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万灵节(4)也和往年不一样。天气当然是合时令的。几乎在一夜之间，凉爽的天气就取代了最后的溽热。一阵阵冷风不停地刮着，把大片大片的云从地平线的一头吹到另外一头。房屋一会儿笼罩在阴影里，一会儿又重新回到11月凉爽的金色阳光下。第一批雨衣上市了，但是人们会注意到很多雨衣上有着亮闪闪的橡胶材料：原来报纸报道说，200年前法国南部爆发严重鼠疫的时候，医生常常披上油布来保护自己。于是商店就借此机会倾销了一批不再流行的雨衣，人人都希望靠这种雨衣来免疫。

但是，这些季节的标志无法掩饰公墓被人遗弃的事实。换在别的年份，电车里早已充满菊花的清香，妇女们正成群结队地赶往安葬她们亲人的地方，把鲜花放在他们的墓前。这一天曾经是人们祭拜死者、寄托哀思的时候。然而这一年谁都不愿再去想念死人，这恰恰是因为他们对死者已经投入了过多的关注。人们不再考虑回去探望死者，表达他们的同情和哀思。因为死者不再是需要人们一年一度关注的被遗忘者。人们现在宁可忘掉他们。这正是那一年的万灵节遭到人们漠视的原因。塔鲁注意到科塔尔的话变得越来越有讽刺意味了，照他的说法，现在每一天都是万灵节。

确实，焚尸炉里的火焰一直熊熊燃烧。应该承认，每天的死亡人数并没有上涨。但是疫情似乎在顺利地发展到顶峰后，开始像一个一丝不苟照章办事的公务员一样完成每天的杀戮任务。在专家看来，这在理论上是个好兆头。从疫情发展图来看，不断上升的曲线出现了一个平台，显得令人宽慰——例如，在里夏尔医生眼里。“很好，很好，真是一幅好图。”他说。他猜测疫情已经达到了他所说的“天花板”。从现在开始，鼠疫的气焰将会越来越衰弱。他把这种情况归功于卡斯特尔的疫苗获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成功。卡斯特尔没有否认，但认为不能做这样肯定的预测，因为历史显示鼠疫有再次意外爆发的可能。省里长期以来一直希望平息公众的焦虑，但限于疫情的发展直到现在才找到机会，省长决定召集所有的医学专家就这个题目做一个报告。但就在疫情发展到平台期的同时，里夏尔医生也被鼠疫夺去了生命。

尽管这件事什么都证明不了，但毕竟令人吃惊。当局像起初欢迎里夏尔的乐观主义一样陷入了无理由的悲观。在卡斯特尔这边，他还在认认真真地制备血清。总之，城里除了省政府之外，其他的公共场所都改造成了临时医院或隔离所。之所以保留省政府没动，只是因为他们不能不保留一个开会的场所。但总的来说，由于疫情的相对稳定，里厄他们的医疗组织还足以应付。本来已经心力交瘁的医生和助手们不用担心更繁重的任务。他们只需继续目前的超负荷工作。造成肺部感染的肺鼠疫病例在城里的每个地方都有增加，好像风助长了人们胸膛里的火焰。患病者往往很快吐血死去。伴随着这种新的传染形式，鼠疫蔓延的威胁变得更大——尽管专家们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往往是矛盾的。与此同时，为了最大程度的安全，防疫小组的工人们使用消毒纱布制作的口罩。总之，尽管人们认为疫情有恶化的可能，但患淋巴腺鼠疫的病例在减少，所以总体感染人数保持在水平状态。

