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沉思到这里，有人通知约瑟夫·格朗来拜访他。格朗在市政办公室当办事员，但职责很多，他间或受雇于统计部门编制出生、婚姻和死亡数字。因此最近几天统计死亡人数的差事就落到了他身上。他为人热心，所以自告奋勇为医生带来一份最新的死亡数据。格朗由邻居科塔尔陪着，手里挥着一张纸。

“数字在上升，医生。48小时内死亡11例。”

里厄和科塔尔握了手，问他感觉怎么样。格朗解释说科塔尔决定来向医生致谢，并为他带来的麻烦道歉。但里厄只顾皱着眉头盯着那张纸上的数字。

“啊，”他说，“也许我们最好下决心正视这种疾病。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浪费时间。听我说，我要去化验室，想跟我一起去吗？”

“正是，正是，”格朗一边说一边跟着医生下楼，“我也认为不能怕事。不过这是什么病呢？”

“我不能说，总之就已知的情况看，你不会患上的。”

“您瞧，”格朗微笑着说，“这样做毕竟没那么容易！”他们朝达尔姆斯广场方向动身了。科塔尔依然保持沉默。街上的人流开始拥挤起来。我们的小城的短暂的黄昏已经开始让位于黑夜，第一颗星星在轮廓依然清晰的地平线上闪烁起来。一会儿工夫后，所有的街灯亮起来，天空模糊，大街上的声音似乎也升高了一度。

“抱歉，”格朗在达尔姆斯广场拐角处说，“我得去赶车了。我的夜晚是神圣的。正如我们那边的老话：今天的事绝不拖到明天——”

里厄已经注意到了格朗说话喜欢引用一些“他们那边”（他来自蒙特利马尔）的说法的习惯，然后跟着一些诸如“迷失在梦里”或“美得像一幅画”之类的文绉绉的说法。

“原来如此，”科塔尔说，“晚饭后你别想把他从窝里拉出来。”

里厄问格朗是否在为市政机构加班。格朗说不是，他在做自己的事。

“真的？”里厄追问下去，“你干得还行吧？”

“考虑到已经搞了好多年，要是说不行的话我会觉得很奇怪。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进步不大。”

“能问一下——”医生停顿了一下，“——你从事的是什么吗？”

格朗伸手拉拉帽子，把帽檐拉到两只大大的招风耳上，含含糊糊地说了些让人听得不明不白的话，里厄似乎听出他的工作和“人格成长”有关。然后格朗匆忙转身，心急火燎地迈着碎步，在马恩大街两侧的无花果树下走远了。

来到化验室大门前，科塔尔对医生说很想拜访他并请教一些问题。里厄一边在口袋里摸那张记录着数据的纸，一边告诉他最好在门诊时间打电话；接着他又改变了主意，说他次日要到他们的住所附近，可以傍晚时去拜访他。

离开科塔尔后，里厄又想起格朗，试图想象他在一场鼠疫爆发后的情景——不像现在这次，这次也许最终不会很严重，而是像过去的那种大范围的爆发。“他是那种总是能在这种情况下安然无恙的人。”里厄记得曾经在什么地方读到过，鼠疫会放过体质孱弱的人，而是从身体强壮的人中间挑选牺牲者。他一边想，一边隐隐觉得格朗在某种程度上称得上是个“神秘人”。是的，初看起来，格朗的外表和行为上都是一个卑微的地方政府职员。他又瘦又高，他总喜欢穿刻意挑选的尺码过大的衣服里面，似乎以为这样可以穿得长久些。他下牙床的牙齿大体还在，但上牙床的牙齿已经没了。于是他笑的时候，上嘴唇抬起——下嘴唇几乎不动——他的嘴看上去就像脸上的一个小黑洞。他还有着像害羞的年轻神父一样的步态，走路喜欢溜墙根，像老鼠一样进门，身上带着一股淡淡的香烟和地下室房间的气味；简言之，他有着所有不引人注目的属性。是的，除了趴在办公桌上，认真修改市区浴室的收费表或整理初级秘书提交的关于垃圾收集税的汇报材料的本职工作之外，描写他的形象的确不太容易。即使你不知道他的工作，也会感觉他生来就是领62法郎30生丁的日薪，在市政部门从事不起眼但又不可或缺工作的临时性助理人员。事实上，这正是他每个月在市政办公室人员登记表职位栏目上填写的内容。22年前——在得到大学入学资格后，他因为缺钱不能继续深造——于是得到了这个临时职位，并在别人的诱导下怀着被迅速“承认”的憧憬，他大概说过，只要能证实他处理市政当局安排的一些棘手任务的能力。一旦得到“承认”，他们曾经向他保证过，他就笃定能被提拔到一个确保他过上舒适生活的等级。当然，并非他有很大的抱负；他可以发誓，他说这番话时带着讽刺的微笑。他最大的期望是通过勤恳工作获得有保障的物质生活。他接受那个提供给他的职位，是出自可敬的动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对理想的坚持。

