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接着一周过去，瘟疫的囚徒们各尽所能地抗争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少数人，像朗贝尔，仍然幻想着他们能够像自由人一样生活，认为他们仍然有选择。但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在8月中旬的那一刻，鼠疫已经已经吞噬了一切，包括每个人。个体的命运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鼠疫和全体市民共有的感情构成的群体命运。这些感情里最强烈的是疏离和被放逐的感觉，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惧和反抗。这正是讲述者认为在这个炎热和疾病发展的最高潮，最好以活人的放纵，死者的埋葬和分隔两地的情侣们的痛苦为线索对总体的形势进行一番描述的原因。

在这个时候起了大风，接连几天吹拂着这座饱受瘟疫折磨的城市。奥兰的居民特别怕风，因为城市所在的台地四周没有天然屏障，风在街道上畅通无阻。大风一刮，从那场大雨后没有受到过一滴雨水滋润的城市外表的灰壳剥落下来，化成漫天尘土，夹杂着纸片在越来越少的行人脚下打转。脚步匆匆的出门人都弓着身子，用手帕或手掌掩住口鼻。到了晚上，人们不像往常一样聚在一起，尽可能地拖延着每个大有可能是人生最后一天的日子，街上只能看见三三两两忙于回家或赶往心爱的咖啡馆的人。结果有好几天，当薄暮降临的时候——一年的这个时节夜晚来得特别快——大街上都几乎空无一人，只有风声在不停地哀叹。风从不可见的波涛起伏的大海上卷来海藻和盐的气味。尘土漫天的空城里白茫茫一片，弥漫着海的气息，回响着风的呼号，正如一座被诅咒的孤岛。

到目前为止，鼠疫在人口稠密且不太富裕的郊区造成了比市中心更多的死亡。但是突然之间，它好像发动新的进攻，占据了商业区。居民们怪罪大风传播了细菌。“它是在洗牌。”旅馆经理说。无论原因是什么，居住在市中心的人们在夜间越来越频繁地听到救护车的警笛声，感受着窗外瘟疫沉闷而冷漠的召唤时，他们知道自己大难临头了。

在城里，有人出主意把鼠疫特别严重的特定区域隔离起来，只允许那些从事不可或缺工作的人离开。住在那些区域的人们认为这项举措是特别针对他们的；总之，他们把其他地区的居民当成自由人。而其他区域的人一想到还有人比他们更不自由，在这种艰难时刻也未尝不感到一种安慰。“总之，还有比我情况更糟的人呢。”成了那些日子里人们所能拥有的唯一慰藉。

大约在同一时期，城里的火灾事件增多了，特别在靠近西门的居民区。调查显示，火灾原因是那些隔离检疫完毕后回家的人，因为悲伤和不幸发了狂，于是他们点燃了他们的房子，幻想借此消灭鼠疫。大风助长火力，扑灭这些防不胜防的火灾异常困难，整个地区因此处在持续的危险当中。当局试图向大家证明经过消毒的房屋是足以消除隐患的，但完全没用，于是势必对那些无知的纵火狂采取非常严厉的惩罚手段。最终震慑住那些不幸的人的显然不是监狱本身，而是所有人的一个共识，即入狱等同于判死刑，因为市监狱的死亡率非常之高。这种看法是不无根据的。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鼠疫似乎特别喜欢那些出于选择或必要以群体形式生活的人：士兵，修道士，修女或囚犯。尽管一些囚犯是单独拘禁的，但监狱是一个群体，事实表明，市监狱的狱卒死于鼠疫的比例和囚犯不相上下。在瘟疫的眼里众生平等，从狱长到最卑微的囚犯都被定了罪，这也许是监狱里首次实现的绝对公正的统治。

当局想在这一层级引入等级制度，为因公而死的狱警授勋，给他们颁发军事勋章。因为在戒严状态下，这些狱警可以说是在服役。但这种做法无疾而终。囚犯自然不会有意见，但军方反应激烈，他们得体地指出，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公众思想的混乱。当局采纳了他们的反对意见，决定简化为给殉职的狱警颁发抗疫勋章。但是对于已经颁发过军事勋章的人，尽管军方仍然坚持他们的观点，再行收回是不可能的。此外，抗疫勋章又达不到军事勋章所能起到的鼓励士气的作用，因为在发生疫情时获得这样的奖章是很平常的。

