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朗贝尔认认真真地在里厄身边工作。他只请过一天假，去和贡扎莱斯和两个年轻人在男子中学前会面。

那天中午时分，贡扎莱斯和朗贝尔看见两个年轻人笑嘻嘻地走过来。他们说上次运气不好，但那种情况是可以预料到的。另外，本周他们不当值。他们得等到下星期；然后才能重新开始。朗贝尔表示他也是这样想的。于是贡扎莱斯建议他们定在下周一会面，但这一次他们希望朗贝尔住在马塞尔和路易家。“你和我会再见一次面。如果我没有露面，你就直接去他们家。我会把地址告诉你。”但是一个小伙子说最稳妥的办法是马上把这位朋友带去那里。要是他不挑剔，那里的食物足够他们四个人吃。这样他可以先熟悉一下。贡扎莱斯说这个主意不错，于是他们四个人一起动身去港口。

马塞尔和路易住在滨海区外围，靠近那些俯瞰海边的房屋。他们家是一座小小的西班牙式房屋，有厚厚的墙壁和油漆过的木质百叶窗，房间里空空荡荡，光线很暗。两个小伙子的母亲，一位面带微笑，满脸皱纹的西班牙妇女给他们端上了米饭。贡扎莱斯显得很吃惊，因为城里正在闹米荒。“我们在城门那里有门路。”马塞尔说。朗贝尔吃了个痛快，贡扎莱斯说他很“实在”。但记者一直想着未来的一星期。

事实上他还得再等两星期，因为为了减少班次，守卫轮值的周期延长了一周。回去后，朗贝尔拼命工作，不知道的人会以为他没睡觉。他晚上睡得很迟，一躺下就人事不知。一下从无所事事状态转到令人精疲力尽的工作中，他感到不仅没了力气，也没了梦想。他很少向人提起他即将逃走的事。一个星期后，他才第一次透露给里厄，前一天晚上，他喝醉了。从酒吧出来的时候，他突然感到腹股沟肿胀，腋窝发僵。他想这下完了。当时他只记得自己做了一件事——里厄和他都认为这件事很荒唐，他跑到城里最高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小广场，从那里仍然看不到海，但至少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在那里大声呼喊他妻子的名字。等他回了家，却发现身上没有感染的症状，所以他对自己的反应改到很难为情。里厄说他对这种反应非常理解：“人们在那种情况下很容易变得软弱。”

“奥顿先生早上和我说起了你，”里厄在朗贝尔准备离开时突然补充说，“他说要是我认识你。就劝劝你别和那些走私贩子打交道。人们开始注意你了。”

“那是什么意思？”

“表示你最好抓紧时间。”

“谢谢你。”朗贝尔抓住医生的手说。

他在门口又突然转过身来。那是鼠疫爆发后里厄第一次看到他的笑脸。

“你为什么不阻止我离开呢？如果你愿意，是能做到的。”

里厄像往常一样摇着头说，这是朗贝尔自己的事：他已经选择了幸福，别人不能反对。他在这件事上没有权利做评判。

“那么你为什么要催我抓紧时间呢？”

这次轮到里厄笑了。

“也许是因为我也想为幸福出点力吧。”

第二天，他们一起工作，但什么都没有讨论。第二个星期，朗贝尔搬进了那座西班牙风格的小房子。他们为他在起居室支了一张床。因为两个年轻人不回家吃饭，他也遵守告诫尽可能不出门，所以大部分时间他都一个人待着，或者和老太太聊天。她身材干瘦，很精神，穿着一套黑衣服，褐色的脸上满是皱纹，一头银发显得异常干净利落。她不爱说话，但一看见朗贝尔就满眼笑意。

有时候，她会问朗贝尔怕不怕把鼠疫传给他妻子。朗贝尔说这是他们必须承担的风险，否则的话他们就有可能永远分离。

“她可爱吗？”老太太笑着问他。

“非常可爱。”

“漂亮吗？”

“是的。”

“哈！原来是为了这个原因。”

