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瘟疫正聚集全部力量，打算把它们倾斜到城里，使之变成一座废城的时候，我们要记录一些像朗贝尔一样倔强的人，为了找回他们失去的幸福而负隅顽抗，所进行的痛苦而漫长的、形式单调的抗争。这是他们抵抗即将面临的束缚的途径，尽管他们的抵抗不具备其他人那种积极的态度，显得徒劳而没有理性，但仍具有自身的价值，体现了一种不容忽视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朗贝尔面对瘟疫绝不言败。一明白过来无法通过合法的途径出城，他就决定另找出路。他首先从咖啡馆的服务员入手。咖啡馆服务员通常了解很多内幕消息。不过他首先探听到的是进行这种逃脱的尝试会面临严重的惩罚。有家咖啡馆甚至把他当成了警察局派出来的密探。直到在里厄家遇见科塔尔，他才找出了点头绪。那天他和里厄又聊起在政府部门碰壁的事，科塔尔听到了那场谈话的尾巴。几天后，科塔尔在街上遇见他，热情地和他打招呼。

“你好，朗贝尔！还没碰到好运气？”

“一无所获。”

“指望官僚商人是没用的。他们不会替人着想。”

“我知道。我正在想别的办法。但实在太困难了。”

“对，”科塔尔回答，“确实是这样。”

不过，他知道一个办法，他向朗贝尔解释说。朗贝尔这段时间在咖啡馆认识了不少朋友，已经知道有一个“组织”在经营着这种生意。他吃惊地了解到，一直花钱大手大脚的科塔尔现在正从事和配给商品有关的走私生意。通过以稳步上涨的价格出售走私香烟和劣酒，他正在积累起一笔小小的财富。

“你有把握吗？”朗贝尔问。

“有。前些天还有人给我提过这种建议。”

“但你没接受。”

“拜托，你不用怀疑。”科塔尔友好地说，“我不接受是因为我不愿意离开。我有我的道理。”他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我注意到，你没有问我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这和我没关系。”朗贝尔回答。

“是的，在某种程度上，当然是。但是换个角度——好，让我这样说吧：自从发生了鼠疫，我在这里感到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朗贝尔没有发话。然后问：“那么，怎么和你说的这个组织接触。”

“啊，”科塔尔回答，“不是那么容易。跟我来。”

时间是下午4点。城里的闷热到了顶点。附近一个人都没有，所有的店铺都关着门。科塔尔和朗贝尔无言地走了一段来到拱廊下。这是一天里鼠疫陷入低潮的时候；在酷烈的阳光和瘟疫的笼罩下，城里一片死寂，失去了一切颜色和活动；空气沉闷，说不清是因为灰尘和溽热，还是因为瘟疫的压迫。瘟疫的痕迹需要仔细观察和思考才能察觉，因为只有一些反常的迹象才能揭示它的存在。因此那位和鼠疫关系密切的科塔尔，让朗贝尔注意到了狗的消失。在往常这个时间，常常能看到它们趴在门道的阴影里，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试图找到一片不存在的阴凉。

他们沿着棕榈道穿过达尔姆斯广场，然后朝下面的港区走去。左边出现了一家漆成绿色、装着伸到人行道上的宽大黄色遮阳棚的咖啡馆。科塔尔和朗贝尔抹着汗走进这家咖啡馆。咖啡馆里有几张同样漆成绿色的小铁桌，还有折叠椅。房间里空荡荡的，空气里嗡嗡地飞着几只苍蝇；吧台上放着一个黄色的笼子，一只耷拉着羽毛的鹦鹉蹲在栖木上。四面的墙上贴着几幅蒙着灰尘和蛛网的军事题材的老照片。桌子上落着干鸟粪，朗贝尔坐的一张也不例外。正在他疑惑这些鸟粪的来历时，随着几声扑打翅膀的声音，一只神气的公鸡从一个黑暗角落里跳了出来。

这时候气温似乎又上升了几度。科塔尔脱下外衣，在桌子上敲了几下。一个个子很矮、戴着一条直挂到脖子上的蓝色围裙的男人从后面的门道里走出来，一边和科塔尔大声打招呼，一边用力把那只公鸡从路上踢开。他走过来，抬高声音在公鸡咯咯的抗议声里问他们要点什么。科塔尔要了葡萄酒，然后问：“加西亚在哪儿？”小个子回答说他好几天没在咖啡馆露面了。

“你看他今天晚上会来吗？”

