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您妹妹呀。”

“我不管这些，”霍塞·阿卡迪奥回答说。

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用散发出熏衣草香味的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这是乱伦的，”他解说道，“再说，法律上也不允许。”

霍塞·阿卡迪奥不耐烦了，这不仅因为克雷斯庇讲的内容，更主要的是他的惨白的脸色叫他心烦。

“伦理这玩意儿，我要往它上面拉上两堆屎！”他说：“我今天是来告诉您，要您别再劳神去问雷蓓卡什么了。”

不过看到皮埃特罗·克雷斯庇两眼湿润，他收起了这种粗暴的举止。

“我说，”他换了一种声调，“要是这个家让您喜欢的话，那儿还给您留着阿玛兰塔。”

尼卡诺尔神父在星斯日布道会上指出，霍塞·阿卡迪奥和雷蓓卡不是亲兄妹，但乌苏拉说什么也不能宽恕这种她认为是无法想象的大逆不道。当他们从教堂回来时，她就不许这对新人再踏进家门。对她来说，这对孽种就象已经死了一样。所以霍塞·阿卡迪奥和雷蓓卡就在墓地对面租了一间小屋，里面除了霍塞·阿卡迪奥的吊床外，没有任何别的家具。新婚的那天晚上，躲在雷蓓卡拖鞋里的一只蝎子蜇了她的脚，使她的舌头都发麻了，可这并没阻挡得住他们过了一个喧嚣的蜜月。他们的邻居对那种喊叫感到害怕，一夜里整个地区的人都被这种喊叫声惊醒了八次，就是午睡时也得惊醒三次。人们都祈求这种毫无节制的情欲不要侵扰了死者的安宁。

奥雷良诺是唯一关心他们的人，他给他们买了些家具，并接济他们钱财，直到霍塞·阿卡迪奥恢复了常态，开始在毗邻院子的无主土地上干活时为止。阿玛兰塔则相反，她怎么也消除不了对雷蓓卡的宿怨，尽管生活使她得到做梦也没想到的心满意足：由乌苏拉——她不知如何才能挽回这一失面子的变故——主动提出，皮埃特罗·克雷斯庇每星期二仍到家里来吃午饭，他镇定自若，对这次失败超然度外。他的礼帽上依然佩着黑带，以示对主人家的尊重，并很乐意向乌苏拉献殷勤，给她带来不少外国寄来的礼品：葡萄牙沙丁鱼啦，土耳其玫瑰酱啦，有次还送了一条做工考究的马尼拉大披巾。阿玛兰塔亲切殷勤地接待他，揣摩他的爱好，帮他扯掉衬衫袖口上的脱线，还送给他一打绣着他姓名缩写字母的手帕，作为他生日的礼物。每星期二吃过午饭，她在海棠花长廊里绣花，他则很乐意地与她作伴。对皮埃特罗·克雷斯庇来说，这位他一直当作小姑娘看待和相处的女人，简直是一大发现。虽然她并不风姿绰约，但掂量世事却出奇地敏感，并且蕴含着一种柔情。某个星期二——当谁都不怀疑这事迟早会发生时——，皮埃特罗·克雷斯庇向她求婚。她没有停下手中的活，静等着让耳上的红热消褪，并使自己的嗓音显得格外老成持重。

“我当然同意的，克雷斯庇，”她说，“不过，得等一个人对自己有了更好的了解之后，任何时候急于求成总是不好的。”

乌苏拉发蒙了。尽管她器重皮埃特罗·克雷斯庇，可是从道德观点看，她无法确定这位男子在跟雷蓓卡经历了这么漫长和引起轰动的恋爱之后，他的这一决定究竟可取不可取。最后，因为没有人有类似的疑虑，她只得把它作为不知可否的事实接受下来。奥雷良诺那会儿是家里的主心骨，但他令人费解和不容争辩的意见却使乌苏拉更加糊涂：

“现在可不是考虑结婚办喜事的时候。”

