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厄进门的时候，老人正坐在床上平时的位置上，把干豆子从一个盘子里数到另一个盘子里，一见客人他就满脸堆笑。

“啊，医生？那是伤寒，对不对？”

“你究竟从哪里冒出这个想法的？”

“报纸，电台上也说了。”

“不，这不是伤寒。”

“不管怎么样，”老人咯咯笑着说，“那些大人物在说大话。他们紧张了，是不是？”

“一个字都别信。”医生说。

他给老人做过检查，在那间昏暗的小餐室里坐下来。是的，尽管嘴上没说，他害怕。他知道仅在这片郊区就有8～10个不幸的人，正因为腹股沟淋巴炎蜷缩在病床上，等着他明天早上诊治。其中只有两三个对肿块进行切口的病人有了好转，大部分都得住院，他了解贫穷的人对医院是什么感觉。“我不想让他们在他身上做试验。”其中一个病人的妻子说。但是他不会被当成试验品；他会死，就是这样。那些现在执行的措施是不适当的，事实是这样可悲的清晰。至于那“特别配备”的病房，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两间别的病人已经被匆忙转移出去的附属病房，窗户被封得密不透风，环绕大楼外面设置一条防疫线。唯一的指望是疾病的爆发会自然停止；当局目前采取的措施无疑是不可能扑灭疫情的。

尽管如此，那天晚上的官方通报的口气仍然乐观。第二天，兰斯多克信息处宣布地方采取的举措得到了普遍认同，已经有30个病人上报。

卡斯特尔打电话给里厄：“特殊病房里有多少张床位？”

“80个。”

“城里肯定有不止30个病例吧？”

“别忘了还有两种情况：害怕的，没有时间的，后者占多数。”

“我明白了。他们检查尸体埋葬吗？”

“不。我通过电话告诉里夏尔需要采取积极措施，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我们得设置一道对付这种病的真正屏障，否则还不如什么事都不干。”

“是吗？他怎么说？”

“办不到。他没有权限。照我看，情况要变糟。”

正是如此。三天内，两处特配病房都满了。按照里夏尔的说法，正在讨论征用一所学校来设置一个附属医院。与此同时，里厄继续为病人开刀处理脓肿，并等候抗鼠疫血清的到来。卡斯特尔则回到旧书堆里，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公共图书馆。

“那些老鼠死于鼠疫，”他得出结论说，“或者某种极端类似的疾病。而且它们在城里散播了无数只跳蚤，如果不及时处理，疾病将会以几何级数扩散。”

里厄沉默不语。

大约在这个时候，天气开始好转，太阳晒干了雨水留下的最后一些泥泞。每天早晨都是蓝天白日，温度也开始上升，时而天空传来飞机的嗡嗡声——都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没什么两样。然而这四天里热病出现了四个惊人的飞跃：16例死亡，24例，28例，32例。第四天，附属医院在一所小学成立的消息发布了。此前还设法用说笑来掩盖内心忧虑的市民们现在变得缄默，表情阴郁。

里厄决定给省长打电话。

“这些措施是远远不够的。”

“是的，”省长回答，“我看了统计数字，正如你所言。太让人担忧了。”

“不止让人担忧；数字是确定性的。”

“我会要求政府下命令。”

当里厄再次去见卡斯特尔时，省长所说的话让后者火冒三丈。

“命令！”他轻蔑地说，“一句空话顶什么用！”

“有疫苗的消息吗？”

“这个星期到。”

省长通过里夏尔请里厄起草一份备忘录，发给殖民地中央政府请求下命令。里厄在里面附了一份临床诊断书和传染病统计资料。在汇报40人死亡的那一天，省长负起责任，宣布了严格的新规定。强制要求上报发热病例并严格对病人执行隔离；病人的住处要关闭并进行消毒；居住在同一所房屋的人要进行隔离检疫；下葬要在地方政府的指导下进行——用一种随后会加以描述的方式。第二天，血清由飞机送达。这批血清只够眼前应急，不足以应付传染病的扩散。在回复给里厄的电报里，通知他紧急储备已经耗尽，但正在筹备新的供应。

与此同时，春天的脚步正从所有偏远的区域向市区走来。成千上万朵玫瑰枯萎在市场和街道两旁花商的篮子里，空气里充溢着它们甜腻的香气。表面上，这一年的春天和往年没什么两样。电车在高峰期总是挤满了人，在一天的其他时间则空空荡荡又脏又乱。塔鲁继续观察那个小个子老头，小个子老头照旧朝猫儿吐口水。格朗每天傍晚匆忙回家干他神秘的文学工作。科塔尔接着过他平时散漫的生活。而治安法官奥顿先生则继续检阅他的兽群。

老西班牙人还在把豆子从一个盘里往另一个盘里数，有时候你会遇见记者朗贝尔，他似乎对看见的一切都兴趣盎然。

到了傍晚，人们照例拥挤在大街上，或者在电影院前排成长队。而且，传染病似乎成了强弩之末；有几天公布的死亡人数只有10例左右。然后，几乎在突然之间，数字又一次直线上升起来。在死亡人数上升30例那天，省长交给里厄医生一份电报，说：

“他们终于慌了。”电报上写的是：“宣布鼠疫爆发，封闭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