“咳，我又不是他肚里的蛔虫——你知道他一般什么时候来，对不对？”

“对。啊，没什么急事；我只是想让他认识一下我这位朋友。”

小个子把湿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哦，那么这位先生也是做生意的？”

“对。”科塔尔说。

小个子抽了一下鼻子。

“好吧，晚上过来。我派小伙子通知他。”

离开那里后，朗贝尔问他们所说的生意是什么。

“还用问吗，当然是走私。他们通过城门的哨兵把东西运进来。这是赚大钱的事。”

“我明白了，”朗贝尔说，“他们有内应。”

“说对了！”

傍晚，遮阳棚卷了起来，鹦鹉在笼子里嘎嘎直叫，咖啡馆里坐满了穿着衬衣的男人。科塔尔一进门，一个身穿白衬衣，肤色黑红，反戴着草帽的人就站了起来。他有一张晒成褐色的脸，五官匀称，一双小眼睛又黑又亮，牙齿很白，手上戴了两三个戒指。他看上去大约30岁。

“嘿！”他没有理朗贝尔，对科塔尔热情地说，“过来喝一杯。”

三杯酒下肚后，加西亚提议，“出去走走怎么样？”

他们朝港口方向走，加西亚问他们找他有什么事。科塔尔解释说事实上不是为了生意，而是想介绍他的朋友——朗贝尔先生——给他，为的是他所说的“逃走”。加西亚一边抽着烟，一边在前面大步走着。他问了一些问题，提到朗贝尔的时候总是说“他”，一副当朗贝尔不存在的样子。

“他为什么想走？”

“他老婆在法国。”

“啊！”过了一会儿他又问，“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个记者。”

“是吗，原来如此。记者喜欢乱说话。”

“我告诉过你他是我的朋友。”科塔尔回答。

他们在沉默中走到靠近码头的地方，那里现在已经用栏杆隔开了。然后他们朝一个飘着炸沙丁鱼香味的小酒馆走去。

“说到底，”加西亚终于开了口，“这不是我擅长的事，你们要找拉乌尔。我会和他联系。这件事不容易啊。”

“这样啊？”科塔尔来了兴趣，“他躲起来了，是吗？”

加西亚没说话。在小酒馆门口，他停下来，第一次直接对朗贝尔说。

“后天上午11点，到城内高地海关兵营角上。”

他好像要走，接着又像想起来什么一样。

“这是要有所付出的，你知道。”他用不经意的语气说。

朗贝尔点点头：“当然。”

在回去的路上，朗贝尔向科塔尔致谢。

“不用谢，老朋友。能帮你一把我太高兴了。另外，你是记者，我敢说有朝一日你会替我说句好话的。”

两天后，朗贝尔和科塔尔爬上通往城里较高部分的没有遮蔽的宽阔街道。被海关官员占用的兵营已经有一部分变成了医院，不少人正站在大门外，其中一些希望获准探访病人——自然不可能，这种探访是严格禁止的——另一些人则是来打探消息的。正因为这些原因，所以这里总是有很多人在活动，这大概就是加西亚选择在这里和朗贝尔会面的原因。

“我一直想不通，”科塔尔说，“你为什么这么急着离开。说真的，这里发生的事还是很有意思的。”

“对我来说不是。”朗贝尔回答。

“哦，一个人总是要担风险的，我向你保证。其实都一样，仔细想想，过去横穿马路也要冒风险。”

正在这时，里厄的汽车在他们身边停了下来。塔鲁在开车，里厄似乎快睡着了，他坐起身子为他们作了介绍。

“我们认识，”塔鲁说，“我们住同一个旅馆。”接着他提议载朗贝尔回市中心。

“不了，谢谢。我们在这里有约会。”

里厄看看朗贝尔。

“是的。”朗贝尔说。

“怎么回事？”科塔尔很吃惊，“医生也知道这件事吗？”

“治安法官。”塔鲁警告地朝科塔尔瞟了一眼。

科塔尔的脸色变了。奥顿先生正迈着大步从街对面朝他们走来，步伐轻快，但很威严。走过来后，他脱帽向他们致意。

“早上好，奥顿先生。”塔鲁说。奥顿向车里的两人问好，然后又向后面的朗贝尔和科塔尔轻轻点点头。塔鲁向他介绍过科塔尔和记者。治安法官抬起头看了看天，叹着气说真是个凄惨的时候。