另外，监狱管理部门不可能像修道院或军队一样疏散。城里仅有的两座修道院里的修士已经暂时分散住进虔诚的信徒家里。士兵也一样，只要有可能，就分成小组从军营住进学校或公共建筑。就这样，鼠疫在表面上把困于围城中的市民团结起来，而同时又分裂了传统的社会团体，造成个体的疏离。造成人心的动荡。

可以想见，这些情况和大风一起煎熬着一些人的心灵。夜晚冲击城门的事件反复发生了多次，但是这一次发起冲击的是小型武装组织。他们和守门的哨兵交火，有些人受伤，有些人逃了出去。市里加强了城门的守卫，这类攻击很快停止了。然而，这几起事件足以激起一股反抗情绪，城里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一些因为失火或因为卫生原因被关闭的房屋遭到了洗劫。很难认定这些行为是有预谋的。更可能的情况是，突发事件致使迄今为止规规矩矩的市民做出了疯狂的举动，并迅速被人模仿。所以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一些疯子当着茫然无措的苦主的面，冲进人家着了火的房子里。看到主人没有反应之后，一些旁观者也效法第一批掠夺者借着火光冲了进去。在阴暗的街道上，在行将熄灭的火光的映射下，一个个扛着各种物品或家具的奇形怪状的黑影四处逃散。这些事件迫使当局颁布了对应法令，实行戒严。两个小偷被枪毙了，不过很难说对其他人有多大的震慑作用。因为每天有这么多人死亡，处死两个人就像一滴水滴进大海，几乎无声无息。而且事实上政府对频繁发生的同类事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真正影响所有居民的是宵禁的实行。晚上11点过后，全城陷入一片黑暗，俨然一座死城。

月光下，只看到灰白的城墙和横平竖直的街道，没有树木的阴影，也完全听不到路人的脚步或狗叫声。这座死寂的城市只是一堆庞大的、一动不动的立方体，其中一尊尊被人遗忘的捐助者和伟人的雕塑无言地凝立着，石头或金属雕刻出来的脸庞显示出人类过去的样子。在沉沉的天幕下，这些平庸的偶像占据着空无一人的十字路口，冷漠的表情正如我们死水一样的生活，或者说，我们生活的归宿。即一座死亡之城，瘟疫，石头和黑暗终将绝灭一切声响。

黑夜也沉沉地压在每个人的心上，有关死人埋葬的传闻更增加了人们的不安。关于丧葬的问题有必要在此做一番描述。讲述者先道个歉，他明白谈论这个话题会招致批评，然而下葬的事贯穿疫情始终，讲述者和城里的每个人一样，是不得不关心这件事情的。并非他对这类仪式有特别的偏好——正相反，他更喜欢和活人做伴，比如说，洗海水浴。然而现实是海水浴已经被禁止，和活人相伴则要冒风险，且随着时间的流逝风险越来越大，最终不可避免地变成和死人相伴。这是摆在眼前的现实。人们当然可以逃避，可以捂住眼睛拒绝承认事实，但是死亡最终将把所有人带到葬礼面前——在你亲爱的人举行葬礼的时候。

事实上，在鼠疫时期，葬礼最显著的特点是快！一切都化繁为简，总的来说，所有精心布置的仪式都废止了。病人死亡时远离家人，守灵仪式也被禁止，因此死于夜间的人可以单独停尸一夜，白天死亡的人则尽可能快地入殓。当然，病殁者的家属会得到通知，但多数情况下家庭成员无法参与葬礼，因为如果他们曾经和病人一起生活的话，此时正处于隔离检疫状态。在家庭成员和死者没有一起生活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在指定的时间随灵车前往墓地，这时尸体已经收殓完毕，放进了棺材。

