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否定上帝，否认上帝的责任，惟其如此，才能解救世界。”尼采言下之意，虚无主义似乎带有预言性。然而切不可把著作中的尼采作为临床医生置于首要地位，只要把他作为预言家的地位紧随其后即可，因为从他的著作中不可能取得任何东西，无非是他为之咬牙切齿的那种卑劣而平庸的冷酷。尼采思想的临时性、系统性，总之战略性，是不可置疑的。在他，虚无主义首度变成可切身感受的意识。外科医生和预言家有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所思所为皆着眼于未来。而尼采所思从来只着眼于未来的某个世界末日，并非为之鼓吹，因为他推测出该世界末日终将呈现的面貌是龌龊的和预谋的，所以致力于避免此类世界末日，并将其改造成世界重生。他认可虚无主义，而且将其作为临床病例加以审视。尼采自称是欧洲第一个完全的虚无主义者。并非意趣使然，而是身世所驱，更有甚者，因为他太过伟大，拒绝不了自己时代的遗产。他论断自己以及他人，断定两者皆无能为力于信仰，一切信仰的原始基础已消失殆尽，就是说对生命的信仰已荡然无存。所谓“可以作为反抗者而生存吗？”在他已变成另一个问题：“可以毫无信仰而生存吗？”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不错，假如把缺失信仰变成一种方法论，假如虚无主义被推至极端后果，假如突然陷入沙漠而能随遇而安，那就可以在同样的原始冲动下感受痛苦和欢乐。

尼采并不怀疑方法论，而是否定既定的方法论，摧毁依然向他掩盖虚无主义的种种东西，摧毁掩饰上帝死了的偶像。为了建立一个新圣殿，必须砸毁一个旧圣殿，这就是法则。他确认，谁要成为善和恶的创造者，先必成为破坏者，砸烂价值。“因此，至恶便成为至善的一部分，但至善是创造者。”他以自己的方式写出他那个时代的《方法论》，缺乏他十分追捧的法国十七世纪那种自由性和准确性，但具备二十世纪特征的明晰性，那种不可思议的明晰性，故而他认为二十世纪是天才的世纪。这里我们所关注的，显而易见是指尼采的后期哲学，即从1880年至精神崩溃。本章节可视为对《权力意志》的评述。

有鉴于此，尼采第一步骤是顺应其切实知晓的事情。对他而言，无神论是不言而喻的，具有“建设性”和“彻底性”。照尼采的说法，他的最高天职，在于就无神论问题挑动一场危机和怂恿一项决定性判决。世界在盲目行进，没有合目的性【36】。故而上帝一无所用，既然上帝一无所需。假如上帝需要什么，那么世人由此承认恶的问题可列出传统公式，于是上帝必须有所承担，对“贬损生成的整体价值所造成的痛苦和不合逻辑性都要”有所承担。我们知道，尼采公然眼红斯当达的名言：“上帝唯一的托辞，就是上帝并不存在。”世界既然丧失了神明的意志，也就丧失了统一性与合目的性。因此世界不可能被判决。对世界具有的价值所做的一切判决最终导致对生命的诽谤。这不，人们判断现存的事物是参照应存事物进行的：天上的王国，永恒的思想，或强制的精神。然而，应该存在的事物却并不存在。“当今时代的好处：什么都不是真的，什么都是允许的。”这些说法与其他成千种说辞交相呼应，不一而足，张扬的或讥讽的都有，不管怎么说，都足以证明尼采承受着虚无主义和反抗的全部重负。他在关于“训练与选拔”颇为幼稚的论述中，甚至提出虚无主义推理的极端逻辑：问题：用什么手段获得伟大虚无主义的严密形态？以致这种有感染力的虚无主义可以用完全科学的意识来教导并实践自愿死亡？