“塔鲁先生，”他说，“听说你正帮忙推行预防措施。那确实太值得赞美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里厄医生，你认为疫情会变得更糟糕吗？”

里厄回答说只能希望不会变糟，治安法官回答说天意难测，但人一定不能失去希望。

塔鲁问他当前的情况是否加重了他的工作。

“正相反。现在刑事案件变得越来越少。实际上，我现在审讯的几乎全是严重违反新规定的案子。我们的普通法律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人尊重过。”

“那是因为，相比之下，那些法律也显得好起来了。”塔鲁说。

一直抬头看着天，似乎陷入沉思的治安法官突然垂下头，盯着塔鲁。

“那有什么关系？重要的不是法律，是判决。判决是我们必须全盘接受的。”

“那个家伙，”塔鲁在治安法官走远后说，“是我们的头号敌人。”他启动了汽车。

几分钟后，朗贝尔和科塔尔看见加西亚走了过来。他没有显示出丝毫认识他们的样子，只是不动声色说了一句，“你还要再等等”。

他们身边没有一个人说话，那些人多数是妇女。几乎每个人都带着包裹；徒劳地希望通过某种办法把东西带给他们生病的亲人，甚至希望后者吃得下他们带来的食物。医院的大门有持枪的哨兵把守，营房和过道之间不时传出怪异的哭叫声。一旦传出这种声音，那些人关切的目光就转往病房方向。

三个人正看着，一声轻快的“早上好”使他们齐齐转过身来。尽管天气炎热，拉乌尔仍然穿着一套剪裁合体的深色外套，头戴一顶卷边呢帽。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脸色很苍白。他说话嘴唇几乎不动，声音迅速而清晰：“我们去市中心，你，加西亚，不用过来。”

加西亚点起一支烟，站在原处等他们走开。拉乌尔走在科塔尔和朗贝尔之间，步子很快。

“加西亚说了你的情况，”他说，“我们可以帮你安排。不过话说在前面，这件事要花你一万法郎。”

朗贝尔说他同意这些条件。

“明天在靠近码头的西班牙饭店和我一起吃午饭。”

朗贝尔答应下来。拉乌尔和他握握手，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他走后，科塔尔说他第二天有安排，不能一起去吃午饭，不过好在朗贝尔一个人也应付得了。

第二天朗贝尔走进那家西班牙饭馆的时候，每个人都扭过头来盯着他。那家饭馆在一条土黄色小街道的地下室里，光线昏暗，像牢房一样。光临那里的都是男性，从外表看，多数是西班牙裔。拉乌尔正坐在房间后面的一张桌子旁。看到他向记者打招呼，而且后者开始朝他走过去后，其他人脸上的好奇烟消云散，都接着埋头吃饭。拉乌尔身边已经坐了一个又高又瘦，胡子拉碴的男人，有一副极宽的肩膀，一张马脸和一头稀稀拉拉的头发。那个人卷着衬衣袖子，露出覆盖着一层黑毛的又瘦又长的胳膊。当朗贝尔被介绍给他的时候，他缓缓点了三次头。他没有说自己的名字，而拉乌尔在提到他的时候，总是用“我们的朋友”来代替。

“我们的朋友认为他能帮助你。他打算——”拉乌尔停了一下，等女招待过来招呼完朗贝尔后，接着说，“他打算给你联系一下我们的两个朋友，他们会把你介绍给一些我们已经买通的哨兵。但那不代表你能够马上离开。你必须等着哨兵决定最佳的时机。对你来说最简单的是和他俩一起待几个晚上；他们住得离城门很近。首先我们在场的这位朋友会给你需要的联系人；然后等一切安排妥当，你把该付的钱付给他。”那位“朋友”大嚼着西红柿和甜椒沙拉，再次点了点头。这时他才开口，带着一点轻微的西班牙口音。他让朗贝尔次日一个人和他会面，时间是上午8点，在大教堂门口。

“还要再等两天。”朗贝尔说。

“这件事没那么容易，”拉乌尔说，“小伙子需要找机会。”

马脸男子又一次缓缓点头表示赞同。三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找着话题。直到朗贝尔发现这位马脸人是个狂热的足球运动员后，气氛才活跃起来。朗贝尔对足球也很热心。他们讨论起法国杯、英国职业球队的优点、过人技巧。午饭结束的时候，马脸男子心情不错，开始管朗贝尔叫起“老弟”来，还试图使他相信，到目前为止足球场上最具挑战性的位置是中前卫。“你看，老弟，组织传球的是中前卫。那是这种游戏的灵魂所在，不是吗？”朗贝尔表示赞同，尽管他本人总是踢中前锋。他们的谈话一直平静地进行着，直到有人打开收音机。在一段令人感伤的音乐播放完之后，播音员宣布前一天死于鼠疫的人数是137人。在场的人都无动于衷。马脸男子耸耸肩膀站了起来。拉乌尔和朗贝尔也跟着起身。