假设这个仪式发生在里厄负责的附属医院里。这所临时充当医院的学校的主楼后面有一个出口，棺木就停放在走廊外面的一个储藏室里。死者的家属会在走廊里看到一具已经合上的棺木。他们很快完成最重要的任务：由家长在一些文件上签字。紧接着棺材就被装上汽车，这些车或者是真正的灵车，或者是由救护车临时改装成的。亲属们坐上少数仍然允许运营的出租车中的一辆，取避开市中心的路线，全速赶往墓地。在墓地门口，送葬者被宪兵拦下，为他们签发一张通行证——非如此不得进入。然后宪兵退到一旁，汽车开到一块已经挖出很多墓穴的墓地旁停下。一名神父会在那里等候他们，因为在教堂进行追悼仪式已经被禁止了。在祈祷声里，棺材被抬出来，系上绳子，拖过来滑进墓穴。神父一边向棺木上洒圣水，那边第一锹土已经落在了棺盖上。灵车很快离开以便进行消毒。在一锹锹土发出的越来越沉闷的声音中，死者家人也挤进出租车。一刻钟后他们就回了家。

以这种形式，丧礼在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的同时也最大程度地避免了风险。不用说，至少在最初的时候，死者的亲属自然是感到不愉快的。但是鼠疫当头，这些感情是无法顾及的：万事都要以效率为先。另外，没过几天，市里出现了紧急的食物供应问题。尽管草率的葬礼影响人们的情绪，尽管风光大葬的观念广为大众接受，但在这种情况下，居民的注意力被更迫切的事情吸引过去。想吃饭就要排队，就要找关系，要填表格，人们没有时间关心周围的人如何死亡，也无暇去想他们自己也有一天将会怎样死去。于是这些看似烦恼的物质困难最终又成了让人脱离烦恼的恩赐。假如鼠疫没有蔓延的话，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会有个圆满的结局。

接着连棺材开始变得短缺，寿衣用布和墓地空间都成了问题。必须想新办法。从效率上看，最简单的做法是合葬，必要时可以让灵车多拉几趟。于是，以里厄的医院为例，他们目前有五具棺木。一旦这些棺木放满，救护车就把它们拉走。到墓地后，棺材被腾空，铁青色的尸体被放入担架，停放在特别准备的停尸棚里。棺木在经过消毒后重新拉回医院，然后再次重复这一过程。整个过程井然有序，省长也颇为满意。他甚至对里厄说，这比历史书里记载的早期鼠疫时利用黑人奴隶驾驶灵车的做法要好多了。

“是的，”里厄说，“葬礼是一样的，但我们保存了卡片索引。这是无可否认的进步。”

尽管这是当局的成功举措，但葬礼令人不快的性质迫使地方上阻止家属接近现场。他们现在只能来到墓园门外，甚至这样都不是官方允许的。因为前述葬礼的最后一个阶段已经发生了小小的改变。在墓地的远处，一片长着乳香黄连树的空地里已经挖出了两个大坑，分别作为男性和女性的墓穴。以此看来，政府并非不尊重习俗，只是后来因为形势所迫，甚至连这样的形式都取消了，男女尸随意地堆在一起，一点体面也顾不上了。好在这种极端的混乱只发生在疫情后期。我们现在讲述的还是男女分葬，而且政府对此非常坚持的时候。在每个墓坑的底部，一层厚厚的生石灰沸腾着，冒着白烟。救护车完成运输之后，人们把一具具赤裸的、微微扭曲的尸体用担架抬过来，滑进墓穴里，大致排整齐。然后，在这些尸体上盖一层生石灰，再覆一层土，为了容纳更多的死者，这层土不能太厚。第二天，死者的亲属会被叫来做一个登记——这样做只是为了表示一种差别，比方说，人类和狗：人类的生死是要有案可稽的。