然而，传统上，虚无主义的价值被视为受遏制的，尼采占为己有，为其虚无主义所用。主要指道德。所谓道德行为，无论苏格拉底所阐明的，还是基督教所劝导的，其本身已是堕落的标记。这种道德行为欲以映像映照之人取代有血有肉之人，以纯属想像的和谐世界之名义，谴责情欲与呐喊之天下。如果说虚无主义无能为力于信仰，最严重的症状不在于无神论，而在于无能为力于相信现存的东西，无能为力于正视实现的东西，无能为力于体验出现的东西。这种虚弱残疾是一切唯心主义的基础。道德于世界无信仰可言。尼采认为，真正的道德与清醒的头脑密不可分。他对“诽谤世界的人们”是严厉的，因为他从诽谤中识破了世人逃避现实的可耻欲望，对他而言，传统道德仅仅是背德的一种特例。他指出：“善者才需被正名。”又说：“正是出于道德的理由，世人总有一天会停止行善。”

尼采的哲学无疑围绕反抗的问题展开，确切说，始于一次反抗行为。但，人们感觉得出那是尼采歪打正着的行为。在他，反抗始于“上帝死了”，被视为一个既存事实，接着便把矛头转向一切旨在错误替代已消失神明的主张，这些主张虽使某个领域出乖露丑，没准丧失方向，却成为诸神唯一的温床。与某些基督教派批评家所想的相反，他没有制订过扼杀上帝的计划。尼采发现了上帝死于他那个时代的灵魂中。他第一个懂得兹事体大，毅然确定人的这种反抗若不加以引导，就不可能导致新生。除此之外，一切其他态度，无论憾恨，还是成全，都会导致世界末日，因此，尼采没有建立什么反抗哲学，而是创立一种有关反抗的哲学。

尼采之所以特别抨击基督教，是因为仅仅将其作为道德来抨击。他一方面始终让基督本人不受伤害；另一方面，也让教会诸多厚颜无耻的方面未受触动。众所周知，他很内行地称赞耶稣会会士，曾写道：“实际上，惟道德上帝备受驳斥。”并指出：“你们说这是上帝出于本能的解体，不，上帝只是脱毛换皮而已。上帝脱去了自己的道德表皮。你们将看到上帝超越‘善’与‘恶’重新显现。”尼采一如托尔斯泰所见，基督并非反抗者。基督学说的主旨是全盘接受恶，决不抵抗恶。不应该杀人，即使为其增加不幸，但同意个人为世界包含的恶而受苦受难。这样，天国立即离我们近在咫尺。这里，天国只是一种心境，促使我们的行为与原则协调一致，可以赋予我们立竿见影的至福。尼采以为，基督的启示不是信仰，而是行善。有鉴于此，基督教的历史只不过是对基督启示的漫长背叛。《新约》已经变质，从保罗到主教会议都堕落了，而信仰的宗教仪式是让人忘记行善。

基督教给教主的启示造成怎样深度的变质呢？首先，审判的想法就与基督的教诲渺不相关，其次，惩罚与奖赏相关的概念，也跟基督的教导风马牛不相及。从此刻起，天性变成故事，而且是有意义的故事，由此产生了人的全体性【37】概念。从天神报喜到末日审判，人类别无他求，唯一的使命就是遵循事先写好的一个故事所明文规定的各项道德目的。唯一的区别在于尾声中人物以好人和坏人而分类。起初对基督唯一的审判还在于说人的生性罪孽并无大碍，而进入历史的基督教就把人的整体本性变成罪恶的源泉了。“基督本人否定什么呢？否定所有当前冠以基督名义的一切。”基督教则以为在与虚无主义作斗争，因为要给世界指引一个方向，但基督教本身也是虚无主义的，这不，把一个假想的意义强加于人生，就是阻挡发现人生的真正意义：任何一个教派皆为滚落在神人墓上的石头，千方百计强行阻止神人复活。尼采指出，上帝是因为基督而死的，正是基督教把神圣的事情世俗化了，这个结论虽然逆理悖论，却意味深长。必须说明，此处指的是历史有记载的基督教及其“根深蒂固又可鄙可耻的伪善性”。