他们出门的时候，中前卫热情地和朗贝尔握手。

“我叫贡扎莱斯。”他说。

对朗贝尔而言，接下来的两天仿佛没有尽头。他找里厄诉说了最近的进展，然后陪医生走访一位病人。在一个怀疑有人患了鼠疫的人家的门口，他和里厄分开了。那家人的客厅传出一阵脚步声和说话声；他们已经得到了医生来访的警告。

“希望塔鲁别误事。”里厄喃喃地说。

他显得精疲力尽。

“疫情要失控了吗？”朗贝尔问。

里厄说并非如此；事实上，死亡人数的上升已经缓和多了。只是他们还没有对付这种疾病的适当方法。

“我们缺少设备。世界上所有缺乏装备的军队都要用人力来补足。可我们连人手都不够。”

“其他城市没有派医生和受过训练的助手来吗？”

“有，”里厄说，“10名医生和100个助手。听起来很多，但只能勉强应付现在的情况。情况恶化就不够了。”

朗贝尔一直听着屋子里的声音，这时他带着友好的笑容转向里厄。

“对，”他说，“你最好赶快打赢这场仗。”

他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你知道，”他低声补充道，“这和我要离开没关系。”

里厄回答说他非常理解，但朗贝尔接着说：

“我不认为我是个懦夫——总之不是一贯如此。我曾经接受过考验。只是有些想法我不能忍受。”

医生看着他的眼睛。

“你会和她再次相见的。”他说。

“也许会。我只是不能忍受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下去的想法，而她将一直变老。到了30岁人们开始衰老，一个人应该把握人生的一切。但我不知道你是否能理解。”

医生正在回答说他相信能理解，塔鲁来了，而且显得非常兴奋。

“我刚才邀请帕纳卢加入我们。”

“怎么样？”医生问。

“他考虑了一下，然后答应了。”

“那太好了，”医生说，“我很高兴知道他本人比他的布道更好。”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塔鲁回答，“只要给他们一个机会。”

他朝里厄笑着挤挤眼。

“那就是我的工作——给人机会。”

“请原谅，”朗贝尔说，“我要走了。”

星期四，朗贝尔在距约定时间5分钟的时候走进了教堂的门廊。这时天气还相对凉爽，天上飘着很快就会被太阳一口吞掉的丝丝白云。草坪上虽然干燥，但仍然带着一点湿气。在东边房屋的阴影下，太阳只晒热了圣女贞德的头盔，还在教堂广场上投下一片孤独的阳光。钟声敲响8点，朗贝尔走上几级台阶，进了空荡荡的门廊。教堂里传来低沉的颂歌声，随之而来的还有一股带着潮气的微弱的焚香气息。接着声音停止了，十几个身穿黑衣的人从教堂里走出来，匆匆赶往市中心。朗贝尔不耐烦起来。另一些黑色的人影爬上台阶进了门廊。朗贝尔正想点上一根烟，忽而想到在这里抽烟也许会招来白眼。

到了8点15分，教堂里响起轻柔的管风琴声。朗贝尔走进门廊。在侧廊微弱的光线下，一开始什么都看不清；过了一会儿他才看清中殿里那些穿黑衣的人影。他们聚在角落里的圣坛前，圣坛上是一尊本地雕刻家匆匆赶制的圣罗奇的雕像。每个人都跪着，看上去比此前更显渺小，一个个黑影比暗淡的光线深不了多少，似乎在缭绕的烟雾里飘浮。在他们上面，一具风琴正弹着变奏曲。

等朗贝尔走出教堂时，正看到贡扎莱斯走下台阶准备回城的背影。

“我以为你已经走了，老弟，”他对记者说，“考虑到已经这么迟了。”

接着他解释说，因为7点50分要在约定的地方和朋友见面，那地方离这里很近，但他等了20分钟也没见到他们。

“肯定被什么事缠住了。你知道，干我们这行有很多麻烦。”