这一看法，只是过了几个月乌苏拉才弄明白。当时奥雷良诺不仅在婚姻问题上，而且对除了战争以外的任何事情，这个回答都是他能够表达的唯一真诚的意见。就是他本人，后来面对着行刑队，大概也不清楚他是怎样把那些微妙而确凿的偶然事件联系起来，逐渐得出这个结论的。雷梅苔丝的死并没有引起他一直担心的震惊。确切地说，只是产生了一种慢慢消融在孤寂和消极的失望之中的无声愤恨，类似过去他甘愿过没有女人陪伴的生活时所体验过的情感。他又埋头工作起来，但保持了与岳父玩多米诺骨牌的习惯。在这个因服丧而寂然无声的家里，夜间的长谈更加深了这两个男人间的情谊。“你再娶一个吧，奥雷良诺。”岳父这么对他说：“我还有六个女儿可让你挑呢。”选举前夕，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担心国内的政治局势，经常到省城去，有一次他从城里回来，那时自由派已决心诉诸战争。奥雷良诺那个时候对区分保守派和自由派的观念十分模糊，所以老丈人便扼要地给他上了几课。自由派嘛，岳父这样对他说，是共济会的人，都是些歹徒坏蛋，他们主张绞杀神父，实行世俗婚姻和离婚制度、承认私生子与婚生子女享有同样的权利，他们要分裂国家，建立联邦制，以剥夺最高当局的权力。而保守派则与之相反，他们的政权直接受之于上帝，他们致力于稳定公共秩序和家庭道德观念，维护基督信仰、捍卫当局的原则，他们决不允许把国家分裂成自治单位。出于人道方面的感情，奥雷良诺在有关私生子的权利方面同情自由派的态度，但无论如何搞不明白为了那些无法用手触摸的东西，竟至于兵戎相见。他认为，岳父为了选举，让六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到这个毫无政治热情可言的镇子来，还要由一个军官来指挥，未免小题大做了。但是，这些士兵不仅来了，而且在二十一岁以上的男人中间分发印着保守派候选人名单的蓝色纸片和印着自由派候选人名单的红色纸片之前，还逐家逐户地搜缴猎枪、砍刀，以至厨房用的莱刀之类的武器。投票前夕，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亲自宣读了一份公告，宣布从星期六半夜起四十八小时内禁止出售含酒精的饮料，不准三个以上不属同一家庭的人聚会。选举过程中没出什么乱子。从星期日上午八时起，广场上就放了一个木制票箱，由六个士兵看守。投票完全是自由的，这点奥雷良诺本人可以作证，他几乎整天和岳父在一起进行监督，不许任何人投了一次再来投。下午四时，广场上响起一阵鼓声，宣告投票日结束。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用封条封了票箱，封条上横书着他的签名。这天晚上，他跟奥雷良诺玩多米诺骨牌的时候，命令军官撕下封条来计票，里面红色的票和蓝色的票几乎一样多，但那军官只留下十张红色的，其余都以蓝色票补了数。接着他们用一张新封条重新封好票箱，第二天一早便把票箱带往省城。“自由派要打仗了，”奥雷良诺说。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的注意力并没从多米诺骨牌上移开。“要是你指的是调了选票，他们不会打的，”他说，“已经留了几张红的在里面，这样，他们便无话可说了。”奥雷良诺明白反对派吃了亏。“假若我是反对派的话，”他说，“为了选票这件事，我会去打仗的。”他岳父从眼镜的镜框上面望着他。

“噢，奥雷良诺，”他说，“假若你是自由派的话，尽管你是我的女婿，你也不会看到调票的事。”

不过，在居民中真正引起愤怒的，倒并非选举的结果，而是那些当兵的没把武器还给主人。一群妇女来找奥雷良诺，让他通过他岳父把厨房用的菜刀要回来。但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万分谨慎地向他解说，士兵们拿走收缴的武器是为了证明自由派正在准备战争。这种厚颜无耻的表白着实使奥雷良诺吃惊。对此他未作任何评论，但是有天晚上赫里奈多·马尔克斯和马格尼菲科·比斯巴尔跟另外几个朋友谈起菜刀事件时，有人问他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奥雷良诺却毫不犹疑地回答：“假若一定要当什么派的话，我当自由派。”他说：“因为那些保守派是些搞阴谋诡计的家伙。”