相同的推理唆使尼采抗拒社会主义和形形色色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只不过是蜕化变质的基督教。他确实相信历史的目的，势必促使意志力和想像力衰颓。因此，社会主义是虚无主义的，从此尼采赋予虚无主义这个词的确切含义。虚无主义不是什么也不相信的人，而是不相信现有一切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是基督教没落的劣等表现。基督主张，赏与罚必须以历史为前提。然而，按照不可避免的逻辑，全部历史都是以归纳为赏与罚而告终的。由此产生了集体救世主降临说。同样，由于上帝死了，众生灵在上帝面前的平等归为简简单单的平等。此处，尼采依然把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作为道德学说加以抨击。虚无主义，无论表现于宗教，还是表现于社会主义预言，都是我们最高价值的逻辑趋向结果。自由思想将摧毁这些道德，揭破其赖以生存的幻想，揭穿其必不可缺的交易，揭露其犯下的罪行，因为这些道德阻挡着清醒的智者完成自身的使命：把消极虚无主义改变为积极虚无主义。

摆脱了上帝和道德偶像的世上，世人没有了主子，好孤独哇。谁都不如尼采那般让人相信这样的一种自由是轻而易举的，这是他与浪漫主义者不同之处。这种野性的解放将他置于某些人的行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们为一种新的苦恼和一种新的幸福而备受煎熬。然而起初，只有苦恼使他高声疾呼：“哎呀！干脆让我发疯吧！……除非让我凌驾于法则，否则我就是最为上帝弃绝的人。”对于不能凌驾于法则的人来说，确实必须找到另一种法则，要么必然是精神错乱了。世人一旦不再相信上帝，不再相信永垂不朽的生命，就变得有“责任感了，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负责了，对一切诞生于痛苦又注定要为生命而痛苦的东西负责了。”应由世人自己，也惟有世人自己，找到秩序和法则，责无旁贷。这样，被上帝弃绝之人的时代便开始了，他们开始为证明无罪而精疲力竭地探求赦罪，同时不知所向地患上思乡病：“最痛苦难熬、最撕心裂肺的问题是心中悬疑的问题：即能感受‘何处是我家？’的问题。”

因为尼采是自由思想家，所以他知道思想自由不是一件舒舒服服的事情，而是一项伟业，必须志美行厉，通过呕心沥血的斗争方可造就。他心知肚明，若要置身于法则之上，摔落于法则之下的风险势必巨大。所以他懂得思想惟有接受新义务才可获得真正的解放。他的发现之要义在于说，如果永恒法则并非自由，那缺失法则就更非自由。如果任何东西都不真实，如果世界没有规则，那么禁忌便无从谈起。为了禁止一个行为，确实必须有一种价值和一个目的。不过与此同时，任何授权都得不到；为了选择另一个行为，也必须具备价值和目的。法则的绝对统治不是自由，但绝对不受约束也不是自由。所有可能的事情加在一起都产生不了自由，但被奴役状态却是不可能的事了。秩序混乱本身也是一种奴役。惟有在可能的事情和不可能的事情同时得以确定才有自由。没有法则就没有自由。假如命运没受到崇高价值的指引，假如偶然成为主宰，那便是在黑暗中行进，即是令盲人恐惧的自由。所以，尼采选择了“最大的依附”来界定“最伟大的解放”之含义。“假如我们不把上帝的死亡变成对我们自身重大的弃绝和永久的胜利，那么我们将不得不为这种丧失付出代价”。换言之，尼采认为，反抗势必苦行。于是乎，他提出一种更为深刻的逻辑：“假如什么都不是真的，那么什么都不允许了”，用来替代卡拉玛佐夫的“假如什么都不是真的，那么一切都允许了”，否定现世惟有一事被禁，等于弃绝已许之事。再也没有人说得清什么是黑什么是白之处，光明成为黑暗，自由成为自监。

