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市民们正设法适应着突然实行的隔离的时候，鼠疫正在给各处关卡派去岗哨，使开往奥兰的轮船掉头。自从施行封城政策以来，没有任何交通工具进过城。从那天以后，人们会产生一种印象，即所有的汽车都在城里兜圈子。假如从林荫大道的最高处俯瞰港口，也会看到一幅奇怪的景象。迄今为止，使它成为海岸线上一个主要港口的贸易往来已经突然停止，繁华不再。只有寥寥几艘接受检疫的船只停泊在海湾里。但是码头上闲置的无精打采的吊车，歪倒在地上的翻斗车，无人照管的一堆堆麻袋和木桶——都无声地证明了连商业也被鼠疫剥夺了生命。

尽管面对着如此不寻常的景象，我们的市民们还是感到难以理解自身的处境。有些感觉是每个人都深有感触的，比如恐惧和分别的痛苦，然而个人利益也仍然在他们的思想中占据着首要的地位。迄今为止人们还不明白鼠疫究竟意味着什么。大部分人只是发觉他们日常生活的秩序被打乱，利益受到了影响。他们既担心，又生气，但这些情绪不是能够用来对付鼠疫的。比方说，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去谩骂政府。省里通过新闻机构对这些批评——难道不能修改一下这些严格的规定吗？——的反击多少有点出人意料。原本各家报纸和兰斯多克信息局都是得不到任何官方的疫情统计数字的。现在省里每天都把这些数据发给媒体，要求它们每周发布一次。

公众对这一举措的反应也比预料中迟缓。鼠疫爆发第三周造成302例死亡的干巴巴的声明没有触动他们的想象力。首先，这302例死亡也许并非全部是鼠疫造成的。其次，城里没有一个人了解市里平时每周的死亡人数。本城的居民共约20万。因此无从得知当前的死亡率是否真的那么反常。事实上，这种统计数字虽然平时无人关心，然而其重要性又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公众缺乏比较的标准。只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死亡率上升到无法忽视的程度时，人们的看法才能贴近现实。接下来的第四周有321人死亡，第五周有355人。这些数字足够说明问题了。但还不足以说服我们的市民，他们尽管人心惶惶，但还固执地认为这只是一场意外事件，尽管非常讨厌，但终究是暂时性的。

所以他们照常在大街上徜徉，在露天咖啡座喝咖啡。一般而言，他们不缺乏勇气，传播的笑话远多于耶利米哀歌(1) ，而且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些暂时的不便。总之，他们保住了自己的脸面。然而到了月底，在稍后会谈到的祈祷周到来的时候，更严重的情况改变了城里的方方面面。首先，省里采取了一些控制交通和粮食供应的措施。汽油实行配给，食品销售也受到了一些限制，还规定缩减电力的使用。只有生活必需品可以通过陆路或空运进入奥兰。道路上的车辆逐渐稀疏下来，直到路上几乎看不到任何私人车辆；奢侈品商店第二天就停止了营业，其他商店也开始贴出了“无货”的通知，而门外则挤满了等着采购的人群。

奥兰市呈现出一幅奇异的景象。大街上行人更多了，因为很多商店和大批办公室关闭，大量无所事事的人挤满了街头和咖啡馆。因为目前他们还算不上失业；只是在休假。所以，在天气晴好的日子，接近下午3点的时候，城里就像在举行公共庆祝活动一样，商店都关了门，公共交通也停了下来，把街道让给狂欢的人们。

电影院受益于这种情况，赚钱不费吹灰之力。他们唯一的难题是缺乏新电影，因为这个地区的影片流通已经被迫中止。两星期后，电影院之间不得不开始互相交换影片，再过一段时间后，就只能翻来覆去地播放同一套影片。尽管如此，他们的票房却不见减少。

至于咖啡馆，要感谢这座城市引以为傲的葡萄酒和烈酒贸易所积累的大量库存，所有的咖啡馆都同样能满足顾客的需求。而且，说老实话，酗酒的情况很严重。有一家咖啡馆贴出了一条绝妙的标语：“防止感染的最佳途径是一瓶好酒”，这条标语强调了酒精能够预防传染性疾病的流行观点。于是每天晚上凌晨两点时分，都有很多烂醉如泥的人被酒肆赶出来，一边在大街上摇摇晃晃地走，一边乐观地大呼小叫。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所有这些变化显得如此不真实，而且又出现得如此突然，令人很难相信它们会持续下去。所以，我们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个人的感受上来。