这些工作所需的人力总是处在枯竭的边缘。很多掘墓人，抬担架的，以及类似的人，开始是政府人员，后来是志愿者，都患鼠疫死掉了。无论采取什么预防措施，他们总有一天会感染上鼠疫。可是回想起来，最让人惊奇的事情是，鼠疫期间总能找到做这些工作的人。在疫情发展到高峰前不久的危急关头，里厄最担心的就是人手不够。无论是管理还是他所说的“粗活”，都面临着后继乏人的窘境。可是等鼠疫席卷全城的时候，一个出人意料的后果出现了。因为全城的经济活动被迫中断，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人口。在多数情况下，从他们中间找不到管理人员，但是招募干粗活的人很容易。从那时开始，贫穷显示出了比恐惧更大的力量，特别是因为存在风险，这类工作有较高的报酬。卫生部门手里总有一批申请者的名单，一出现空缺，就依次通知名单上的人。只要接到通知的人没有在同一时间也变成空缺，就肯定会答应。这样一来，一直拒绝考虑雇用死刑犯从事这类工作的省长就无须内心纠结。只要有人失业，那个做法就可以暂时搁置。

一直到8月底，城里的死难者还能被带到他们的最后归宿，虽然谈不上体面，但终究不失条理，当局自认问心无悔地尽到了责任。但8月过后疫情稳定下来，累积起来的死者远远超出了那块小墓地的容量。到了把围墙打开，把尸体埋到周围地面的时候了。但在此之前必须尽快解决另外一些问题。首先，他们决定晚上埋葬死者，这是为了避开手续和仪式。救护车上每次堆的尸体越来越多。少数违反宵禁令在偏远地区活动的人，有时候会遇见长长的白色救护车从身边全速驶过，单调的警笛声回响在深夜空荡荡的街头。那些尸体被草草抛进挖得越来越深的墓坑，盖上几铲生石灰后归于黄土。

可是没过多久，土地也不敷使用。政府只得颁布法令征用居民租用的永久墓地，把墓地里的骨殖全部送往火葬场焚化。再后来，病殁者的尸体也要拉走火化了。但是这样做需要启用东门外的旧焚化炉，还得把岗哨外移。一个市政厅的职员建议把闲置中的原来往返海滨公园的有轨电车利用起来，这样给焦头烂额的市政府省了不少麻烦。他们对电车的内部做了一些改造，拆下座位，重新铺排了轨道，把焚化炉变成了终点。

整个夏季剩余的时间和阴雨连绵的秋季，人们常常在午夜听到一列没有乘客的电车咣咣当当地开往海边。最后，终于有人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尽管巡逻队禁止任何人靠近电车，但一些人设法来到俯瞰大海的峭壁旁，在电车经过时把鲜花扔进车厢里。夏天的晚上，一直能听这些载着鲜花和尸体行驶的车辆的声音。

到了早上，至少在早期的时候，城东区上空飘浮着一股腐臭的浓烟。所有的医生都表示，虽然烟雾气味难闻，但于人体无害。但这些地区的居民认定鼠疫将从天而降，威胁着要搬离这个地区，政府只好利用一套复杂的管路系统改变了烟雾的方向；于是居民们平静下来。只有到了起大风的日子，才有一些非常微弱的气味从东边飘过来，提醒人们身处的新秩序，瘟疫的火焰每天晚上都在吞噬着它的祭品。

这是鼠疫造成的最极端的后果。幸运的是，它没有更进一步。因为人们开始怀疑管理机构的能力，政府的手段甚至焚化炉的容量是否能应付得了现状。里厄获悉当局已经开始设想更孤注一掷的措施，比如把尸体抛进大海，蓝色的海浪里漂浮着尸骸的可怕场面似乎指日可待。他也知道如果死亡数字继续上升，不管多优秀的组织都无济于事，来不及处理的死尸将堆积起来，在街头腐烂。无论当局采取什么措施，在城里的公共广场上，总能看到垂死的鼠疫患者带着可以想见的憎恨和荒谬的希望猛然扑向别人的情景。

就是在这种明显的恐惧迹象中，我们看到了市民们无法摆脱的被流放和疏离感。讲述者感到遗憾的是，他意识到在此无法描述一些真正振奋人心的事件，比如那些我们可以在古老的故事里找到的鼓舞人心的英雄或令人难忘的事迹。因为没有什么比一场瘟疫更惊人的事物了，假如它没有造成旷日持久而且千篇一律的不幸的话。在经历过这些不幸的人的回忆里，爆发鼠疫的那段可怕的日子不像一场残酷而壮观的大火，更像一场没有尽头的践踏，所经之处，一切都被夷为平地。