尼采自成系统地将其虚无主义推进死胡同，可以说他是以一种令人恐惧的快乐冲进死胡同的。他，目的明目张胆，把那个时代的人置于无法忍受的处境。他唯一的希望似乎要达到矛盾的极端。世人若不想丧命于将其窒息的死结中，就必须一刀斩断死结，并创造自身的价值。上帝死了，什么都不了了之，惟其准备一次复活才能使人感受得到。尼采指出：“倘若发现不了寓于上帝的伟大，那就无法在任何地方发现了；要么必须否定上帝，要么必须创造上帝。”否定上帝，是围着上帝团团转的世界所肩负的使命，而上帝见证着世界奔向自杀。创造上帝伟大，是超人性的使命，世人甘心情愿为之献身。的确，创造只有在极度的孤独中才有可能，世人是心知肚明的，因为如此骇人听闻的努力只有处在精神最为贫困的情况才下决心做得出，必须有所作为，抑或必须豁出性命。于是，尼采向上帝喊话说，大地是他唯一面对的真情实况，必须对其忠贞不矢，而且不得不在大地上生活，并拯救自己的灵魂。但同时，他又教导世人说，无法无天生活在大地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生活恰恰是以法则为前提的。怎么无法无天地自由生活呢？世人必须解开这个谜，否则就会丧命。

至少尼采没有回避解答这个谜，他的答案寓于危险性之中：达摩克利斯的舞姿一向只在悬剑下才比较优美。必须接受无法接受的事情，坚持无法坚持的事情。自从人们承认世界不追求任何目的，尼采便提议认可世界无罪，断定世界不从属于判断，因为人们不可以凭任何主观意图去判断世界，进而他建议，说一不二地，即全身心狂热地投入这个世界，去替代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这样，从绝对的失望中迸发出无限的欢乐，从盲目的奴役中释放出无情的自由。获得自由，恰恰就是废除目的。成为无罪，一旦获得认可，就象征最大限度的自由。这不，自由智者喜爱必然的东西。现象的必然性，假如是绝对的、白璧无瑕的，那就不包含任何限制，这是尼采深邃的思想之所在。全体加入一种全体必然性，这是尼采对自由所下的悖理逆论。于是，“什么自由？”的问题被“为什么自由？”所代替。自由与英雄主义不谋而合。自由是伟人的苦行主义，“是拉得最满的弓”。

这种崇高的赞许，既有丰富的表达力，又有饱满的内在力，毫无保留地肯定了错误本身，肯定了痛苦、恶行和谋杀，肯定了生存中一切悬疑未决和稀奇古怪的事情。这样的赞许来自一种不可动摇的意志，决意在当今这副样子的世界上活着，该怎么活就怎么活下去：“把自己看作是命中注定的，不想把自己变成另外的样子……”一言定鼎。尼采式的苦行，始于承认命定性，终于神化命定性。命运变得越发不可改变，进而越发值得崇拜。道德神明、怜悯、爱，统统是苦行者们千方百计补偿命定性的敌人。尼采决意不要赎救。脱胎换骨的欢快就是筋疲力尽的欢快。只不过个体受到伤害而已。世人因要求得到其固有存在而采取的反抗行动湮没在个体对脱胎换骨的绝对屈从之中。Amor fati（拉丁文：死去的爱）替代曾经是odium fati（拉丁文：死去的恨）“每个个体都与每个宇宙生灵协调配合，不管我们知情与否，不管我们愿意与否。”个体就这样消失在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永恒运动中。“存在过的一切都是永恒的，大海将其抛至滩涂。”

