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国家有这一位疯狂的邻居都会头痛。在过去六十年的动乱时代里，日本又岂仅使我国头痛而已！

讲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责备从明治以来至战事结束这一时代之日本历史家，他们仰军阀鼻息，无古太史之风。其中虽偶有若干史家，敢批军阀逆鳞，但在环境逼迫之下，亦属孤掌难鸣，遂使日本历史成为神权迷信军权崇拜之护符。我就在碰见那老尼的同一天，在箱根的一家理发店理发。店主自称其祖若父，曾在封建时代为将军武士们束发整容。幼时曾听人们说，天皇的祖宗是中国人，从中国来的，这些话现在大家敢说了。以前没有人敢说，说了要杀头的。可见这些天皇非神说，早在武士阶级及民间流传。他还有几句有趣的话，我们可以在此作一插曲。他好蓄古钱，在他的小小搜集里，倒点缀了宋元明清四朝的铜钱，及相当时代的日本钱，他说日本钱是用日本铜在中国铸的。最有趣味的是，把大正昭和两代的硬币排列成行。中日战争开始以后，硬币步步缩少，战事愈久，钱缩得愈小，在最后一两年间，缩小了几等于鹅眼。他很幽默的指着说，这是代表「东亚共荣圈」的。从民间流传的关于天皇源流故事看来，可以推想到日本历史虽受军阀之统制，而民间仍保存着乃祖若宗世代相传之口史，为军阀所不能毁灭者。

战后因思想言论自由，近年来新出版的日本史是值得我们一读的。昔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公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读日本最近出版之日本历史并各种学术的书籍，几乎使我与宣子有同样的感叹！

六七十年来，我国与日本所定的国策，同为富国强兵。日本所走的路线为资本主义与军国主义。用资本主义所产生的财富来养兵，军阀与财阀联合操纵军政大权。他们的权力超越一切党派与学派。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日本，一战而胜中国，再战而胜帝俄，三战横冲直撞而轰炸到珍珠港。

我国为何想富国而国不富，想强兵而兵不强呢？

第一，内政问题。日本倒幕尊皇，政权统一已数十年。我国初则保皇革命，国是未定。继则军阀割据，全国扰攘。等到国民革命军统一全国的时候，内则战乱频仍，外则日本侵略，内忧外患接跳而起。那里还谈得到富国强兵呢？

第二，经济思想问题。我国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经济思想，先天上已有不赞成资本主义的色彩，数十年来一般士大夫复颇有仰慕王安石统制经济之倾向，故对西洋资本主义，虽不一定反对，却不热心拥护。这个事实，是谁也不能否定的。只以此而论，就可知道建设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是怎样的不容易了。

第三，门户开故问题。中国明清两代均采锁国主义。日本在德川时代亦采锁国主义。十九世纪之资本主义迫开了两国之门。在中国称之为通商，日本称之为开国。然日本之开国发之于统一之政府，故全国一致而收实效。中国则此开彼闭，前迎后拒，步骤极不一致。故开国之实效未显：而瓜分之祸兆已见。

以上对于中国与日本的比较，和对日本之批评，大部分是抗战期间我在重庆所想到而记下来的。当全国被日军蹂躏，千千万万人民在日军铁蹄下牺牲生命财产的期间，我这记录似乎相当客观和公平。这是出于儒家忠恕平衡的传统观念，而日本却缺少一个怒字。对日和约，我国主张维持日本皇室，放弃赔款要求，遣送全体俘虏返国，凡此种种，虽出于政治远见，根本思想还是出于恕道。我国人民知道「不念旧恶」为维持和平的要道，所以这种和约，为全国人民所拥护。

停战以后，我视察了好多日本俘虏营（湘西、汉口、南京等址）；我未曾看见当地民众对日俘有嘲笑或侮辱的举动，使我感觉到中国人民度量的宽宏。

日本战败后十余年，其国内思想颇有变动，有些地方和我们在战前所见和战时所论的颇有不同。如民主主义之抬头，思想和言论之充分自由，神道迷信之渐趋薄弱，历史之重史实而放弃传统的虚伪，工业化之加速与产品的进步，学术研究之加速的发达。凡此种种，影响日本本身之将来与东亚之局势者必甚大。

东欧之西德与远东之日本，已居冷战中重要地位。西德则站在西方民主阵线而为其重要的一环。日本则表面似倾向西方，而其内心则犹站在三岔路中，游移未定。亲西方乎？中立乎？抑或倾向共产主义集团乎？现在日本各种不同之政见，归纳起来，不外乎此三点。这是日本的内心烦恼，亦是她本身的课题，而亦为西方民主集团的课题。

【注：本章全文经宋越伦先生之口译，得嘉治隆一先生之指教，而关于日本历史方面指正尤多，特此志谢，但其丈责仍由作者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