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北齐左右丞的业务分工是以郎曹为单位的，而不是以尚书曹为单位，除了吏部三曹全归左丞执掌外，其他殿中四曹、祠部五曹、五兵五曹、都官五曹、度支六曹则都由二丞分掌，而不必顾及它们归属哪位尚书，于是就出现了同一位尚书属下的郎曹分别归左右丞掌管的现象。

这种情况到隋初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开皇三年四月，“诏尚书左仆射掌判吏部、礼部、兵部三尚书事，御史纠不当者，兼纠弹之。尚书右仆射掌判都官、度支、工部三尚书事，又知用度”[13]。左右丞之间的分工亦应与此相同。从以“司”分职到以“部”分职，六部在独立化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再次，隋王朝在六部的机构建设方面也有一些有力的举措。例如，开皇六年（586），“尚书省二十四司，各置员外郎一人，以司其曹之籍帐，侍郎阙，则厘其曹事”[14]。各司有副长官始此。大业三年（607），以前作为诸司之长的侍郎统称为郎，置二人，废员外郎，但寻减一郎，置承务郎一人，同员外之职，则司有正副首长亦不变。此外，从隋朝开始，许多以前不设主事的曹司，也开始设置主事，如北齐的屯田曹不置主事，到隋朝则设立了“屯田主事”，这正是各司设置主事普遍化的表现。[15]员外郎及主事的普遍设立，也反映了从“尚书郎”到“司”即从官职到机构的发展变化。大业三年还有另一项重大改革，即“尚书省六曹，各侍郎一人，以贰尚书之职”[16]。从此，六部有了自己的副长官，其独立化趋势又得到了制度上的保障。这样，六部亦完成了自己的四等官体系：

长官：尚书（正三品）；

通判官：侍郎（正四品）；

判官：各司郎官（从五品）、员外郎（从六品）；

主典：主事、令史。

最后，六部自置勾检官，即都事，以加强对属司的控制。开皇初，改晋代以来的尚书都令史为都事，置八人。[17]炀帝大业三年则升“都事为正八品，分隶六尚书”[18]，《唐六典》云：“自晋、宋、齐、后魏、北齐、隋，都令史置八者，当八座之数……皇朝置六者，当六曹之数。”[19]其实隋自大业三年起，都事已只置六人了，即《通典》所云：“隋炀帝分隶六尚书，置六人，领六曹事。”[20]把以前隶于左右丞的都事改归各部尚书统辖，同样意味着六部已演化为分掌方面政务的一级行政机关。

四、北周官制对隋代尚书省建设的影响

陈寅恪先生曾指出，隋唐制度的渊源有三：“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在三源之中，此（西）魏、周之源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21]这一观点早为治中国中古史者熟知。不过，最近学界则越来越重视北周之制度对于隋唐的影响，例如阎步克先生对于隋代文散官制度的探讨、史睿先生对于隋唐礼制的研究等，都强调了隋唐制度对于北周的继承。[22]在我们探讨隋代尚书省特别是六部体制时，我们同样感到北周官制的影响不容忽视。

《隋书·百官志下》云：“高祖既受命，改周之六官，其所制名，多依前代之法。”实际上，这并不意味着北周的影响荡然无存了，相反，这里的“前代”无疑应该包含着北周。我们在前文已经指出，二十四司中的司勋、职方、司门三司就直接来源于北周之制，特别是司勋的设置更是与关陇集团尚武重勋的传统相适应的。而在六部的“制名”上，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唐时期的杜佑对此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在《通典》卷二三《职官五》中，有如下记载：

民部尚书：“后周置大司徒卿一人，如《周礼》之制，其属有民部中大夫二人，掌承司徒教，以籍帐之法，赞计人民之众寡。隋初，有度支尚书，则并后周民部之职。开皇三年，改度支为民部，统度支、民部、金部、仓部四曹，国家修《隋》志，谓之户部，盖以庙讳故也。大唐永徽初，复改民部为户部，庙讳故也。”

礼部尚书：“后周置春官卿，又有礼部，而不言职事。后改礼部为宗伯。又春官之属有典命，后改典命为大司礼，俄改大司礼复为礼部，谓之礼部大夫。至隋置礼部尚书，统礼部、祠部、主客、膳部四曹，盖因后周礼部之名，兼前代祠部、仪曹之职。”

兵部尚书：“后周置大司马，其属又有兵部中大夫，小兵部下大夫，其职并缺。至隋乃有兵部尚书，统兵部、职方、驾部、库部四曹，盖因后周兵部之名，兼前代五兵之职。”

刑部尚书：“后周有秋官大司寇卿，掌刑邦国，其属官又有刑部中大夫，掌五刑之法。隋初有都官尚书，开皇三年，改都官为刑部尚书，统都官、刑部、比部、司门四曹，亦因后周之名。”

工部尚书：“后周有冬官大司空卿，掌五材九范之法，其属工部中大夫二人，承司之事，掌百工之籍，而理其禁令。至隋乃有工部尚书，统工部、屯田二曹，盖因后周工部之名，兼前代起部之职。”[23]

我们从杜佑的分析可以看出，隋朝六部中，除了吏部为魏晋南北朝以来尚书曹的旧名外，其他五部的名称均来源于北周的典制，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事实。当然，这里只考察了隋朝六部名称与北周官职的渊源，至于更为深入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1]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六章第二节、第七章第一节，特别是175—188、225—231页。

[2]同上书，246—250页。

[3]郭锋：《唐尚书都省简论》，《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33页。

[4]《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794页。

[5]《通典》卷二二《职官四》。

[6]《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721页。

[7]《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794页。

[8]唐代有些机构没有四等官，按《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111页）卷五：“‘即无四等官者’，为关、戍之类，无通判官，关丞即至关令，并主典，唯有三等。”

[9]《唐律疏议》卷五，110页。

[10]《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774、792页。

[11]《通典》卷二三。

[12]《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752页。

[13]《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792页。

[14]《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792页。

[15]叶炜：《试论隋与唐前期中央文官机构文书胥吏的组织系统》，载《唐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8—129页。

[16]《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794页。

[17]《通典》卷二二《职官四》。郭锋先生谓，“都事之职，隋唐有一个变化，即由以前隶属六部称都令史改为隶属都省，并改称都事”（见《唐尚书都省简论》），此论不确。隋初已改都令史为都事，置八人，大业三年，减二余六，隶于六部，唐代则又收归都省。详见下文。

[18]《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794页。

[19]《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条，10页。

[20]《通典》卷二二《职官四》。

[21]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1—2页。

[22]阎步克：《隋代文散官制度补论》，载《唐研究》第五卷，93—122页。史睿：《北周后期至唐初礼制的变迁与学术文化的统一》，载《唐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65—184页。

[23]以上引文并见《通典》卷二三《职官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