他建议次日同一时间在战争纪念碑再碰一次头。

朗贝尔叹了口气，把帽子往脑袋后面一推。

“别这样泄气，”贡扎莱斯笑起来，“足球是圆的，会不停改变方向，想踢进一个球，要跑，要过人，还要等机会。”

“确实如此，”朗贝尔说，“可是一场球只有一个半小时。”

奥兰的战争纪念碑位于一个能看见海的地方，有一片平坦的空地，接着是一段俯瞰海港的山顶平台。第二天，朗贝尔又是第一个来到这里，通过阅读那些为国捐躯的战士的名单来消磨时间。几分钟后，两个男子缓步走上来，不露痕迹地看了他一眼，然后趴在围栏上向下看着空荡荡、死气沉沉的海港。两人都穿着短袖上衣和蓝裤子，而且身高也几乎一模一样。记者走到一边，坐在一个石凳上从容地打量着他们。他俩显然都是小年轻，不超过20岁。就在这时，他看见贡扎莱斯走了过来。

“那是我们的朋友。”他为迟到道过歉后说。他带着朗贝尔来到两个年轻人身边，介绍说他们分别叫马塞尔和路易。他们俩长得很像，朗贝尔相信他们是兄弟俩。

“好了，”贡扎莱斯说，“现在你们认识了，谈正事吧。”

马塞尔兄弟说他们两天后值班，为期一周；他们得等到晚上才能找机会行动。这里麻烦的地方是除了他俩还有另外两个哨兵，是正规军人。那两个人是不能指望的，最好不让他们知道，毕竟最好不要增加不必要的费用。不过，有些晚上，那两名哨兵会在附近酒吧的密室待几个小时。马塞尔兄弟说最好朗贝尔能待在他们家等通知，那里距离城门步行只要几分钟。那样他可以轻而易举地“逃走”。但是时间紧迫；据说不久后要设立双重岗哨。

朗贝尔同意了，把剩下的几支烟递给兄弟俩。这时，那个没发话的年轻人问贡扎莱斯是否费用已经商定，订金有没有到手。“没有，”贡扎莱斯说，“不用担心，他是我的朋友。费用临走时结算。”下一步的接头安排好了。贡扎莱斯提议次日他们一起在西班牙饭馆吃晚饭。从那里到两个年轻人的住处很近。

“第一天晚上，”他补充说，“我会来陪你的，老朋友。”

第二天在回卧室的途中，朗贝尔在楼梯上遇见塔鲁下楼。

“想跟我一起来吗？”他问，“我正要去见里厄。”

朗贝尔有点犹豫。

“呃，我总是怕打扰他。”

“别担心，他说了很多你的事。”

朗贝尔考虑了一下。

“听我说，”他说，“要是你们晚饭后有空，别管多晚。你们俩一起来旅馆，和我一起到酒吧喝酒？”

“那取决于里厄，”塔鲁显得有些疑惑，“还得看鼠疫的面子。”

不过，那天晚上11点，里厄和塔鲁走进了旅馆狭小的酒吧。酒吧里挤着大约30多个人，说话的声音一个比一个高。从被瘟疫压迫得声息皆无的城里走进来，两个人都被突然爆发的吵嚷声惊呆了，站在门口不知所措。等看到这里仍在供应烈酒后，两人才明白过来。正坐在酒吧角落一个高脚凳上的朗贝尔招呼他们过去，他清醒地把身边一个聒噪的顾客挤到一旁，给两位朋友腾出空间。

“你们不反对来点带劲的吧？”

“不，”塔鲁说，“正相反。”

里厄闻着朗贝尔递给他的杯子里浓烈的苦艾味道。在这样喧嚣的声音里，很难让人听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但朗贝尔似乎关心的只是喝酒。医生不能断定他是不是已经醉了。在吧台周围一个半圆形的空间之外，两张桌子占据了剩下的全部空间。其中一张桌子旁坐着一个海军官员，双手各搂着一个女孩，正大声向一个肥胖的红脸男人讲述开罗发生的斑疹伤寒疫情。“他们有集中营，你知道吗，”他说，“给本地人的，病人在帐篷里，周围全是哨兵。要是有家属想把什么蠢到家的土方药带进去的话，他们一发现就会开枪。有点严厉，我承认，但只能那么干。”围在另一张桌子旁的是一群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年轻人，说的话很难听清楚，声音大半被他们头顶高音喇叭放的《圣詹姆斯医院》的刺耳旋律淹没了。

“办成了吗？”医生不得不提高嗓门。

“还在办，”朗贝尔回答，“也许就在这个星期了。”