城市关闭后第二天，里厄医生离开医院的时候在街上遇见了科塔尔。后者喜气洋洋。里厄向他表示祝贺，说他气色很好。

“是的，”科塔尔说，“我感觉不错。一辈子都没这样好过。医生，告诉我。这场该死的鼠疫，它是怎么啦？开始变严重了，是吗？”

看见医生点头，他又兴致勃勃地说：“那就没理由停下来。从城里的情况上看，要乱套了。”

他们一起走在一条小路上，科塔尔讲了他们街上一个感染鼠疫的杂货店老板的事，那个人抱着以后赚大钱的想法囤积了很多罐头。当救护人员赶到的时候，他的床底下放了好几十罐肉罐头。“他在医院里死了。瘟疫里面是没钱可赚的，那是肯定的。”科塔尔有一大堆和疫情有关的故事，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其中一个说的是一个出现了所有的症状并发着高烧的男人，这个人跑上大街，冲向他遇见的第一个女人，然后死死抱住，嘴里大叫着他“得上了”。

科塔尔的评论是“他真行！”。但他的下一句话出卖了他幸灾乐祸的假象。

“总之，不久以后我们都会发疯的，除非我错了。”

当天下午，格朗终于向里厄说了心里话。因为注意到桌子上里厄夫人的照片，他询问地看着医生。里厄告诉他他妻子正在离城里有段距离的疗养院接受治疗。

“在某种意义上，”格朗说，“那是幸运的。”

格朗表示同意，不过他又补充说，最好他妻子能就此康复。

“是的，”格朗说，“我理解。”

于是，从里厄认识他以来，格朗第一次变得健谈起来。尽管还会在词语的选择上卡壳，但是他几乎总是能成功地找到适合的词语；真的，就像他深思熟虑多年才开口一样。他告诉里厄，当他十几岁的时候，他娶过一个附近贫穷家庭的非常年轻的女子。实际上，正是为了结婚他才放弃学业并接受了现在的工作。他和让娜都不曾离开过他们那片地区。在追求她的那段时间里，他常常去她家里看她，而她的家人总是取笑她的这个腼腆而沉默的仰慕者。他爸爸是个铁路工人，不上班的时候，大部分时候坐在靠窗的角落，把一双大手摊放在大腿上，默默地盯着过路人。他的老婆则终日忙于家务。让娜时常帮忙。让娜身材瘦小，每当过马路的时候格朗总为她担心，因为在她纤弱身躯的衬托下，那些车辆都显得那么庞大。后来，在圣诞节前不久的一天，他们俩一起出门散步，停下来欣赏一家商店装饰精美的橱窗。在入迷地凝视了一会儿后，让娜转向他。“哎呀，是不是很可爱？”他握住了她的手腕。就这样，他们确定了终身。

后面的故事在格朗看来非常简单。和很多结合的普通夫妇没什么两样。你结了婚，你的爱持续更长的一段时间，你工作。然后过于努力的工作使你遗忘了爱。因为格朗受雇的办公室的领导没有遵守诺言，让娜也不得不在外面工作。在这里，我们得用上一点想象力才能理解格朗试图表达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疲惫，他逐渐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能力，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无力保持和爱妻之间的感情的活力。劳累过度的丈夫，贫穷的生活，未来生活希望的逐步丧失，一个个沉默无言的夜晚——爱情在这样的环境下有多少生存的机会？也许让娜已经受够了。但她坚持了下来；当然，人们也许总能忍受长期的痛苦而不自知。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后来有一天，她离开了他。自然，她不是一个人走的。“我很爱你，但是现在我太累了。我走了会痛苦，但一个人重新开始不需要很多快乐。”她在信里是这样说的。

格朗也不好受。而且如里厄所说，他也许也有了一个新的开始。然而并非如此，他失去了生活的信念。他无法停止对她的思念。他想给她写一封信来为自己辩解。

“但是很难，”他告诉里厄，“多年来我一直在考虑。当我们相爱的时候，我们不用语言就能懂得彼此的心意。但是人们不会永远相爱。我一直希望能找出一些词语来把她留在我身边——但我做不到。”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块看起来像格子布抹布一样的东西，响亮地擤了擤鼻子。然后又擦擦胡须。里厄默默地凝视着他。