于是，尼采又回到思想的起源，回到前苏格拉底的观点。苏格拉底之前的先哲们取消了目的因【38】，让他们想像出来的原则永恒性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惟有无目的力量才是永恒的，即所谓赫拉克利特的“游戏规则”【39】。尼采的全部努力在于论证脱胎换骨中始终存在法则以及必然性中也有游戏规则：“儿童，意味着天真，忘却，重视，游戏，自转的轮子，乍学走步，说‘是’的神圣天赋。”世界是神圣的，因为世界无动机，故而惟有艺术凭着同样的无动性方能理解世界。任何判断都阐述不了世界，然而艺术可以教会我们重视世界，就像世界在周而复始的曲折中重复自己。在一样的滩涂上，原始的大海不知疲倦地吐露着一样的话语，抛掷着一样的生灵，即那些惊讶依旧活着的生灵。至少，谁若同意回归，赞同回归的一切事情，谁若人云亦云甚至甘当应声虫，谁就具有把世界神圣化的品质。

通过这种迂回的办法，人的神圣性确实最终被采纳。反抗者先把上帝否定，旨在之后取而代之。尼采的启示在于，反抗者只有放弃一切反抗才能成为上帝，甚至放弃反抗为修正这个世界而产生的诸神。“假如有个上帝，怎么忍受自己不是上帝呢？”不错，是有个上帝，那就是世界。为具备世界神圣性的性质，只需唯唯诺诺即可。“不必祈祷，感恩吧！”于是大地遍布人神。向世界说“是”，反复说“是”，这既是重新创造世界，也是重新创造自己，就这样变成伟大的艺术家，就脱胎换骨成创造者。尼采的启示，一言以蔽之：创造，但含义模糊。尼采一味鼓吹凡创造者皆固有的那种自私和苛刻。价值的蜕变仅仅在于以创造者的价值来替代审判官的价值，即尊重和热爱现存的一切。缺乏永恒性的神圣性确定着创造者的自由。狄奥尼索斯【40】，大地之神，因受肢解而永不停息地吼叫。但与此同时，他形象地表现出那种与痛苦相得益彰之美。尼采认为，对大地和狄奥尼索斯说“是”，如同对其痛苦说“是”。接受一切，既接受最高度的矛盾，同时又接受痛苦，这便主宰一切了。尼采认同为这个王国付出代价。惟有“因厌恶而受难”的大地是真实的。惟有她是神圣的。恰如恩培多克勒【41】投身于埃特纳火山【42】去寻找真理，恨不得钻进大地的五脏六腑，尼采则建议世人湮没无闻于宇宙之中，以便找到自己永恒的神圣性，最终成为狄奥尼索斯。《权力意志》就是这样结束全文的，正如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以一次打赌来结束全书，所以《权力意志》常常令人想起《思想录》。世人尚未获得确信，却获得确信的意志，这并非一码事。尼采自己处在这样的极端也是摇摆不定的：“瞧，这就是你身上不可原谅之处。你握有权力却拒绝签字。”不过他会签字的。然而，狄奥尼索斯的名字仅仅使得寄给阿丽娅娜的情书永垂青史，因为他是在疯狂中写成的。

尼采所指的反抗在某种意义上说，依然导致对恶的颂扬。不同之处在于这里的恶不再是一称冤仇相报，而是可能作为善的一个方面被人接受，更为肯定地说，作为一种命定性被人接受。因此，恶被接受旨在被超越，可以看作一种药剂。在尼采的思想中，关键仅仅在于生灵面对不可避免的事情时能豪迈地顺应。不过，众所周知他的后世，有哪家的政治会传承这个自称为最后反政治的德国人呢。他想像出一些艺术家式的暴君。但对芸芸众生来说，暴政要比艺术更为自然。尼采曾写道：“宁愿要恺撒·波基亚【43】而不要帕西发尔【44】！”而尼采身上既有恺撒又有波基亚【45】，但缺乏他认为文艺复兴杰出的个体所具备的高贵心灵。他要求个体顺从人类的永恒性，要求个体湮没在时间的大循环之中，即把种族当作人类的一种特殊状况，让个体屈服于可鄙可憎的神明。尼采诚惶诚恐、战战兢兢谈论的生活已经堕落成一种适用于家庭的生物学。没有文化的老爷族群毛驴似的磕巴着权力意志，把尼采一向蔑视的“仇恨犹太人的丑行”窃为己任。