“真遗憾！”塔鲁喊道。

“为什么？”

里厄插嘴说：“塔鲁这样说是因为他认为你在这里也许对我们有帮助。不过，我个人完全理解你急于离开的想法。”

塔鲁站起来叫酒。朗贝尔下了高脚凳，第一次直视着塔鲁。

“我怎么可能帮得上忙呢？”

“当然能，”塔鲁一边慢慢伸手拿酒杯，一边回答，“加入我们的防疫小组。”

朗贝尔脸上又出现了徘徊不去的固执表情，他又坐回到高脚凳上。

“你认为我们这些防疫小组没有用处吗？”塔鲁吸了一口酒，盯着朗贝尔问。

“不，我相信它们是有用的。”记者回答，然后把杯里的酒一口喝了下去。

里厄注意到他的手在发抖，断定这个人已经完全喝醉了。

第二天，朗贝尔第二次走进那家西班牙饭馆。他不得不从一群把椅子搬上人行道，坐在暮光里一边抽着气味刺鼻的烟草，一边享受第一股凉风的人中间穿过。饭馆里几乎是空的。朗贝尔走到第一次和贡扎莱斯碰面时后者所在的那张靠后的桌子旁，坐了下来。他对女招待说要等一会儿。到了7点半，人们三三两两从外面走进来，开始在桌子旁坐下来。女招待开始招呼他们，刀叉的叮当声、嗡嗡的交谈声才在这个像牢房一样的房间里响起来。到了8点，朗贝尔还在等着。饭馆里开了灯。新进来的几个人坐上了他那张桌子的其余几把椅子。他也叫了晚饭。8点过半，他吃完晚饭，但贡扎莱斯和两个年轻人还没露面。他抽了几支烟。饭馆逐渐空了下来。外面，夜色迅速降临了，从海上吹来的暖风鼓动着挂在门口的布帘。到了9点，朗贝尔意识到饭馆里已经很空，女招待正好奇地看着他。他付账出门，发现街对面的咖啡馆还开着，就在那里找了个位置坐下来，同时留意着饭馆门口。9点半的时候，他慢慢走着回旅馆，一路上思考着找到贡扎莱斯的办法，后者的住址他还不知道。一想到这套烦人的接洽可能还要再来一遍，他就感到无比泄气。

就在这一刻，走在救护车飞速驶过的黑暗街头，他才突然想到——正如他后来告诉里厄的那样——这些天来，他一门心思地想在把他和爱人隔开的墙上撕开一个缺口，事实上已经忘记了那个他爱的女人。但是此时此刻，所有逃脱的途径又一次对他关闭起来，他感到对她的想念猛地爆发出来，既突然又强烈。他一路跑回了旅馆，仿佛为了逃避那种仍然刻骨铭心的痛苦一样，血液像野火一样在他身上燃烧。

第二天一大早，他给里厄打电话，问在哪里能找到科塔尔。

“这是我唯一能找回失落线索的办法了。”

“你明天晚上过来，”里厄说，“塔鲁让我邀请科塔尔——我不知道为什么。他10点到，你10点半来。”

次日科塔尔拜访医生时，塔鲁和里厄正在讨论里厄的一位出人意料康复的病人。

“这种事十个里面只有一个，”塔鲁评论说，“他是运气好。”

“噢，得了吧，”科塔尔说，“他患的不是鼠疫，就是这么回事。”

他们明确地告诉他那就是鼠疫。

“不可能，因为他康复了。你们和我一样很清楚，一得上鼠疫就没救了。”

“一般来说是这样，”里厄说，“但是如果你拒绝被打败，就会得到意外的惊喜。”

科塔尔哈哈大笑起来。

“总之这种情况是极少数。你知道昨天晚上发布的死亡数字吗？”

塔鲁和气地看着科塔尔，说他知道最新的数字，而且形势非常严峻。但那能表明什么呢？只代表需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怎么办？还能有比现在更严厉的措施吗？”

“是的，但城里的每个人都必须行动起来。”

科塔尔迷惑地看着他，塔鲁说逃避工作的人太多，而这场鼠疫是大家的事，每个人都要承担责任。比如说，欢迎每个身体健全的人加入医疗援助小组。

“那是个办法，”科塔尔说，“但是这样做没用。鼠疫已经占了上风，干什么都无济于事。”

“只有我们尝试过每一种办法，”塔鲁耐心地控制着自己的声音，“才能知道是不是这样。”

