崇拜推向更远,是开创个人崇拜的鼻祖。这在当时很合乎逻辑。浪漫派反抗从形态上寻找答案,不再对上帝的戒律或单一性抱希望,顽强集聚起来面对厄运,迫不及待地维护在注定死亡的世界上一切尚可维护的东西。形态把听天由命、被神明暴力摧垮的世人集聚在审美的统一性中。必将死亡的人在消逝之前至少辉煌一番,这种辉煌使浪漫派的反抗者振振有词。所以,此种辉煌成了一个固定不变的基点,惟其可资对抗怀恨的上帝那一成不变的面目。僵硬的反抗者顶住上帝的目光,毫不示弱。弥尔顿说:“任何东西都改变不了这种始终不渝的精神,这种因良知受辱而产生的傲慢。”一切都在骚动,都在奔向虚无,然而被凌辱者仍执著不懈,至少维护着自豪。雷蒙·格诺【23】发现浪漫派巴罗克风格一位艺术家的高论:“一切精神生活的目的就是成为上帝。”说真的,这位浪漫主义艺术家在他那个时代是有点超前的。当时,目的只不过与上帝平起平坐,只要保持自己的水平就行了。此公并不想摧毁上帝,不过凭借不断努力,拒绝屈从上帝罢了。浪荡是苦行的一种堕落形态。
浪荡公子以美学手段创造自己的单一性。但这是一种奇特的、否定的美学。按波德莱尔的说法,“在镜子面前生活和死亡”,这就是浪荡公子的座右铭。确实,这一处世箴言是结构严密的,浪荡公子就其本义而论,是反对派,始终处于挑战中。至此,创造物与造物主是和谐一致的。一旦创造物与造物主决裂,那就听凭流逝的时刻和岁月摆布了,其感知性也被驱散了,所以必须重新掌握自己。于是,浪荡公子们团结起来,以拒绝为力量来铸造单一性。浪荡公子作为不守教规的个人必将与作为大人物的自己协调一致。所谓大人物的意思就是公众人物;而浪荡公子又只能以反对派的姿态出现,那就不得不寓于别人的面貌里确保自己的存在。他人即镜子。而镜子很快就模糊不清了,确实如此,因为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注意力必须不断被唤醒,接受挑衅的考验。故而浪荡公子不得不始终不断使人惊讶。他的天职在于别出心裁,他的完美在于竞相许诺。不断决裂,远离社会生活,独善其身,否定他人价值,强迫他人也要独具匠心。他把生命当赌注,从而享受不了生活。他玩命,直至死亡,要不然孑然一身,连镜子也不照:对浪荡公子来说,孑然一身等于什么也不是了。浪漫派之所以如此堂而皇之高谈孤独,只是因为孤独是他们真正的痛苦,无法忍受的痛苦。他们的反抗植根于很深的层面,但从普雷沃神甫【24】的《克利夫兰》到达达主义者,中间经过1830年的狂热分子、波德莱尔和1880年的颓废派,一个多世纪的反抗只不过廉价地满足于“标新立异”的大胆妄为。他们之所以善于众口一词高谈痛苦,是因为无望做到超越痛苦,只好人云亦云,戏谑模仿,本能地感受痛苦是他们唯一的托辞,是他们真正的贵族气派。
有鉴于此,雨果,身为法国贵族院议员,没有为浪漫主义遗产承担责任,却由波德莱尔和拉斯奈尔【25】这两个罪恶诗人担当。“这个世上一切都在暴露罪恶”,波德莱尔如是说,“报纸、高墙和人脸,无不渗出罪恶。”罪恶既成世界法则,至少让其具有雅致的面孔吧。拉斯奈尔,这个昭彰的罪犯绅士第一人,确实为此不遗余力了。波德莱尔欠严谨却有天才。他创造了恶之花,相比之下,罪恶只是一种较为稀罕的品种。恐怖本身变得具有细腻感,成为凤之毛麟之角。“我不仅乐于成为牺牲品,而且不怨恨成为刽子手,以便用两种方式来‘感受’革命。”更有甚者,波德莱尔的因循守旧在其作品中也有股罪恶的气息。他之所以选择迈斯特【26】作为思想导师,是因为迈斯特是坚持到底的保守派,而且把死亡和刽子手作为其学说的中心内容。波德莱尔若有所思地说:“真正的圣徒是为了民众的利益而鞭打和杀戮民众的人。”他如愿以偿了:真正的圣徒族群开始遍及全球,以便奉行反抗的奇异论断。然而,波德莱尔尽管拥有撒旦武器库,尽管欣赏萨德,尽管亵渎神明,却依然太倾向神学,成不了真正的反抗者。他真正的悲剧,尽管使他成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却在别处。这里之所以提及波德莱尔,只是因为他是浪荡派最深刻的理论家,并为浪漫派反抗的一个最终论断给出一些明确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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