尼采所相信的勇气是与智力统一的，故而称之为力量。但后来真正属于他的，却由此而转化为反面：明目张胆的暴力。按照一位傲慢智者的判定：尼采把自由与孤独混淆了。不过，尼采所谓“正午和子夜之深沉孤独”却消失在被机械化的人群中，这样的人群最终潮水般踏遍欧洲。尼采是古典情趣的捍卫者，冷嘲热讽的保护人，素朴放纵的辩护士；他主张贵族政治，深知贵族阶级必须奉行美德而不问为什么。倘若有人需要理由才诚实不欺，此人则不可信任；他狂热地推崇正直，用他的话说：“这种正直已成为一种本能，一种激情。”他是“最高智慧的最高公正”死心塌地的仆人，因为“最高智慧的最高公正”把狂热崇拜视为死敌，尽管如此，他的祖国在他逝世三十三年后把他奉为谎言和暴力的教导者，先前他的献身精神曾使他创导的一些概念和美德受人赞美，而后来却被搞得可憎可恨。在思想史上，除马克思外，尼采所冒的风险是无人可比的，我们永远不会终止修正他所遭受的冤枉。想必大家知道，历史上有些哲学一经诠释就被曲解了。但，直到尼采和纳粹为止，一个独特的灵魂以高尚的情操和撕心的痛苦所阐明的一整套思想，在众目昭彰之下，竟然被诠解成一串串谎言加以炫耀或被图解为一堆堆可怖的集中营尸体用来示众，这真是史无前例。宣扬超等人导致有条不紊地生产劣等人。这样的现象势必要加以揭露，但也要予以阐释。如果说十九和二十世纪伟大的反抗运动最后结果终究成为无情的奴役，难道不应舍弃反抗而重新倾听尼采对他的时代所发出的绝望呐喊：“我的良心和你们的良心莫非不再是相同的良心了？”

让我们首先承认我们永远不可能把尼采和罗森伯格【46】混为一谈。我们应当成为尼采的辩护人。他事先揭露自己是不肖子孙，所谓“自我解放思想的人还应当自我净化心灵”。然而，问题至少要弄清楚他所设想的思想解放是否排斥心灵净化。反抗运动使尼采折服，并支撑着他，其本身是有其法则和逻辑的，这些法则和逻辑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人们给尼采哲学所披戴的血淋淋伪装。难道在尼采的著作中根本找不到任何能够用来解释规定性杀人的定义吗？杀手们只需否定意义而肯定字面，甚至只需肯定尚含意义的字面就行了。难道杀手们不能在尼采身上找到他们的托辞吗？回答应当是肯定的。人们一旦忽视尼采思想的系统性观点（不能肯定他自己始终坚守不渝），他的反抗逻辑就会无边无际了。