在两人讨论的同时，里厄一直坐在书桌前抄报告。塔鲁一直注视着那位个子矮小的生意人，后者在椅子里不自然地扭动着身子。

“听我说，科塔尔先生，为什么不加入我们呢？”

科塔尔拿起窄边礼帽，像受到冒犯一样从椅子上站起身。

“这不是我的工作。”他说。

然后，他用逞强的口气补充道，“另外，这场瘟疫很适合我，我没有理由自找麻烦去阻止它。”

塔鲁敲敲额头。

“啊，当然，我都要忘了。如果不是这样，你已经被逮起来了。”

科塔尔吓了一跳，用手紧抓着椅子靠背，好像要跌倒一样。里厄停止书写，严肃而关切地看着他。

“谁告诉你的？”科塔尔的声音变得尖厉起来。

“哎呀，是你自己！”塔鲁一副吃惊的样子，“至少，那是医生和我从你说话的方式里看出来的。”

科塔尔激动得无法自制，嘴里冒出了一连串的咒骂。

“别激动，”塔鲁沉着地说，“我和医生都不会向警察告发你。你干的事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再说，不管怎样，我们也不喜欢警察。好了！先坐下来。”

科塔尔看看椅子，犹豫地坐了下去。他长叹一声。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说，“不知怎么被他们查出来了。我以为那些事已经全部被人忘记了。但是有人突然说了出来，该死！他们叫我过去，告诉我在调查结束前不准离开。我肯定他们最终会逮捕我。”

“那件事严重吗？”塔鲁问。

“那取决于你怎么看‘严重’这件事。总之，不是谋杀。”

“监禁还是苦役？”

科塔尔显得很沮丧。

“好吧，监禁——要是我运气好的话。”

不过，片刻后他又变得激动起来。

“那完全是一个错误。每个人都会犯错。我无法容忍因为这个被关进去，和我的家，我的生活，还有我认识的每个人分离的想法。”

“这就是原因，”塔鲁问，“那你为什么还会有轻生的念头？”

“对。那样做是非常愚蠢的，我承认。”

里厄第一次开了口。他告诉科塔尔他非常理解他的焦虑，不过也许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哦，眼下我没什么好怕的。”

“看得出来，”塔鲁说，“你是不会和我们一起干了。”

科塔尔心神不定地抚弄着手里的帽子，用闪烁的眼神看着塔鲁。

“我希望你不会因此怪罪我。”

“当然不会，不过，”塔鲁微笑着说，“至少不要故意散播细菌。”

科塔尔说他也绝对不希望爆发鼠疫，那完全是意外，不能因为发生鼠疫碰巧对他有利就赖到他头上。然后他似乎又恢复了勇气，当朗贝尔走进来的时候，他正自信地对塔鲁说：“另外，我敢肯定你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朗贝尔懊恼地了解到，原来科塔尔也不知道贡扎莱斯的住处；科塔尔建议他再去一次那家咖啡馆，给加西亚留个口信约定晚上见面，或者让他抽不开身的话安排到下一天。他们约定次日会面。当里厄表示希望了解他的进展时，朗贝尔提议他和塔鲁周末晚上去找他。不管时间多晚，他肯定会在房间里等着。第二天一早，科塔尔和朗贝尔就去那家咖啡馆给加西亚留了口信，约他当晚会面，或者安排到次日。那天晚上他们白等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加西亚露面了。他默默听朗贝尔说明了情况；然后说他也不知情，但是听说城里有几个地区被隔离了24个小时，进行挨家挨户的检查。很可能贡扎莱斯和那两个年轻人被困住了。他只能再次帮他们联系拉乌尔，当然，这件事一夜之间是做不到的。

“我明白了，”朗贝尔说，“我们又要从头开始了。”

第三天，在一个街头的角落里，拉乌尔证实了加西亚的猜测：下城区被封闭了。所以要重新和贡扎莱斯联系。又过了两天，朗贝尔才和足球运动员一起吃上午饭。

“真好笑，”他说，“我们早该安排好备用联络方式。”

朗贝尔无奈地表示同意。

“明天早上我们去见小伙子们，把事情安排妥当。”

第二天，两个年轻人不在家。他们只好留了个口信，约第二天中午在国立高中广场见面。朗贝尔垂头丧气地回家。那天下午塔鲁见到他时，吓了一跳。

“出了什么事？”

“那件事要从头再来。”朗贝尔说。

然后他又重新提起了邀请：

“今天晚上过来。”