然而随着食品供应的日益困难，投机商趁机作乱，高价出售在普通市场上难以获得的生活必需品，人们的焦虑又岂止鼠疫一端。贫穷家庭因此处于异常困难的状态，而富人事实上什么都不缺。无论贫富一视同仁，瘟疫原本可以通过个人主义的相互作用促进市民间的平等，但在事实上却加深了人们内心的不公平感。当然，谁都不能诟病死亡的平等，但这种平等又有何用？于是挨饿的穷人愈加想念临近的城镇和村庄，那里生活又自由，面包又便宜。既然在这里吃不饱饭，他们就产生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认为政府应该允许他们离开。于是有人设计了一个口号，有时候你能在街头的墙壁上看到，有时候在省长路过时会听到人喊叫：“要么面包，要么新鲜空气！”这句讽刺的话是人们号召游行示威的暗号，尽管这场游行被很快压制住了，但谁也不怀疑其中的严重性。

报纸开始遵照上面的命令不惜版面地宣扬乐观主义精神。读着那些报纸，你会觉得当前形势的主流是市民们表现出来的“镇定和勇气的动人典范”。但在这座自我封闭的城市里，一个没有秘密可言的地方，谁会相信那些“典范”呢？但是，如果想对镇定和勇气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只能去隔离区或当局设立的隔离营看一下才能有所体会。恰好当时讲述者在别的地方忙，对此没有亲身体会，所以让我们在此引用一下塔鲁提供的证明。

在他的笔记里，塔鲁讲述了他和朗贝尔对设在市政体育场的一座隔离营进行的一次访问。体育场几乎坐落在城门旁，一边临街，有电车经过，另一边连着一片荒地，一直延伸到城市所处的高地的外围。大体上这座体育场被高高的水泥墙围在中间，因此只需在四个通道设上岗哨，里面的人就很难逃脱。同样的，这些高墙也可以阻止外面的好事者打扰关在里面接受隔离检疫的那些不幸的人。但是在另一方面，被隔离的人整天听着电车来来往往，从外界的声音推断这上下班的时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感到他们被剥夺的生活仍在几米外的地方继续，那些水泥墙隔开了两个互不相关的世界，让他们感到宛如置身另一个星球。

塔鲁和朗贝尔选在星期天下午去体育场。和他们同行的是足球运动员贡扎莱斯，经过朗贝尔的介绍，贡扎莱斯同意加入轮值名单，负责这座体育场的监管。朗贝尔打算把他引见给隔离营主管。他们见面的时候，贡扎莱斯告诉他俩，在鼠疫爆发前，这正是他过去在体育场换衣服准备上场比赛的时候。现在赛场被征用，比赛也不再可能，贡扎莱斯左右无事可做。这是他接受担任监管员的原因之一，不过他提了个条件，只在周末工作。那天是多云天气，贡扎莱斯抽了抽鼻子，不无遗憾地说，今天没有下雨也不热，正是踢球的好天气。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曾经熟悉的更衣室里搽剂的气味，摇摇晃晃的看台，黄褐色场地上色彩鲜艳的球衣，中场休息时沁人心脾的柠檬汁和冒着无数清爽气泡的柠檬汽水。塔鲁还提到在他们一路经过工人区破旧的街道时，这位足球运动员在路上见到石子就踢。他力图把石子直接踢进排水孔，一旦成功踢进，他就说“一比零”。抽完烟，他也把烟蒂往前一吐，在烟头落地之前再踢一脚。有几个孩子正在体育场附近玩耍，把一只球朝他们踢过来，贡扎莱斯也不辞辛苦地把那只球准确地踢还给他们。

最后，他们进了体育场。场内的看台上全是人，运动场上密密麻麻搭起了几百顶红帐篷，从远处可以看见帐篷里的铺盖和包裹。看台保留了下来，这样，在炎热或下雨的天气里，那些被羁留的人可以躲避一下。不过太阳一下山，他们就得回到帐篷里去。在看台下是经过整修的淋浴室，运动员的休息室现在改成了办公室和医务室。

多数接受隔离的人都在看台上，然而还有另一些人正沿着边线散步。少数人蹲在帐篷的入口，漫无目的地看着四周。很多人躺在看台上，好像在等着什么一样。

“他们每天都做些什么？”塔鲁问朗贝尔。

“什么都不干。”

几乎所有人都两手空空，什么事都没干。这么大的一群人却安静得出奇。

“一开始，你在这里连自己说话都听不见，”朗贝尔说，“但是时间一长，他们的话就越来越少了。”

