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至此，几乎与兰波不相干了。关于他的话都说完了，但很不幸，还得多说几句。我们将简明指出，兰波只是在他的作品中是个反抗诗人，而这个简明的说法与我们的主题有关。他的一生远非可以拿来妙作神话作辩护，只不过表明对最糟糕的虚无主义一种认同，客观地读一读他写自哈拉尔的来信就足以证明。兰波曾因否认自己的天才而被奉若神明，好像这种否认意味着一种超人的美德。虽然这把我们当代人的托词驳得体无完肤，但应当反过来说，惟有天才方可定为美德的前提，并非以不认同天才为前提。兰波的伟大不在于他在查尔维尔【55】的早年呐喊，也不在于他在哈拉尔的非法交易。他的伟大爆发光彩的时刻恰逢他赋予反抗最为准确的语言，一种非约定俗成且格外准确的语言。他同时道出他的成功和焦虑，缺乏生命的世界和不能回避的世界，呼唤不可能的事和拥抱严峻的现实，对道德的抗拒和对义务不可抗拒的怀念。在这样的时刻，他身心布满天光和地暗，既侮辱美又敬重美，他是一个不可制约的矛盾，由一组二重唱和轮唱形成，他是反抗诗人，也是最伟大的。兰波两部伟大作品的构思先后次序无关紧要。不管怎样，两部作品构思之间的距离太短，而构思这种来自一生经历的绝对可靠性，凡是艺术家都十分清楚。兰波带着这种绝对可靠性同步酝酿《地狱的一季》和《彩画集》。他虽然先后写出这两部作品，但孕育之苦却是同步的。这种使他致命的矛盾就是他真正的天才。

然而，兰波避开了矛盾，从而背叛了尚未呱呱落地的天才胎儿，此人的美德何在？兰波的沉默在他不是一种新的反抗方式。至少自从哈拉尔信件发表以来，我们再不可予以肯定。他这种脱胎换骨的变化没准是神秘莫测的。不过，平庸也有神秘莫测的，例如有些非常出色的姑娘婚后蜕变成赚钱的机器，庸俗不堪。围绕兰波营造的神话意味着、显示着《地狱的一季》之后不可能再写出什么东西了。那么，才华横溢的诗人和才思无穷的创作者有什么不可能的呢？继《莫比·迪克》【56】、《诉讼》、《查拉图特拉》【57】之后，还想得出什么？可以呀，这些伟大的作品之后，又产生了伟大的作品，教诲着、整治着世人，见证着世人身上最自豪的东西，直至创作者去世才得以完成。有谁不为兰波写不出比《地狱的一季》更伟大的作品而惋惜呢？他撒手搁笔难道不令人大失所望吗？

埃塞俄比亚起码像座修道院，难道基督把兰波的嘴巴堵上了吗？如果审视一番从哈拉尔的来信，这个魔鬼诗人一味读的是金钱，说什么他想把钱拿去“好好投资”，并且“按时回报得益”【58】，如此看来，这位基督恰似当今坐在银行出纳高台中央宝椅上的那个人。在困苦中高歌的人、辱骂上帝辱骂美的人，抗拒正义抗拒希望的人，对罪恶的氛围堂而皇之奋不顾身的人，这样的人摇身一变只想与一个“有前途”的人联婚。占星家，通灵者，连监牢都拒收的死不悔改苦役犯，不信诸神的混世魔王，这些类别的人集于兰波一身，他肚子上的腰带里始终装着八公斤黄金，却抱怨正是他的腰带让他患上痢疾。难道这就是向青年人推荐的神话英雄吗？这么多青年，他们，却不唾弃这个世界，仅仅想到兰波的腰带都会羞愧难当。为了维持神话，必须无视这些信件。应该理解为何对其很少评论。这些信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正如真理有时也是如此。伟大而奇妙的诗人，彼时最伟大的诗人，闪闪发光的诗神，这就是兰波。但他不是人神，不是愤世嫉俗的榜样，不是人们刻意向我们推荐的诗僧。兰波这个人只在医院病床上找回他的伟大，就在病入膏肓的时刻，即使是平庸的心灵也变得感人肺腑：“我多么不幸哪，真是不幸到极点……我身上有钱，却硬是守护不了！”悲恸时刻的大声疾呼幸运地使兰波参与平常人的衡量尺度，无意间与崇高吻合：“不，不，现在我反抗死亡啦！”年轻的兰波面临深渊复活了，昔日的反抗也随之复活，彼时诅咒生命只不过是对死亡的绝望。于是资产阶级的掮客又与悲愤的少年会合，但与我们曾钟爱有加的少年兰波会合时却充满恐惧和辛酸，末了不免随俗，不知珍惜幸福的寻常百姓皆同归而殊途。仅在此时，他的激情和真相才开始显现。