是的，真正的鼠疫和疫情开始时与里厄医生所想象的那种宏大的场面毫无共同之处。首先，鼠疫是一个精细而完美的系统，有着极高的效率。在此补充一句，为了不遗漏事实，也不插入自己的观点——这正是讲述者力求客观的目的——他努力在艺术加工的过程中还原真相，只在贯通情节时多少做一些关联性的评论。正是基于客观性的要求，他要在这里说，尽管这一时期最大、最广泛和最深切的痛苦是分离之苦，尽管此刻有必要对这些痛苦做一番新的描述，可是也要承认连这种痛苦也已经失去了它的悲剧性。

我们的市民朋友，或者退一步说，那些被离别之苦折磨得最严重的人适应了这种处境吗？说适应也许不确切。也许应该说他们在这个过程里变得身心憔悴。在疫情初期，他们清晰地记得失去的人，为他们不在身边而难过。可是尽管他们能够回忆起爱人的音容笑貌，对往日相聚时的快乐记忆犹新，但是却很难想象出正当他们苦苦思念的时候对方在干什么，在那些现在变成咫尺天涯的地方。总之，他们拥有足够的回忆，但缺乏想象能力。随着疫情的发展，连这一点回忆也不复存在了。不是说他们忘记了那张面孔，而是（事实上差不多）像失去对方的肉体一样，他们只能把记忆埋藏在内心深处。最初几个星期他们还倾向于抱怨他们只有所爱的人的影子可以留恋，后来他们意识到连这些影子也变得越来越缺少血肉，甚至失去了记忆中的色彩和细节。在这段长期的分离过后，他们无法想象从前共享的那些亲密行为，甚至怀疑起曾经有个触手可及的人生活在他们身边的事来。

由此看来，他们已经适应了瘟疫特有的环境，这种环境因其平凡而愈显深刻。除了日常生活的平淡无奇，人们不再能体会到任何伟大的感情。“该结束了。”他们说，因为在鼠疫时期，人们自然而然希望一系列的痛苦早日结束。但到了说这话的时候，人们已经没有了早期的愤怒和怨恨，他们只是用发牢骚的语气说着一些无力的话。起初强烈的感情让步于沮丧，我们不能把它混同于屈服，但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暂时的让步。

市民们已经适应了，他们不得不默默承受，因为除此别无他途。自然，他们仍然有痛苦和不幸，但他们不再感到难熬。可是里厄却认为这是最不幸的，因为习惯绝望比绝望本身更令人灰心丧气。此前，为分离而痛苦的人们所经受的并不是绝对的痛苦；因为他们在夜间辗转反侧时还有一线希望；但这点仅有的希望现在也破灭了。你可以看到他们平静地出现在街头，在咖啡馆或朋友家，心不在焉，无精打采，神情厌倦，使得整座城变得像一座列车候车室。那些有工作的人认认真真地照常工作。每个人都简单而低调。那些遭遇离别的人第一次不再介意谈论不在身边的人，用的语言和其他每个人一样，谈起他们的离别就像在谈论鼠疫期间的统计数字一样，采用的是同一个角度。这种改变是令人吃惊的，因为以前他们满怀戒备，拒绝把个人的悲情与市民们共同的不幸相提并论，现在也承认了他们的包容性。没有回忆，没有希望，他们只为眼下生活。实际上，此时此刻对他们而言就是一切。鼠疫从他们所有人身上夺走了爱，以至于友谊，因为爱情不能没有未来，留下的只有眼下的此时此刻。