按照塔鲁的说法，他理解他们，认为他们一开始挤进帐篷之后，每天听着苍蝇的嗡嗡声，难过得在身上又抓又挠，所以一旦有人愿意听他们倾诉，就会逮住机会大倒苦水，表达他们的愤怒和恐惧。但是随着营房人满为患，愿意听别人说话的人越来越少。于是他们只好变得沉默而警觉。的确，在灰色而明亮的天空下，这些红帐篷确实有一种令人警醒的气氛。

是的，他们都显得充满猜忌。因为他们都是被和其他人隔离开的，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此他们都带着探究和担忧的神情。塔鲁看到的每个人都目光空洞，都带着一副因为和原来的生活全面分离而伤心欲绝的表情。既然不能老想着死亡，那就索性什么都不想。他们就像在度假。“然而最糟的是，”塔鲁写道，“这些人是被遗忘的人，而且他们都明白。他们的熟人因为考虑其他事情忘记了他们，这是可以理解的。至于那些爱他们的人，因为求情或筹划把他们弄出隔离营而耗尽了心力，也忘记了他们。他们一心想把他救出去，结果却忽视了要营救出来的人。这也是正常的。一旦想到这里，你会发现即使在最不幸的时候，一个人也无法真正牵挂另一个人。因为，真正牵挂一个人，那就意味着每分每秒，一心一意的牵挂，无论是家务事，有苍蝇飞过，还是想挠痒痒，都不能分心。但是人们总会为苍蝇和发痒而分心。这就是日子难过的原因。而且这些人都很明白。”

隔离营的主管又朝他们走过来，说奥顿先生想见他们。他先领贡扎莱斯去了办公室，然后又带着塔鲁和朗贝尔去了看台的一个角落。正一个人独坐的奥顿先生站起来迎接他们。他还是和以前一样的打扮，戴着同样的硬领。塔鲁只注意到他两鬓的头发比以前乱得多，一边的鞋带也松开了。他显得很疲倦，讲话的时候没有一次直视对方的脸。他表示很高兴见到他们，并请他们代他谢谢里厄。

两人都没说话。

“但愿，”过了一会儿，奥顿说，“菲利普没有受太多苦。”

这是塔鲁第一次听他叫他儿子的名字，因此意识到一些事情发生了变化。太阳正缓缓沉入地平线，从两朵云的缝隙里斜照着看台，把他们三个人的脸都照成了金色。

“是的，”塔鲁说，“是的，他确实没受什么苦。”

他们离开时，治安法官继续凝视着太阳落下去的方向。

他们去和贡扎莱斯告别，后者正在看值班表。贡扎莱斯笑着和他们一一握手。

“至少，我又看到了更衣室，”他说，“总之没白来。”

过了一会儿，那位主管领塔鲁和朗贝尔出去。途中他们听到看台方向传来响亮的咔嗒声，接着，那些平时用来介绍比赛小组和宣布得分的高音喇叭，用小得多的声音通知被隔离的人回到帐篷去，要分发晚餐了。那些人慢吞吞地离开看台，然后慢吞吞地各自回帐篷。每个人都回去之后，两辆我们在火车站常常见到的那种小电车，载着两口大锅在帐篷间穿行，车上的人用长柄勺伸进大锅，把里面的东西盛进接受隔离者的两个锡盘里。电车接着往前开，在每个帐篷前重复着同样的程序。

“这很科学。”塔鲁对主管说。

“对，很科学。”后者一边和他们握手，一边得意地说。

夜幕降临，天空一片澄明。营地沐浴在一片柔和而清澈的光线里。在那个寂静的傍晚，勺子和盘子碰撞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响起来。在帐篷上空轻快飞舞的蝙蝠突然消失了。一辆电车在墙的另一边嘎嘎吱吱地驶过岔道。

“可怜的法官，”出门的时候塔鲁说，“应该为他做点什么。但是怎么样才能帮助一位法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