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塔鲁开始行动并组织了第一个义工小组，很快又有很多别的小组也跟着成立起来。

不过，叙述者无意把这些卫生援助组织的重要性拔高到不应有的程度。现在很多市民朋友大概倾向于夸大他们提供的服务。但是叙述者认为，过分夸大值得称道行为的重要性的话，人们也许在不知不觉中鼓励了人性糟糕的一面。因为人们会认为这类行动是作为特例受到关注的，而麻木不仁和漠不关心才是常态。叙述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愚昧无知是人世间罪恶的根源，如果缺乏认知，好心能造成和恶意同样大的危害。总体而言，人类的善是多于恶的；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人类或多或少是愚昧的，这就是我们称为恶习和美德的东西；最不可救药的恶习是一种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因此认为自己有权利杀戮的愚昧。杀人者的灵魂是盲目的；而缺乏透彻的认知，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善和真正的爱。

因此，应该以称许和客观的眼光看待这些完全在塔鲁的努力下建立的卫生组织。这也是叙述者拒绝用过度美化的辞藻吹捧塔鲁，并认为这种行为只具有一定相对价值的勇气及奉献精神的原因。但他将继续充当记录者，记下市民们面对鼠疫的冲击表现出的痛苦和反抗的感情。

那些加入卫生援助组织的志愿者，他们的工作确实没有那么伟大的价值，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唯一的出路，而且在那时不做这种选择是不可想象的。这些组织使我们的市民们能够和疾病战斗，并使他们相信瘟疫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他们应该齐心协力与之斗争。既然鼠疫以这样的方式变成了一些人的责任，人们也就认识了它的实质；它是所有人的心腹之患。

到目前为止还不错。但我们不会赞扬一个正在教二加二等于四的教师，尽管我们可能会赞扬他选择了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业。这时我们就可以说，塔鲁和其他很多人选择去证明二加二等于四而不是相反是值得赞扬的；但我们要补充一点，他们的这种美德是教师以及和教师拥有同样情感的人所共有的，而且，可以称为人类的荣光。这样的情感比人们想象的多得多——这，至少是讲述者的信念。他也很清楚有人会提出反对的意见，说这些人在拿生命冒险。但是在历史上总会一再出现这样的时刻，敢于说出二加二等于四的人被处以死刑。教师很清楚这一点。但问题的关键不是在做计算的时候考虑得到的是惩罚还是奖赏，而是二加二是不是等于四。对市民中那些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人来说，重要的是他们中间是否爆发了鼠疫，他们是否必须同鼠疫进行战斗。

在那些天里，很多新涌现出来的说教者在城里散布消极论调，说大家应该听天由命。而塔鲁，里厄和他们的朋友们也许给出的回答不同，但结论只有一个，决不能坐以待毙，必须组织一场战争。最基本的目的是把尽可能多的人从死亡和注定永诀的命运中拯救出来。达到这一目的只有一个途径：同鼠疫作战。这种态度没什么值得敬佩的；它只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已。

所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老卡斯特尔满怀信心地迈着蹒跚的脚步，一心一意在他临时拼凑出来的设备上制备抗鼠疫血清。里厄和他怀着同一个希望，期待一种从本地获取的杆菌中培养出来的疫苗能够比外部运入的疫苗更有效，因为当地的鼠疫杆菌和热带病教科书上定义的普通鼠疫杆菌有微小的差异。此外，卡斯特尔预期在一个短得惊人的周期内收获他的第一批疫苗。

这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一点也谈不上英雄的格朗充当了卫生援助小组秘书长的角色。塔鲁组织的卫生援助小组里有一部分在人口稠密地区工作，着眼于改善那里的卫生状况。它们的责任是确保房屋处于良好的卫生状况，并登记未经官方卫生组织消毒的阁楼和地下室。另一些小组的志愿者陪医生们逐户访问，负责疏散受感染的患者，因为缺少司机，还要驾车运送病人和死尸。这一切都要归档和统计，于是格朗就承担了这个任务。

从这个角度来看，叙述者认为格朗比里厄和塔鲁更具有鼓舞这些义务援助小组的沉静勇气。他毫不犹豫地应允下来，只要求给自己分配一些比较轻省的工作：他年龄太大，做别的力有未逮。他可以抽出每晚6点到8点的时间。当里厄感动地向他致谢时，他显得很惊讶。

“为什么，这不难！发生了瘟疫，我们都要站出来，这是显而易见的。啊，我只希望一切都简简单单的！”然后他又扯起他的老一套来。有时候在晚上，当他写完报告，做好统计之后，会和里厄一块聊聊。很快塔鲁也加入进来并形成了习惯。格朗跟两位同事聊天的瘾头越来越大。他们也开始对他在鼠疫肆虐的环境中所从事的吃力的文学工作产生了真正的兴趣。确实，他们也从中得到了一种紧张之余的放松。

“你那个马背上的年轻女子进行得怎么样？”塔鲁会问。格朗则总是苦笑着回答：“进展很慢，进展很慢！”一天晚上，格朗宣布他决定弃用“女骑士”前面的形容词“优雅”。从现在开始把它换成“苗条”。“这个词更具体。”他解释道。此后不久，他向两位朋友朗读了那句话的新版本：

“5月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人们也许见过一位苗条的年轻女子，骑着一匹俊美的栗色牝马在布洛涅森林鲜花盛开的大道上走过。”