当然，这只是一种宽泛的描述。尽管所有遭遇离别的人都会这样，但要补充一点，这是有先后之分的；而且，陷入这种心态后，瞬间的回忆，突然的清醒又会让这些伤心人陷入更深的痛苦。他们需要这样的刺激，于是他们开始制订计划，好像鼠疫已经结束一样。他们需要这种不期而至的感情泛滥和没有来由的嫉妒。另一些人也体验过在麻木中突然振奋起来的日子，当然常常是星期六下午或星期日，因为这曾经是他们习惯从前和所爱的人共度的日子。一天终了时，一阵突如其来的哀愁提醒他们，痛苦的回忆又将浮上心头。这时正是信徒们检视自己内心的时候，但对内心空虚的囚徒或流放者而言却是艰难的时刻。焦虑片刻后，他们又回到麻木不仁的状态，在瘟疫中把自己封闭起来。

他们已经懂得，要抛开自己最个人的感情。但是在鼠疫早期的时候，他们纠缠于和自己有莫大关系、对别人却毫无意义的琐碎事物，对外界的事物缺乏关心。而现在恰恰相反，他们脑子里只有最普遍的想法，对自己的爱情本身却漠然置之。他们完全把自己交给了瘟疫，以至于有时一心希望自己在瘟疫中长眠不醒：“让我也得上鼠疫，和它同归于尽吧！”但是实际上他们已经进入了沉睡状态，这整段时间不过是一场长长的睡眠罢了。城里居住的都是梦游的人，他们没有真正摆脱他们的命运；只有在晚上，他们表面上愈合的创口会偶尔崩裂。他们惊醒过来，在恍惚中摸索着，伤口剧痛。他们一下发现痛苦又回来了，随之而来的还有他们的爱情的憔悴面容。到了早上，他们又重新回到鼠疫中，也就是说，回到了日常生活里。

也许有人要问，这些瘟疫的放逐者会给观察者什么印象？回答很简单：没有印象。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他们和每个人都一样，是平常人的一部分。他们丧失了所有至关重要的精神，却有了一种默然的态度。比如说，你可以发现，他们中间最有才能的人也像其他人一样看报纸听广播，寻找使他们相信鼠疫将很快结束的根据；他们阅读无聊记者趴在案头随意撰写的评论，从中寻找想象的希望或没有根据的恐慌。不然就是喝啤酒，照看病人，无所事事或在工作中消耗自己的精力，在办公室处理文件，或者在家听唱片，大家都一模一样。换句话说，他们变得听天由命。鼠疫压抑了价值判断，比如说，人们在买衣服或食物的时候不再挑三拣四，无论什么都原样接受。

最后，可以说那些遭遇分离的人失去了最初曾经保护过他们的那种特权。他们失去了利己主义的爱情，也失去了由此获得的保护。现在的情况是：灾难是和每个人切身相关的。枪声在城门旁回响，橡皮图章的敲击声决定着生死的节律，档案和火灾，恐慌和手续，都通往一场丑陋但经过登记的死亡。生活在令人毛骨悚然的烟雾和救护车冷酷的警笛声中，我们吃着同样的流放者的食物，无意识地等候着同样的重聚，期待着同样的重获安静生活的奇迹。无疑我们的爱情还留存在那里，只是没了用处；它成了我们内心里一种难以消除的惰性，就像被判刑定罪一样不能改变。爱情变成了没有未来的耐心而执拗的等待，就像城里各个地方的食品店前排起来的长长的队列。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同样的顺从和忍耐，不知疲倦且不存幻想。

唯一不同的是，购买食物者的精神状态和生受离别之苦的人自然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后者的痛苦源于无法满足的饥渴。

总之，如果想对遭遇离散的市民们的心情有一个准确的概念，就必须再次回顾一下这座没有树木、落满尘埃的小城里那些沉闷的傍晚，男男女女在夕阳的余晖下涌上每一条街道。这时在仍然沐浴着最后一抹阳光的露台上，我们听到的不是以往组成城市主题的汽车和马达声，而是脚步声和低沉的说话声形成的巨大嘈杂声。沉重的天空下，成千上万双鞋子在瘟疫的节拍中发出痛苦的呻吟。这种无休无止和令人窒息的践踏声逐渐充斥全城，一夜又一夜，忠实而忧郁地表达出一种盲目的顽固，最终取代了我们心中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