“原谅我，医生，”格朗匆忙补充说，“但是——我该怎么说呢？——我认为你是值得信任的。所以才把这些事情告诉你。然后呢，你看，我总算讲完了。”很明显，格朗的思想和鼠疫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两个范畴。

那天晚上里厄给妻子发了一封电报，告诉她城里已经封闭，嘱咐她一定照顾好自己，另外自己一直想念着她。

有天晚上，在他离开医院的时候——时间大约是封城后的第三个星期——发现一个年轻人正在外面等他。

“您记得我，对吗？”

里厄相信自己记得，但一时却想不起来。

“这场麻烦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拜访过您。”年轻人说，“为了了解阿拉伯裔社区的生活状况。我叫雷蒙德·朗贝尔。”

“啊，是的。现在你可以为你们的报纸写一篇大新闻了。”

这一次，朗贝尔给人的感觉不如他们初次见面时那么自信，他说他的目的不是这个。他想求医生帮点忙。

“我得向您道歉，”他说，“但在这里的确人生地不熟，我们报纸在这里的代表处完全是个摆设。”

里厄说他得去一趟市中心的药房，提议他们一起步行去那里。他们途中要穿过黑人区的狭窄街道。暮色初起，但是往常这个时候非常热闹的城里却静得出奇。只能听到几声军号声在空气里回荡，在薄暮中显得异常嘹亮；无论如何，军队还和往常一模一样。他们一走进那些由蓝色、淡紫色和黄色墙壁围起来的陡峭的窄巷，朗贝尔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好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一样。他把妻子丢在了巴黎，他说。说真的，她其实还算不上他的老婆，但是没什么不同。城里一实行隔离他就给她发了一封电报。那一次他表达的意思是这种状态完全是暂时的，后来他一直想设法给她寄一封信，但邮局拒绝了他，本地的同事也帮不上忙，省长办公室的一个职员甚至当面嘲笑他。后来他只好排队等了几个小时，才得以发了一封电报：一切都好，希望很快和你相见。

但是第二天早上，他一睁开眼就想到，毕竟根本没法知道这种情况会持续多长时间。所以他决定马上离开奥兰。多亏他的职业身份，在托了一些关系后，他才受到省长办公室的一位高官的接见。他解释说他来奥兰纯属意外，他和这里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没有理由留在这里；按照当前的情况，他当然有权利离开，即使出城后要接受一段时间的隔离检疫也没关系。那位官员对他说，很理解他的处境，但不能做例外处理。不过，他会看看能否能帮上什么忙，尽管他对结果不抱希望，因为当局对现状采取了一种非常严肃的态度。

“可是，真该死，”朗贝尔大叫起来，“我不属于这里！”

“确实。无论如何，但愿这场瘟疫能早日结束。”为了安慰朗贝尔，那位官员指出，作为记者，他在奥兰市有一个绝好的新闻题材；真的，只要认真想想，无论什么事，不管有多让人讨厌，都有着光明的一面。

但朗贝尔气恼地耸耸肩，径自出了门。

他们已经到了市中心。

“这真是太他妈傻了，是不是，医生？事实上我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写新闻稿。而很可能是为了和一个女人一起生活的。那也是合情合理的，对不对？”

里厄谨慎地表示他的话不无道理。

中央大道不像平常那样拥挤。附近为数不多的几个人都忙着往远处的家里赶。每个人的脸上都看不到任何笑意。里厄猜想这是兰斯多克最新发布的消息带来的结果。再过24小时，我们的市民们将再次充满希望。但在他们听到新消息的那天，那些统计数字在每个人的记忆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实，”朗贝尔突然说，“她和我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但我们情投意合。”看到里厄没说话，他又接着说：“我看得出你讨厌我。对不起，我只想知道，你能不能给我出一张证明，说明我没有得这种该死的病。或许能让我办事容易一点。”

里厄点点头。一个小男孩撞到他腿上跌倒了；他把他扶了起来。

继续往前走，他们到了达尔姆斯广场。棕榈树和无花果树的树叶上蒙了一层灰尘，垂头丧气地环绕着一尊共和雕像，后者也蒙了一层灰尘和污迹。他们在雕像旁停了下来。里厄把双脚在石板上跺了两下，抖掉鞋子上附着的一层白色尘土。记者把帽子推到后脑勺上，衬衣领从松垮垮的领带上翻出来，脸上胡子拉碴，表情阴郁而倔强，一副认为自己受到深深伤害的表情。