朗贝尔沉思了一下。当然，这是原因，但并不仅仅是这个原因。

“你信仰上帝吗？”老太太说。她每天早上都去做弥撒。

朗贝尔否认了，她没有再问什么。

“你一定得回到她身边，你是对的。不然你就没什么盼头了。”

剩下的时间，朗贝尔就在那间空空荡荡、墙上抹着粗灰泥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摸摸钉在墙上的装饰用的纸扇，或者数台布穗子上的羊毛球。晚上两个年轻人回到家，他们也很少交谈，只对他说时机未到。晚饭后，马塞尔弹起吉他，他们一起喝一种带茴香味儿的酒。朗贝尔显得心事重重。

星期三，马塞尔回来后说：“明天晚上12点左右。做好准备。”和他们一起当值的两个人之一患了鼠疫，另一个和他共用一张床的人正在接受观察。所以这两三天马塞尔和路易两个人单独值班。那天晚上他们会做一点最后的安排，第二天就万事俱备了。“高兴吧？”老太太问朗贝尔。朗贝尔回答说高兴，但他心里却在想着别的事。

第二天，天上阴云低垂，空气又闷又潮。鼠疫的死亡数字又上升了。但是那个西班牙老太太还是很平静。“世上罪恶太多，”她说，“你还能指望别的什么呢？”朗贝尔和两个年轻人一样光着上身。但只要一活动，汗水就从肩胛和胸膛上冒出来。在紧闭着百叶窗的昏暗房间里，他们的棕色的躯干闪着油光。朗贝尔在屋里像困兽一样一言不发地踱着步。到了下午4点，他突然穿上衣服，说要出去。

“当心点，”马塞尔说，“半夜出发，一切都安排好了。”

朗贝尔去找里厄。医生的母亲告诉他医生在上城的医院里。医院门口的岗哨前，仍然有一群人在那里逡巡着。“不准逗留！”一个长着金鱼眼的宪兵说。人们动了，但还是在周围绕着圈子。“这里没什么可看的。”那个宪兵说，汗水浸透了他的外套。每个人都知道，但尽管闷热难耐，人们还是徘徊不去。朗贝尔出示了通行证，那人给他指了指塔鲁的办公室。办公室的房门开向院子。他在门口见到了正从里面走出来的帕纳卢神父。

那间有着肮脏的白色墙壁的小房间里，散发着一股消毒水和湿床单的气味，塔鲁正挽着袖子坐在一张黑色办公桌后面，用手帕擦胳膊弯的汗。

“还没走？”他问。

“对，我想跟里厄谈谈。”

“他在病房里。但要是我们能解决的话最好别去找他。”

“为什么？”

“他太累了。自己能办的事我都尽量不去找他。”

朗贝尔看着塔鲁。他已经消瘦了很多，眼睛和脸颊因为疲劳脱了形，健壮的肩膀也支棱起来。一个戴着白口罩的男护士敲敲门走进来，把一叠档案卡片放在塔鲁的办公桌上，瓮声瓮气地说了个“6”，然后走了出去。塔鲁看看记者，然后拨开那些卡片给他看。

“卡片很漂亮，是吗？噢，他们是死人，昨天晚上死掉的6个人。”

他皱着眉头把那些卡片收好。

“现在我们似乎只剩下统计数字了。”

塔鲁站起来，把身体靠在桌子上。

“我猜你很快要离开了，是吗？”

“今天晚上，半夜的时候。”

塔鲁说他很高兴，并希望朗贝尔保重。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塔鲁耸耸肩膀。

“在我这种年纪，说什么话都是认真的。扯谎太累了。”

“塔鲁，”朗贝尔说，“我要见医生。抱歉。”

“我明白，他比我更善解人意。走吧。”

“不是这样。”朗贝尔笨拙地说，他站住了。

塔鲁看着他，突然大笑起来。

他们走过一条两边墙壁漆成绿色、光线使人联想到水族馆的狭窄走廊。在进入一扇双层玻璃门之前，塔鲁领着朗贝尔到一个堆满纸箱的小房间里。塔鲁从消毒柜里取出两副薄纱布口罩，递给朗贝尔一副，让他戴上。记者问他这东西有多大用处，塔鲁说没用，但这样做可以让别人有信心。