第二天，他应朋友们的请求，去看阿利里奥·诺盖拉医生，让他诊治所谓的肝痛。那时，他甚至连这句谎言究竟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阿利里奥·诺盖拉医生是前几年来到马贡多的，他带了一药箱没有味道的小药丸和一个谁也不相信的行医招贴：一枚钉子拔出另一枚钉子[5]。事实上他真的是冒牌医生。在这张毫无名气的医生的不怀恶意的脸皮下掩藏着一个恐怖分子的嘴脸，一双半高统靴子遮住了五年镣铐生活留在他脚踝上的瘢痕。他是联邦派分子第一次起事时被抓住的，但他终于逃了出来，乔装打扮到库腊索，他穿的是在这个地方最令人憎恶的衣服：一件教士的黑袍子。经过一段漫长的流亡生活后，他为来自整个加勒比海地区的流亡者们捎来的振奋人心的消息所鼓舞，搭上一艘走私船，带上盛着用纯糖制成的小丸子的那些药瓶和一张他自己伪造的莱比锡大学的文凭，出现在里奥阿查。但他马上失望得痛哭起来：被流亡者们描述成一触即发的火药桶似的联邦派热情，已经溶化在选举的模模糊糊的幻想中了。于是这位冒牌的顺势疗法医生便躲进了马贡多。他在广场一侧租了一间小屋，里面塞满了空药瓶，靠着那些已经不可救药的病家光顾，生活了好几年，这些病人经过一切尝试之后，现在用那些糖丸子聊以自慰。不过，只要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的权威还是虚有其名，他那煽风点火的天性就仍旧潜伏着，时间就在他回首往事和他与自己的气喘病作抗争中流逝。大选的来临使他重新理出了造反这团乱麻的线头。他跟镇上的年青人建立了联系，他们都没有什么政治修养，他不懈地准备着造反的秘密活动。票箱中出现的数量众多的红色选票——这被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归结为青年人追求新奇的特有毛病——，正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他强迫自己的信徒们去投票以便让他们相信选举只是场骗局。“唯一起作用的，”他说，“就是暴力。”奥雷良诺的大多数朋友都兴奋地抱着消灭保守政权的想法，但谁都不敢把奥雷良诺列入实现他们这一想法的计划内，这不仅因为他跟镇长的关系，而且也因为他孤僻独处和逃避冲突的性格。此外，人们也知道，他在岳父的指示下投了蓝色票。所以，他的政治情感的暴露完全出于偶然，而他心血来潮决定去拜访医生，求治他并不存在的病痛，也纯粹出于好奇。在那间散发出杂有樟脑蛛网气味的、乱得象个猪圈的房间里，他碰见了这个满身尘土的蜥蜴似的人物，他呼吸时肺里发出咝咝声响。医生一语不发，先把他领到窗前，翻开下眼睑检查。“不是这里，”奥雷良诺照朋友们教他的那样说，并用指尖摁着肝部加了一句：“是这儿，痛得我晚上都睡不了觉。”于是诺盖拉医生借口太阳光太强烈而关上了窗，然后简单地向他解说为什么说杀死保守派分子是爱国者的一项责任。一连好几天奥雷良诺把一个小药瓶装在衬衫口袋里，每隔二小时，拿出来倒三粒小球丸在手掌里，接着一下丢进嘴里，让它们在舌头上慢慢化掉。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嘲笑他竟相信顺势疗法，而阴谋起事的那帮人则把他看作为他们一伙中的又一成员。马贡多创建者们的儿子差不多全卷了进去，虽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策划的这个行动具体落实在何处。然而有一天医生把秘密透露给奥雷良诺后，奥雷良诺就置身于阴谋活动之外了。尽管他那时相信消灭保守派政权刻不容缓，但那项计划却令他不寒而栗。诺盖拉医生是位搞个人暗杀活动的神秘人物。他的那一套，简单说来，就是协调一系列的个人行动，以便在一次全国范围的成功的政变中消灭一切官员以及他们的家庭，特别是他们的子女，以便将保守主义斩草除根。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他的妻子和六个女儿，自然列在黑名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