“请不要怀疑，我理解你的感受，”里厄说，“但是你必须得明白，你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我不能给你那张证明，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否患了病；就算我愿意，我怎么能肯定你在离开我的门诊和赶到省政府办公室期间不会感染上呢？何况即使我——”

“即使你怎么样？”

“即使我给你一张证明，那也无济于事。”

“为什么？”

“因为城里和你处境相同的人成千上万，无论如何是不能允许他们离开的。”

“他们没有患鼠疫也不行？”

“那不是个充分的理由。我知道这种情况很荒谬，但既然我们都被卷了进来，我们得接受现实。”

“但我不属于这里。”

“很不幸，从现在开始，你和其他每个人一样都属于这里。”

朗贝尔微微提高了声音。“可是，该死的，医生，难道你不明白这是人之常情吗？难道你认识不到这种隔离对彼此相爱的人意味着什么吗？”

里厄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他完全理解。他衷心希望朗贝尔能够获准出城回到爱人身边，也希望所有相爱而受阻隔的人重聚。但是法律就是法律，鼠疫已经爆发，他只能坚持原则。

“不，”朗贝尔愤愤地说，“你不会理解的。你说的是理性的语言，不是心里话；你生活在抽象的世界里。”

医生仰头看了看共和雕像，然后说他不懂自己用的是不是理性的语言，但他所说的事实是每个人都看得到的——两者是不是一回事不重要。

记者正正领带。

“好，我明白了，我不能指望得到你的帮助。很好，不过——”他挑战似的抬高了声音，“我会离开这个城市的。”

医生再次说他非常理解，但这一切都和他没关系。

“对不起，但是这和你确实有关系。”朗贝尔又一次抬高了声音，“我找你是因为有人告诉我你是那份法令的主要推动人。所以我以为在这件事上你无论如何能网开一面。但是你根本不在乎；你从来不为任何人考虑，你根本不把那些被拆散的人当回事。”

里厄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实情，他宁可不去考虑这一类的事情。

“啊，我现在明白了！”朗贝尔大声说，“你很快就要跟我谈论公众利益了。但是公众利益是我们每个人个体利益的总和。”

医生好像突然从梦里醒过来一样。他说：“啊，话虽没错，但并不是这样简单。急于下结论是不行的，你知道。不过你没有理由生气。如果你能找到办法脱离困境，我会非常高兴。只是，我的职业身份不允许我做你要求的事。”

朗贝尔烦躁地摇摇头。

“是的，是的，我不该生气。另外我已经占用了你太多的时间。”里厄要求朗贝尔把他的逃脱方案的进展情况告诉他，并请他不要因为自己的不近人情而怀恨在心。他相信，他补充道，他们还是有一些共同看法的。朗贝尔被搞糊涂了。

然后，“是的，”他沉默片刻后说，“我也认为可能是这样——关于你说的那些话。”他停顿了一下，“可是，我不能同意你的做法。”

他把帽檐拉到眼睛上面，快步走开了。里厄看见他走进了塔鲁住的那家旅馆。

片刻后，医生微微点了点头，仿佛同意了内心的某种想法。是的，记者追求幸福是对的。但是他指责他，里厄，生活在抽象的世界里，难道也是对的吗？当鼠疫在城市里肆虐，一个星期内夺走500条生命的时候，“抽象”这个词能用来描述这些天他在医院所过的生活吗？是的，有几分抽象，遭遇这样的灾难，的确让人有脱离现实的感觉。然而当抽象要来杀你的时候，你必须行动起来。就里厄所知，这并不难理解。比如说，管理这个附属医院（他担任负责人）——现在有三座这样的医院——就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他已经让人准备了一间通往手术室的接待室，用作接待送来的病人。地板被挖掉，换成浅浅一池来苏水，在正中间用砖垒成一个平台。新入院的病人被放到平台上后，迅速脱掉衣服，衣服丢进消毒水里。病人经过洗浴消毒、擦干身体后套上粗糙的病号服，被带给里厄检查，接着被送入病房。这座用征用来的校舍改造成的医院，现在拥有500个床位，而且几乎所有的床位被占用了。