再说，哈拉尔确已在作品中露出苗头，但以最终弃世的形式显露的：“多么美好哇，在沙滩上，酩酊大醉睡一觉。”此处，一切反抗者所固有的摧毁狂热采纳了最司空见惯的套路。罪行之可怖，正如兰波所想像的王子不知疲倦地杀戮臣民的罪行，再加上长期放浪形骸，这些都是超现实主义者重蹈覆辙的反抗题材。但最终，虚无主义的意气消沉占了上风；斗争以及罪恶本身使得已经精疲力竭的灵魂备感厌烦。不客气地说，通灵者为了不忘却而喝酒，末了喝得酩酊大醉，沉睡过去，这在我们当中不乏其例。他睡觉，在沙滩上，或在亚丁湾。人们顺应世界的秩序，不再是积极的，而是消极的，即使这种秩序是堕落的。兰波的沉默也为帝国的沉默做了准备，惟独没有为斗争做准备，因为帝国的沉默笼罩了一切逆来顺受的精神。这个突然屈从于金钱的灵魂宣告各种要求，起先就是过分的要求，后来干脆提出为警察服务的要求。一无是处，这是厌倦自己各种反抗的才子所发出的呐喊。这里涉及某种精神自杀，此类精神毕竟不如超现实主义者的精神令人尊重，但后果却严重得多。对啦，超现实主义，经过其伟大的反抗运动，之所以意义重大，仅仅因为企图传承兰波唯一值得怜爱的一面。超现实主义从论述通灵者的信件及其涵盖的方法，得出反抗的苦行规律，揭示了生存的意志与毁灭的欲望之间的斗争、非与是之间的斗争，我们在反抗的每个阶段都一再证实这种斗争。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与其围绕兰波的作品翻来覆去评论个没完，不如到兰波的那些继承人那里重新找到他和追随他。

超现实主义，就其最初的意图而言，一言以蔽之：挑战一切，永无止境，涵盖绝对反抗、桀骜不驯、惯常颠覆、幽默诙谐、崇拜荒诞；干脆地、断然地、寻衅地抗拒一切限定。“我们是反抗的专家。”按阿拉贡的说法，作为覆灭精神的机器，超现实主义首先锻造于“达达”运动和贫血浪荡【59】。应当指出，达达主义源于浪漫主义，而浪漫主义的起因本身培育了词无涵义和矛盾。“真正的达达分子是反对达达的。大家都是达达主义的导师。”抑或“什么是善？什么是丑？什么叫做伟大、强壮、虚弱……没听说过！没听说过！”他们作为沙龙虚无主义者，是受到要挟的，被迫低三下四地提供最严格的正统观念。然而，在超现实主义中确有炫耀反潮流的东西，恰恰是兰波的遗产，布勒东是这样概括的：“难道我们应该丢下一切希望吗？”

向缺失的生命大声疾呼是以对现世的彻底拒绝为武器的，正如布勒东说得相当精彩：“我既然无法决定强加于我的命运，又因不公正的对待而高度意识到受伤害，就要警惕把自己的一生拿去适应世间任何可笑可怜的生存状况。”按布勒东的观点，精神既找不到机会固定于现世，也找不到机会寄托于世外。超现实主义决意回应这种心神不定的焦虑，有一种“精神呐喊转身过来反对自己，并且毅然决然把自己身心的桎梏绝望地捣碎”。他呼吁抵制死亡和抗衡不稳定生存状况的“短暂”。因此，超现实主义处于听凭焦躁摆布的境况，生活在某种受伤的狂怒状态；同时，它刻苦磨砺，昂昂不妥协，以此树立起一种道德风范。超现实主义，从其根源来看，是无秩序的福音，偏偏承担创立秩序的职责。但它首先只想到破坏，以写诅咒方面的诗歌下手，继以物质的榔头重击。指控现实世界合乎逻辑地变成指控创作。

超现实主义的反一神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自成系统的。它首先确认自身建立在世人绝对无罪的理念之上，必须向世人归还“能使世人拥有像上帝一词那般的全部威力”。正如在反抗的全部历史中，绝对无罪的理念皆由绝望突发而生，然后慢慢转变为疯狂的惩罚。超现实主义者一方面竭力鼓吹世人无罪；另一方面则以为可以颂扬谋杀和自杀。他们谈到自杀，认为不失为一种了断的办法，克雷维尔【60】认为这种办法“最有可能是公平正确的和一了百了的”，后来他自己也像里戈【61】和瓦歇【62】一样自杀身亡。后来，阿拉贡虽然挺身痛斥有关自杀的胡说八道，但颂扬毁灭和不急于和其他人参与其事，毕竟没给任何人带来荣誉。在这一点上，超现实主义从其厌恶的“文学”留下最差的才艺，证实里戈令人震惊的呐喊：“你们大家都是诗人，而我呢，我在死亡那边。”

