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塔鲁感到科塔尔的态度没有多少恶意。他的那句“我已经比你们先一步领教过”的话里，更多的是遗憾而非得意。“我认为，”塔鲁写道，“他正在开始热爱那些城里被困在天空下和围墙里的人们。比如说，如果有机会，他很乐意向他们解释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你听听他们说的。’他对我说，‘在鼠疫后，我要做这个，在鼠疫后，我要干那个……’他们在沮丧伤心而不是安心过日子。他们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幸福。难道我能说：‘等我被捕后，我要做这个或做那个吗？被捕是一个开端，而不是结束。所以，鼠疫……你想知道我是怎么看的吗？我认为他们是因为不知道顺其自然才痛苦。我这样说可不是随口乱说。’”

“他的确不是随口乱说，”塔鲁补充道，“他对奥兰居民的矛盾心理有很清楚的认识，当他们迫切需要温暖的时候，就会聚在一起，但同时又因为疑心而最终相互疏远。人们深深懂得不能信任他们的邻居，因为如果你疏于防护，他们完全能够在不知不觉中把鼠疫传染给你。如果你像科塔尔一样，随时在提防着每个人——甚至这些人是他乐于相处的人——害怕他们是警察密探的时候，你就能理解这种感觉。并会同情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他们担心鼠疫会随时找上自己，甚至在他们庆幸自己仍然健康无恙的时候突然降临。尽管如此，科塔尔却在恐怖气氛中显得泰然自若。因为他在此之前已经领教过，我认为他不可能真正体会到这种身不由己的状态是多么残酷。总之，和我们这些尚未死于鼠疫的人在一起，他感到他的自由和生命也会随时处于毁灭的边缘。但是既然他一直生活在恐惧里，他认为轮到别人体验这种感觉也是正常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就个体而言，恐惧于他而言是轻得多的负担。这正是他的错误之处，因此他比其他一些人更难于理解。可是，这毕竟也是他比别人更值得让我们去了解的原因。”

最后，塔鲁以一个故事做了结尾。这个故事展示了科塔尔和鼠疫患者共同具有的奇怪心理，并捕捉到了当时的困难气氛，因此讲述者认为它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应科塔尔的邀请，他们一起去了市歌剧院，那里正在上演《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剧团是爆发鼠疫那年的春天来市里演出的，就此被困在了这里。经歌剧院同意，他们每周一次，把这幕歌剧重新表演一次。因此这几个月以来，一到星期五，市歌剧院里就回响起俄耳甫斯旋律优美的咏叹和欧律狄刻软弱无力的哀求。不过这场歌剧一直受到公众的欢迎，票房收入源源不断。科塔尔和塔鲁坐在最贵的座位上，俯瞰着集中了城里最风雅人士的观众席。那些入席的人显然极力避免惊动沿途的观众。当乐师开始调音的时候，他们在一排排座位间移动着，优雅地弓着身子，在前台耀眼的灯光下，他们身影的轮廓清晰可见。在一阵嗡嗡的礼貌交谈声里，这些人恢复了几个小时前在城里黑暗街头失去的自信。庄重的晚礼服驱散了鼠疫带来的凄凉。

在整个第一幕里，俄耳甫斯用柔和的音调哀悼他失去的欧律狄刻，几个穿着希腊束腰外衣的女子优雅地评论他的不幸，这一段是用小咏叹调唱出来的。观众用热情而适度的掌声做出了回应。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俄耳甫斯第二幕的唱腔里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颤音，而且在向冥王哀求，期望冥王被自己的眼泪打动的时候，他的声音显得过分悲怆。当他无意中做出几个异常动作的时候，有经验的观众认为这是一种即兴发挥，是演员对于角色的新的演绎。

直到第三幕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的大合唱时——这正是他失去欧律狄刻的时候——观众感觉出了异样。而且，仿佛那名歌手一直在期待着观众的骚动，或者，更可能的情况是，前排观众的窃窃私语声证实了他的感觉，他选择那一刻以一种怪异的姿势，张手叉脚，穿着古装走向前台的脚灯，最后倒在始终显得很不协调的18世纪田园风格的布景中间。这一幕变成了观众眼里的噩梦。与此同时，乐队停止了演奏，前排的观众站起身，开始缓缓离场，起初陪着小心，就像刚参加过礼拜或葬礼一样。女人整理一下衣裙低着头离开，男人挽着女伴的胳膊，拉着她们从折叠椅中间穿过。但是逐渐地，这种动作变快起来，窃窃低语声变成了惊叫，人们争先恐后地涌向出口的方向，一边推挤一边叫嚷，像潮水一样冲出了剧院。这时才站起身的科塔尔和塔鲁，被单独留在一幅如同他们生活象征的画面前：鼠疫通过一个像瘸脚傀儡一样的演员出现在舞台上；剧院里，被遗弃在红色长毛绒座位上以扇子和蕾丝披肩的形式展现的奢华顿时变得失去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