里厄亲自监督着病人入院之后，又为他们注射血清，开刀处理脓疮，然后重新查看一遍统计数字。下午他又马不停蹄地回去看门诊，晚上又继续进行巡诊，深更半夜才能回家。前一天晚上，他母亲在把媳妇的电报递给他的时候，说他的手在发抖。

“是，”他说，“不过这只是因为太专注了，我的情绪会稳定下来的，你放心。”

他有一副结实的身体，所以至今还没有真正感到疲劳。然而每天的巡诊已经开始给他的耐性造成极大的压力。传染病一旦确诊，病人必须立刻转移。然后真的开始“抽象”以及一场和病人家庭的争夺。因为他们知道除非康复或死亡，否则他们和得病的亲人就永无再见之日。“发发慈悲吧，医生！”这是塔鲁旅馆女佣的妈妈洛雷太太向他发出的哀求。一个多余的哀求，慈悲心他是有的，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必须打电话，很快救护车拉着警报从街上开过来（开始邻居还打开窗户看看，接着他们就迅速关了窗户）。然后开始上演第二场冲突，眼泪和恳求——一言以蔽之，抽象。在那些火炉一样热，折磨人神经的病房里总是上演着一幕幕令人疯狂的惨剧。但是结果总是一样的。病人被带走，里厄也可以离开了。

在最初的几天他只是打电话，然后不等救护车赶来就匆匆离开去看下一个病人。但往往他前脚离开，后脚病人家就锁了门，上了杠，宁可接触鼠疫也不愿和他们已经很清楚病情的亲人分开。于是叱责，尖叫，砸门，先是警察，后来又上军队；病人最终被强行带走。因此在最早的几个星期里，里厄不得不留在病人身边，一直等到救护车赶来。后来，当每位医生都配备一名警察志愿者陪同的时候，里厄才能腾开手多看几个病人。可是，一开始的时候，每天晚上都像那天他给洛雷太太的女儿看病的情景一样。他被领进一间装饰着纸扇子和人造花的小公寓房间里。那位母亲带着犹豫的微笑迎接了他。

“噢，我真希望这不是每个人都在谈论的那种热病。”

掀开床单和睡衣，他默默地盯着女孩大腿和腹部的红斑，肿胀的淋巴结。只看了一眼，那位母亲就开始无法控制地尖声痛哭起来。每天晚上母亲们看到那些出现在四肢和腹部的致命红斑时的号啕大哭；每天晚上紧紧抓住里厄胳膊的不同的手，一连串无用的话，许诺和眼泪；每天晚上被救护车的警报声引发的像各种各样的悲哀一样徒劳的场景。除了一遍遍重复的这样的情景，他这些天指望不到别的什么了。是的，鼠疫就像大道理一样，是一成不变的，唯一改变的方面是他自己。站在共和雕像脚下的那个夜晚，盯着朗贝尔刚刚走进的旅馆大门，里厄感到一种荒凉冷漠的感觉正在逐步侵蚀着他的心。

几个星期令人疲倦的生活过后，经过所有这些市民们涌上街头，在大街小巷漫无目的地闲逛的夜晚之后，里厄意识到他不再需要硬起心肠来克制他的同情心。当同情心没用的时候，人们要抛弃它。在这样的环境下，里厄的心已经慢慢自己封闭起来，他感觉到一种安慰，他在几乎无法忍受的负担下的唯一的安慰。这样，他明白，会使他的任务轻松一些，因此他感到高兴。当他凌晨两点回到家里的时候，他母亲被他脸上的茫然表情惊呆了，同时也为他的过度操劳感到担心。为了对抗抽象的事物，在你的性格里必须有一些同样的东西。

但是怎么能指望朗贝尔理解这些呢？对他来说，那些看不见的、抽象的事物全是妨碍他幸福的东西。的确，里厄不得不承认记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但他也知道，那些抽象有时比幸福强大得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认真对待。这也正是朗贝尔将要经历的过程，正如很久以后，当朗贝尔向他吐露了更多的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之后，他会了解到的那样。因此他才得以在一个不同的水平上，参与了这场在每个人的幸福和作为抽象敌人的鼠疫之间进行的枯燥乏味的战争——这场战争在很长时间里构成了我们这座城市的全部生活。

(1)《旧约·圣经》的一章，讲述上帝降罚的耶路撒冷城人民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