人们也会注意到，杀人找到正当性不在于尼采拒绝偶像，而在于狂热使尼采的使命臻于完善。向一切说“是”意味着向杀人说“是”。况且有两种方式赞同杀人。奴隶要是向一切说“是”，就是向奴隶主的存在说“是”，也就是向自身的痛苦说“是”，耶稣教导不抵抗。奴隶主若向一切说“是”，那是向奴隶制度说“是”，向他人的痛苦说“是”，奴隶主就是暴君，并颂扬杀人。“你的生存条件特性是无休止说谎和无休止杀人，而你不会说谎，又不会杀人，因为你相信这是神圣而坚不可摧的法则，难道不可笑吗？”的确可笑，况且形而上反抗的最初行为只是抗议人生的谎言和罪行。尼采式的“是”已把原始的“不”置于脑后，把反抗本身也否定了，同时把拒绝现存世界的道德也否定了。尼采全心全意召唤一个具有基督灵魂的罗马皇帝恺撒，等于说他在思想上同时对奴隶和奴隶主说“是”。然而最终对两者都说“是”。然而，最终对两者都说“是”，归根结底使两者之中的强者即奴隶主神圣化。恺撒注定会舍弃思想主宰而选择现实统治。“如何利用罪恶呢？”尼采如是自问，真不失为恪守其法的好导师。而恺撒势必回答：让罪恶成倍增加吧。于是尼采不幸地写道：“人类每当把目标定得十分宏大，就会运用别的措施，比如不再把罪行判为罪行，哪怕所使用犯罪的手段可怕得骇人听闻。”尼采死于1900年，临界下个世纪，上述宏论即将成为致命性的。无可奈何呀，他神志清醒时徒然惊呼：“谈论各种各样的背德行为很容易，但谁有力量承受得起呀？比如我将不能容忍食言或杀人，可我力不从心，我不用多久将萎靡不振，并为此而死去，这大概是我的命运吧。”人类经验的整体性一旦被认同接纳，就会有一批批人随之而来，他们远不会萎靡不振，而会变本加厉地说谎和杀人。尼采的责任在于依据方法论的高端论证，在思辨过程中时刻为蒙受耻辱的权利进行辩护，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话在先，认为若将受耻辱的权利赋予世人，必定目睹世人趋之若鹜。尽管如此，尼采这种非所愿的责任越发任重而道远。

尼采如其自诩，确是虚无主义最敏锐的良心。他使反抗精神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正在于由否定理想跳跃为世俗化理想。既然世人得救不靠上帝来实现，那就应当到世上去完成。既然世界没有方向，世人一旦接受这个世界，就应当给世界一个方向，以便达到高级的人类社会。尼采诉求人类未来的方向：“统辖地球的任务落到我们身上。”另外还说：“必须为统治地球而斗争的时代来临了，这场斗争将以哲学的名义进行。”就这样他宣告了二十世纪。之所以如此宣告，是因为他已感到虚无主义内在逻辑的启示，心知肚明其最终结果之一就是帝国。故而他已为这样的帝国做了准备。

对世人而言，没有上帝的自由是存在的，正如尼采所想像的那样，就是说人是孤独的。当世界的车轮停止转动，当世人对现存的一切说“是”，自由正当午。然而现存的东西是变化的，必须对变化说“是”。阳光最终消遁，白日也依山尽了。于是，历史重新开始，而在历史的进程中，必须寻找自由：对历史必须说“是”。尼采主义，即个体权力意志的理论，是注定要纳入集体权力意志之中的。没有世界这个帝国就没有一切。所以想必尼采是痛恨自由思想家和人道主义的。他对“精神自由”一词取其最极端的含义：个体精神的神圣性。不过，他不能阻止自由思想家跟他一样，也从上帝死了这个历史事实出发，即不能阻止两者殊途同归。尼采看得很清楚，人道主义只不过是取消最高赦罪的基督教，舍弃原始因而保留目的因罢了。但他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解放学说必将以虚无主义必然的逻辑，将以尼采本人的梦想为己任，造就超等人类。

哲学使理想世俗化。然而，暴君们随之而来，很快把各种哲学都世俗化了，因为哲学给了他们这种权利。尼采早在论及黑格尔时就预测到这种哲学拓殖，用他的话来说，黑格尔独树一帜，发明了一种泛神论，认定恶、误、苦再也不能作为论据来反对神明。“但，国家，即已经建立的种种权力利用了这一宏伟创举。”然而，尼采本人早已想像出一种体系，旋即认定恶再也不能作为论据来反对任何东西，而唯一的价值在于人的神圣性。这一宏伟创举也要求得到运作，在这方面，纳粹只不过是个短暂的继承者，是虚无主义狂暴性和戏剧性的结局。为此，有些人另有逻辑，别有雄心，比如马克思纠正了尼采，他们选择了只对历史说“是”，不再对全体创造物说“是”。尼采早先强迫反抗者向宇宙跪拜，后来强迫反抗者向历史跪拜。有什么可惊异的呢？尼采，至少在其超人理论中，马克思在他之前就提出无阶级社会，他们俩都以未来替代彼世。在这一点上，尼采背叛了古希腊人和耶稣的教导，认为他们都以现世替代彼世。