“你们不认为这样看起来更好一些吗？另外，我写‘5月的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是因用‘在5月份’显得拖慢了节奏，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接着他又对形容词“俊美”不满意起来，在他看来这个词表现力不够，于是开始推敲更能立竿见影地描述那匹他想象中神骏马匹的形容词来。“壮硕”不行；虽然够具体，但听起来有点贬义，且流于鄙俗；“鞍辔鲜明”吸引了他一会儿，但这个词很累赘，多少影响了韵律。一天晚上，他胜利地宣布找到了灵感：“黑色。”他解释道，黑色蕴含了俊美和健壮的意思。

“那不行。”里厄说。

“为什么？”

“因为后面的栗色牝马已经表明了颜色。”

“呃，”格朗显得异常苦恼，“谢谢你，多亏有你在这里帮我！可是你也知道这有多难了。”他感激地说。

“‘雍容’怎么样？”塔鲁提议。

格朗盯着他，沉思了片刻。

“对！”他大叫一声，“太好了。”他慢慢咧开嘴唇，微笑起来。

几天后，他承认“鲜花盛开”这个词让他很苦恼。因为他唯一熟悉的城市是奥兰和蒙特利马尔，他有时候让他的朋友们告诉他，布洛涅森林有什么种类的花，是怎么布置的。事实上里厄和塔鲁都没有那里的林荫道“鲜花盛开”的印象，但格朗在这个问题上的言之凿凿动摇了他们对于记忆的信心。格朗对他们的犹豫感到很困惑。“只有艺术家才懂得运用他们的眼睛。”他断言。但是一天晚上医生发现他非常兴奋。因为他用“洒满鲜花”代替了“鲜花盛开”。他搓着手说：“这样人们不光能看见它们，也能闻见它们！脱帽致敬，先生们！”他得意扬扬地大声朗读着：“5月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人们也许见过一位苗条的年轻女子，骑着一匹雍容的栗色牝马在布洛涅森林洒满鲜花的大道上走过。”

然而大声一读，他又感到句子的节奏有一种令人不快的效果。他仔细揣摩了一会儿，然后垂头丧气地坐下来，向医生告别。他还要回去好好推敲一下。

事后人们才知道，大约在这段时间，他开始在办公室里显示出心不在焉的迹象。这种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被看得很严重，因为市政当局不仅因为缺少人手面临极大的压力，还时常接到强制摊派的新任务。他的部门正忙得焦头烂额，而主管一边派给他沉重的工作，一边指出付给他薪水是为了做这些工作的，但他却没有好好完成。“我听说你在卫生援助小组做义工。你在工休时间做，所以跟我没关系。但是在这样糟糕的形势下，最好先把本职工作做好。否则别的一切都是白搭。”

“是的，他说得对。”医生表示赞同。

“但我的脑子静不下来；那句话的结尾一直在困扰我，我一直解决不了。”

那句话令人遗憾的节奏一直在他的耳边跳动，但他找不到改善的办法。而那个他灵光一闪想出来的“洒满鲜花”现在也显得不如人意。怎么能把种植在大道两边或者自然生长的鲜花说成“洒满”呢？事实上，在某些晚上，他显得比里厄还疲倦。

是的，这个一直占据着他头脑的徒劳的任务已经使他疲惫不堪；然而他仍然坚持为卫生协助组织做数据统计和撰写报告。每晚他都耐心地更新总数，把它们绘制成图表，绞尽脑汁把这些数据用最精确、最清晰的表格展现出来。他常常跑去一家医院见里厄，在办公室或药房要一张桌子，带着资料坐下来，完全和在市政办公室坐在他的办公桌旁一样。他在带着消毒水和疾病的恶臭的暖洋洋的空气里挥着撰写完毕的纸张使墨水变干。在这样的时候，他显然已经把“女骑士”置之度外，一心一意干手头的工作。

是的，事实上人们愿意身边有一些模范，这样的人他们称为英雄。如果叙述者有必要在故事里树立一个“英雄”的话，那么他必定向读者推荐这个有一颗善良的心和貌似荒谬的理想，无关紧要且不起眼的英雄。这样展现出的真理恰如其分，正像二加二等于四，而英雄主义则应置于高尚的幸福追求之后而不是之前的第二位。这样做也体现了这部纪事的原则，叙述者希望构成它的是一些美好的感情，既非显著的恶，也非舞台表演中那种渲染情绪的丑陋的方式。

这至少是里厄在阅读报纸或听广播里外部世界发给受灾人口的消息和鼓励的看法。除了空运和海运来的援助外，人们在报纸或广播里对这座孤立的城市也不吝同情和赞美之词。而这些冠冕堂皇的陈词滥调总是让他感到不舒服。不用说，他明白这种同情是真心实意的。但这种套话只能表达人类群体之间的团结；对另外的一些情况则是非常不适当的，比如说，对于格朗每天做出的看似渺小的一些努力，而且它们无力描述格朗在瘟疫盛行的环境中所代表的精神。

到了午夜，沉睡中的城市万籁俱寂，医生有时候会在几个小时的短暂睡眠前打开收音机。从地球的各个角落，隔着千万里的陆地和海洋，善良而好心的演说者们试图表达他们感同身受的心情，他们确实说了，但同时也证明每个人都是无力分担他们看不见的痛苦的。“奥兰！奥兰！”呼叫声徒劳地越过海洋，里厄也满怀希望地徒劳地听着；每当一场长篇大论的演说开始，都带来一道横亘在格朗和演说人之间的无法逾越的鸿沟。“奥兰，我们和你同在！”他们充满感情地呼喊。不，医生对自己说，只有爱或携手赴死——“这是唯一的路。他们太遥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