那天晚上两人来到朗贝尔房间时，他正摊开四肢躺在床上。他起床往准备好的杯子里斟上酒。里厄接过酒杯，问事情进行得怎么样。朗贝尔说他又从头来了一次，回到了上次的地方，很快就要进行最后一次接头了。他喝下一口酒，补充道：

“当然，他们是不会来的。”

“千万别把这种事当成常态。”塔鲁说。

“你们还是不明白。”朗贝尔耸耸肩膀，回答说。

“什么我们还不明白？”

“鼠疫。”

“哈！”里厄说。

“你们不明白这全因为一切都要从头来过。”

朗贝尔走到角落里，打开一台小录音机。

“这是什么磁带，”塔鲁问，“我知道这首曲子。”

朗贝尔说这是《圣詹姆斯医院布鲁斯》。

磁带放到一半，他们听到远处传来两声枪响。

“一条狗，或者逃犯。”塔鲁说。

过了一会儿，磁带放完了，但救护车的笛声由远而近，越来越响，越来越清晰，从旅馆房间下面经过，然后又逐渐变小，直到完全听不见。

“这盘带子没意思，”朗贝尔说，“我今天已经听了至少10遍了。”

“你这么喜欢它？”

“不，我只有这一盘。”

又过了一会儿：

“我告诉你——关于从头来过。”

他问里厄卫生援助小组的工作怎么样。现在共有五个小组在工作，但他们希望另外组织一些。记者坐在床上，似乎注意力全放在他的手指甲上。里厄看着他健壮有力的身影，突然注意到朗贝尔正在注视着他。

“你知道，医生，”他说，“关于你们的组织，我也想了很多。我没有加入你们，那是有原因的。我想我仍然是个不怕冒生命危险的人，我在西班牙打过仗。”

“在哪一方？”塔鲁问。

“在失败一方。不过从那以后我思考了很多。”

“关于什么？”

“勇气。我现在懂得人是能够做出伟大事业的。但是如果他不能得到伟大的感情，那么我是不会感兴趣的。”

“人们总是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塔鲁说。

“根本不是，他们无法忍受长时间的痛苦和饥饿。所以他们做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事情。”

他看看他们，然后问：

“这样说吧，塔鲁，你能为爱而死吗？”

“不知道，不过目前看来不会。”

“那就对了。但你能为了理想而死，那是毋庸置疑的。啊，为理想而死的人我见得多了。我不相信英雄主义，那并不难，而且我认为英雄主义是危险的。我感兴趣的是，为了自己的所爱活着或死亡。”

里厄一直专注地听着记者的话。他盯着朗贝尔，温和地说：

“人不止有一种想法，朗贝尔。”

朗贝尔从床上跳了起来，脸上闪耀着强烈的情绪。

“人就是只有一种想法，而且一旦脱离爱情，人生会变得极为短暂。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我们——人类——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医生。让我们等着获得那种能力，或者，如果确实无法触及，那就等着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的救赎，别去逞什么英雄。对我来说，我不会再往前走一步的。”

里厄站了起来，突然显得异常疲惫。

“你说得不错，朗贝尔，你愿意做什么，我都不会阻拦的。因为在我看来那是充分而正当的。但我必须告诉你：这完全和英雄主义无关，而是平常的尊严。也许看来很可笑，但是对抗瘟疫的唯一途径是用上我们的尊严。”

“尊严是指什么？”朗贝尔突然显得严肃起来。

“笼统地说，我说不清楚。但对我而言，我相信它代表着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噢！”朗贝尔怒冲冲地说，“我不知道我的本职工作是什么。我选择了爱情，也许当真是个错误？”

里厄站在他面前一动不动。

“不！”他斩钉截铁地说，“你没做错。”

朗贝尔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们。

“你们，”他说，“我想你们在这场变故里不会损失什么。站在道德的一方，那样做总是容易得多。”

里厄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走吧，”他说，“我们还有活儿要干。”

他径自走了出去。

塔鲁跟在他身后，但他似乎临出门时又改了主意。他回头对记者说：

“我想有一件事你不知道，里厄的老婆正在一家疗养院里，离这儿大约100英里。”

朗贝尔露出吃惊的表情，但塔鲁已经离开了。

第二天一大早，朗贝尔打电话给医生：

“在我找到出城的办法之前，你愿意让我和你一起工作吗？”

电话那端沉默了片刻，然后：

“当然，朗贝尔。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