马克思跟尼采一样，善于战略思考，也跟尼采一样憎恨形式德行。这两种反抗最终同样都投入现实的某个方向，然后融入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体现这个社会等级，尼采早已提起过，他自己势必“替代神甫、教师、医生”。两者重大的差别在于，尼采在等待超人的同时，建议向未来的东西说“是”。对马克思而言，自然受人控制以便服从历史，而对尼采来说，自然让人服从以便控制历史。这正是区别基督徒与希腊人之所在。至少，尼采已预见到将要发生的事情：“现代社会主义企图创造一种世俗耶稣会教义，企图把所有人都变成工具”，更有甚者，“人们追求的东西就是福利……之后便走向一种闻所未闻的精神奴役……精神专制在商人和贤者一切活动之上翱翔。”反抗，经历了尼采哲学的熔炉，练就对自由疯狂的追求，导致生物专制主义或历史专制主义。绝对的“不”把施蒂纳推向神化罪恶的同时也神化个体。然而绝对的“是”却导致普及杀人的同时也普世了人本身。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不了解尼采某些德行为由，实际上为尼采承担了责任。于是，这位伟大的叛逆者亲手创立了必然王国的无情统治，并把自己监禁其间。他逃脱了上帝的监狱之后，首先念及的是建立历史和理性的监狱，进而完成对虚无主义的伪装和认同，而尼采则声称战胜了虚无主义。

注释

【36】西方哲学术语。此处意为：“归宿”，或“归宿性”。

【37】康德哲学用语，意为：各个个体的总和性。

【38】哲学术语，即最终的原因。

【39】赫拉克利特又译海格立斯，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罗马神话中称赫丘利。力大无比，英勇无敌，完成十二项英雄事迹。孩提时代就扼杀两条毒蛇，长大成人后擒狮斩龙，驱妖牛除海怪，宛如游戏。甚至到世界尽头夺得金苹果，解放普罗米修斯，还下地府战胜死神。终因误穿染有毒血的衣服，自焚身亡，逃不过命运的作弄。

【40】希腊神话中的植物神，葡萄种植业和葡萄酿酒业的保护神，又称酒神，尼采将其称为大地之神，为土地不断瓜分耕耘而备感分娩之痛苦。

【41】恩培多克勒（前490—前430），古希腊哲学家，研究修辞学第一人，兼为著名医生。他认为万物由“四根”（四种元素：火、水、土、气）所组成，所谓生灭，无非是元素的结合与分离。

【42】欧洲最高活火山，位于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东岸。

【43】恺撒·波基亚（1476—1507），罗马教皇亚历山大长子。十六岁成为罗马天主教主教，后弃教从戎，屡战建功，封为公爵，协助父亲使教廷成为意大利最强盛的国家。

【44】帕西发尔是瓦格纳三幕剧《帕西发尔》（1877—1882）主人公。尚在山村少年时，帕西发尔就敢闯入妖巫园中盗取矛（相传此矛曾刺中绑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数年后，他用此矛治愈了阿姆福尔塔斯的创伤，活活气死女神巫孔德里之后，又夺取被她盗走的圣杯（相传耶稣最后的晚餐所用的杯子）。并用来为跪拜着的阿姆福尔塔斯祝福。

【45】恺撒，此处系指古罗马皇帝，君主，专制者。而波基亚为著名贵族姓氏，曾登基帝位。

【46】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1893—1946），纳粹德国理论家和政客。1919年加入纳粹后逐渐成为纳粹首席理论家，鼓吹种族主义。1930年当上议员，1933年担任纳粹党外事部主任，1941年成为东欧占领国帝国部长，1946年被纽伦堡法庭判处死刑并处以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