但这种“临时”状态变成了无止境的等待，物价飞涨，但格朗的薪水经过几次法定加薪后还是少得可怜。他曾经向里厄倾诉过，但似乎没人注意他的境况。这就是格朗的天性，或者至少可以说是一种天性的体现。他当然可以提出正式要求，如果这不是他的权利——他对此不太确定——至少他得到过承诺。可是一则对他做过承诺的部门领导已经过世一些时间了，二则格朗也不记得那些承诺的确切条款。最后，真正让人头疼的是，约瑟夫·格朗不知道怎么开口。

正如里厄注意到的那样，这一特点是理解我们这位值得尊敬的市民朋友的关键。因为这个原因，他一直写不出一份心里盘算已久的措辞温和的抗议书，或为形势所迫采取一些措施。在他看来，他羞于提到“权利”——说起这个词他总是很迟疑——对“承诺”这个词也一样——这些词意味着他在要求自己应得的利益，因此和他从事的卑微职位显得很不相称。另外，他拒

绝使用诸如“你的仁慈”，“感激”，甚至“乞求”之类的词，在他看来，这些词有损他的个人尊严。于是，因为他在言语上的无能为力，他继续履行那些不起眼的，薪水微薄的职责，直到一大把年纪。还有，他还对里厄说过，在有了一些经验后，他已经认识到只要量入为出，他总能靠着那份微薄的薪水维持生活。这样一来，他证实了我们的市长——本市的一位工业巨子——常说的一种观点里的智慧。这位市长强烈坚持说，归根结底（他强调了这种慎重的表达方式，的确使他赢得了辩论）没有理由认为本市有因饥饿而死的人。无论如何，约瑟夫·格朗的这种简朴的，虽说称不上苦行僧生活的生活方式，归根结底，反证了任何与饥饿有关的顾虑。他继续推敲着他的措辞。

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他的生活方式是值得效仿的。他有坚持自己美好情操的勇气，这无论在本市还是别的地方都是不多见的。他透露的有关个人生活的片段，证明了一种在我们这个时代无人敢于承认其存在的善行和爱的能力。他理直气壮地承认他深爱自己的姐姐和侄子，他们是他唯一在世的近亲。他每隔一年去法国探望他们一次。他也直言不讳对父母的想念，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双亲，一想起他们就很伤心。他也毫不隐瞒对于家乡教堂钟声的特殊感情，每天下午一到5点，悦耳的钟声就会准时响起。然而要表达出这些情感，既要平实，又要简单，他要付出可怕的努力才行。这种措辞的困难已经成了他生活里的一个很大的苦恼。

“噢，医生，”他会大声说，“我是多么希望学会如何表达自己呀！”他每次和里厄会面都会提起这个话题。

那天晚上，看着格朗离开的身影，医生突然明白了格朗试图表达的意思；他显然正在写作一本书之类的东西。在去化验室的路上，这个有趣的想法使他感到安心。他虽然知道这很荒唐，但他无法相信一场大规模瘟疫会降临在一个拥有格朗这样一边干着卑微的工作，一边发展着无害的怪癖的人的城市里。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不能相信这样的怪癖存在于被鼠疫袭击的社会，所以他断定鼠疫不可能在我们的市民朋友里传播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