他们推开那扇玻璃门。尽管天气炎热，那间大病房的所有窗户都封得严严实实。墙壁的高处挂着几架促进空气流通的嗡嗡作响的机器，机器的风叶把浑浊的空气吹向两排灰色的病床。病人沙哑的呻吟和凄厉的惨叫响成一片，融合成一种单调的哀号。穿着白大褂的人在高处窗栅透进来的刺目光线下在病床间走动着。朗贝尔在这个闷热的房间里感到很难受，他艰难地认出了正俯身站在一个呻吟的病人身边的里厄。医生正在给病人的腹股沟做切口，两个女护士一人一边，固定着病人分开的双腿。里厄直起腰后，把器械放进身边助手手里的托盘，一动不动地看着那个正在接受包扎的病人。

“有什么新闻？”他在塔鲁走近后发问。

“帕纳卢答应接替朗贝尔在隔离病房的工作。他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剩下的就是组织第三个小组，现在朗贝尔要走了。”

里厄点点头。

“卡斯特尔已经完成了第一批疫苗，提议我们进行试用。”

“啊！”里厄说，“太好了。”

“朗贝尔也来了。”

里厄转过身，看见记者，他眯起了眼睛。

“你来这里干什么？你应该远走高飞了。”

塔鲁说时间定在今天半夜里，朗贝尔补充说：“在理论上是这样。”

一说话，薄纱口罩就鼓起来，嘴周围变得潮乎乎的。这给他们的谈话增添了一种不真实感，好像木头人在说话一样。

“我想和你谈谈。”朗贝尔说。

“好，我正要走。你到塔鲁的办公室等我。”

一会儿工夫后，朗贝尔和里厄坐进汽车后座，塔鲁在前面开车。

“汽油要没了，”塔鲁一边发动汽车，一边说，“明天我们得步行了。”

“医生，”朗贝尔说，“我不走了，我想留下来和你们一起干。”

塔鲁毫无反应，继续开车，里厄似乎还没有从疲劳中恢复过来。

“那她呢？”他用低沉的声音问。

朗贝尔说他反复考虑过。虽然他的想法没变，但是逃走的话他会感到羞愧，也会使他对那个女人的爱感到不安。但是里厄直起身子，坚定地说这是一派胡言，选择幸福没有羞耻可言。

“是的，”朗贝尔说，“但一个人只顾自己的幸福是耻辱。”

一路没说话的塔鲁发话了，说如果朗贝尔想分担别人的不幸，就不再有时间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是需要慎重选择的。

“不是这样的，”朗贝尔说，“我一直认为我是这座城市的陌生人，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但现在目睹了这一切之后，我明白不管愿不愿意，我已经变成了这座城的一部分。这里的事和每个人休戚相关。”

看到两个人都没回应，朗贝尔显得激动起来。

“总之，你们和我一样清清楚楚！要不然，你们在医院里做的这些事又是为了什么？难道你们不是做出自己的决定的同时又放弃了自己的幸福吗？”

塔鲁和里厄都没有回答。他们一直沉默着，一直等到车子开近医生家。然后朗贝尔又一次问了最后一个问题，语气仍然很激烈。这一次，里厄吃力地坐直身子，转身对他说。

“我很抱歉，朗贝尔。可是我也不知道。如果你愿意，就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干吧。”

车子开始转弯，他停了一下，然后又直视着前面说：

“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有权把你从所爱的人身边拉走。可是，我也被拉走了，而且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沉重地靠到座位上。

“这是一个事实，就是这样，”他疲倦地说，“我们只需承认它，从中得到一些必要的结论。”

“什么结论。”朗贝尔问。

“哦，”里厄说，“一个人不能既治病，同时又把什么都弄明白。那就让我们先尽快给人治病。这是当务之急。”

午夜时分，塔鲁和里厄正在把一张需要朗贝尔监控的街区的地图交给后者时，塔鲁突然看了看表，然后抬头看着朗贝尔。

“你告诉他们了吗？”

朗贝尔别开头。

“我留了一张字条，”他扭捏地说，“在我来找你们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