超现实主义者并未因此而止步，选择维奥莱特·诺齐埃尔【63】或普通法的匿名罪犯做为主人公，面对罪行本身，居然确认主人公无罪，甚至竟敢声称最简单的超现实主义行为就是手持左轮枪上街，随便朝人群开枪，此话出于布勒东，自1933年他不得不后悔不已。有人拒绝一切主意，只接受个体的主意及其欲望；拒绝一切至上，只接受无意识的至上，对这些人来说，确实会既反抗社会，也会抗拒理性。无所为而为的行为理论使绝对自由的诉求如愿以偿。说到底，这种自由概括为孤家寡人的行为又何尝不可，雅里如是为之定义：“一旦我取得彻底自由，我将杀死所有的人，然后我自己告别人生。”从本质上说，桎梏被否定后，非理性占据上风。这种对谋杀的辩护词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除非一个在无意义无荣誉的世界上，只有生存的欲望是合情合理的，不管生存在何种形式之下？生命的冲动，无意识的突发，非理性的呐喊，是唯一纯而又纯的真情实况，都应当得到青睐了。因此，一切与欲望相对应的，主要指社会，都应当无情加以摧毁。于是，人们明白了安德烈·布勒东有关萨德的指示：“诚然，此处世人只会在罪恶中同意与本性相融合，还有待于了解是否见得就是最疯狂最无可争议的情爱方式之一。”明显感受得出来，此话涉及无对象之情爱，是那种心痛欲裂之情爱。然而，这种既空洞又贪婪的情爱，这种疯狂的占有欲，恰恰是社会不可避免要阻止的。所以，布勒东尽管对这样的声明尚感为难，却依然赞扬背叛，依然声称暴力是唯一恰当的表达方式，这也是超现实主义者千方百计想证明的。

然而，社会不光是由人组成的，它也是机构团体啊。超现实主义者出身太好，不至于为杀死大家而来到世上，按他们生活态度的逻辑来讲，最终会认为欲为解放，必须先推翻社会。他们选定为自己时代的革命服务。超现实主义者从瓦尔波尔【64】和萨德到转向爱尔维修【65】和马克思，这种转向的实验对象倒是前后一致的。但让人明显感觉到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使他们走向革命。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最终走向革命的共产党人屈指可数，通常先归依而后读圣贤。相反，超现实主义不懈的努力旨在把导致走向革命的需求与马克思主义协调一致。可以毫不离谱地说超现实主义者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他们最恨当今的马克思主义。人们了解到超现实主义需求的实质性和崇高性，并对其痛苦有同病相怜之感，便有些不好意思向安德烈·布勒东提醒他的运动原则上是要建立“铁面无情的权威”和专制体制，煽动政治狂热，拒绝自由辩论和鼓吹死刑的必要性。人们惊异那个时代稀奇古怪的语汇，比如“挖墙脚”、“眼线”等等这类警察革命的语汇。这些狂热分子“非要闹一场革命不可”，不管什么革命，只要让他们脱离生活其间的小店主和苟且偷安的社会就行。无望得到最好的，宁可遭受最坏的。就此而言，他们是虚无主义者。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当中此后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同时对原来的虚无主义忠贞不贰。超现实主义玩梗不化地期望对语言真正的摧毁不在于非连贯性或自动创作，而在于口号。阿拉贡徒然揭露口号是“不光彩的实用主义态度”，在揭露口号中他最终找到道德的彻底解放，即使这种解放与另一种奴役相符合。当时对这个问题思考最深入的人是皮埃尔·纳维尔，他探索过革命行为和超现实主义行为的共同点，深刻地将其定位于悲观主义，就是说“企图伴随世人直至其死亡紧随不舍，以求这种死亡变得有用于世”。这是奥古斯丁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混合，确可给二十世纪革命下定义，对当时虚无主义的表述不可能更为大胆的了。超现实主义的叛徒们忠于虚无主义的大部分原则，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想一死了之。安德烈·布勒东及其他一些人之所以最后与马克思主义决裂，那是因为他们身上拥有超出虚无主义的一些东西，即对反抗的根源有着更为纯粹的第二种忠诚：他们不想一死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