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南选使与吏部的合作。唐初岭南各州府多自行奏拟土人首领任官，随着岭南经济的开发，文化亦渐进步，而中央控制也有所增强，高宗上元三年（676）开始设立南选使，“四年一度，差强清正五品已上官，充使选补，仍令御史同往注拟”[33]。铨选本是吏部之责，但由于岭南的特殊情况，只能派使进行，这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如开元八年（720）九月敕：应南选人，“作簿书，先申省。省司勘应选人曹名考第，一事以上，明造历子。选使与本司对勘定讫，便结阶定品，署印牒，付选使，其每至选时，皆须先定所拟官，使司团奏后，所司但覆同，即凭进画。应给签告，所司为写”[34]。很明显，我们不能说南选使侵夺了吏部之铨选权，相反，它是在特殊条件下的有益补充。

又如唐代的马政中，群牧使与太仆寺及尚书驾部之关系。马政系统是唐代使职推行较早的部门之一。[35]唐初马匹极少，贞观初将赤岸泽的3000匹马迁于陇右，开始国家养马业，随着马政勃兴，到麟德年间已有监牧八使，作为掌管若干牧场的中层管理机构，而仪凤三年（678）十月，太仆少卿李思文检校陇右诸牧监使，自此始有使号。[36]这是指群牧使，它仍以主管生产为主，更高的管理权在太仆之手，正如《唐六典》所云：“至孟秋，群牧使以诸监之籍合为一（原注：诸群牧别立南使、北使、西使、东使，以分统之），常以仲秋上于寺。”[37]然后，太仆寺对于“监牧所通羊马籍帐，则受而会之，以上于尚书驾部”[38]。可见，即使由于生产发展而在监牧之上出现了群牧使，它与太仆、驾部仍须通力合作来进行管理。

随着高、武时使职的渐趋流行，六部职任也走向使职差遣化。事实上，这一时期增多的兼官如检校、摄判等，已有了很强的差遣色彩，而“知”“专判”等差遣色彩更重的现象，更与日俱增。一方面六部官员去判知别司事，如久视元年（700）崔融为春官郎中，知制诰事。[39]但另一方面更多的则是他司官员受命知六部职事，其中最突出的是“知贡举”“知天官选事”“专判度支”等现象的出现。例如长安初，张说“修《三教珠英》毕，迁右史、内供奉，兼知考功贡举事”[40]。吏部铨选权亦渐由他司官员参知，如高宗特令兵部侍郎杨弘武补授吏部选人五品以上官[41]；神龙中，太常少卿郑愔、大理少卿李允恭与吏侍崔湜、岑羲等分掌选事[42]；开元二十二年（734），严挺之又以尚书左丞知吏部选[43]。当然情况最多的是以中书舍人知天官侍郎事以掌选，如武则天神功元年（697），中书舍人王剧[44]、李峤[45]先后以本官知天官侍郎事；长寿中，韦承庆“累迁凤阁舍人，兼掌天官选事”[46]。天宝十二载（753），中书舍人宋昱知选事。[47]从武则天时开始，财经使职渐多，常由户部官员兼领，这就使得本属其当然职任的事务使职化了，如开元二十九年（741）王鉷为户部员外郎，天宝二年又充京和市和籴使，四载，又以户部郎中加勾户口色役使。[48]又如天宝六载，杨国忠“检校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监水陆运及司农、出纳钱物、内中市买、召募剑南健儿等使。以称职迁度支郎中，不期年，兼领十五余使，转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49]。王鉷、杨国忠二人所兼使职，其范围大致仍在以前户部、度支司的职任之内，但具体得多，而且不仅是设立规程，还须亲躬其事，这样，六部官员与使职相结合，使其自身职任也使职化了。

[1]吴宗国：《唐朝的特性》，载《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1—10页。

[2]《饬尚书诸司诏》，载《全唐文》卷二六，300页。

[3]《唐会要》卷五九《尚书省诸司下》，1195页。

[4]《通典》卷一五《选举三》。

[5]《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1820页。

[6]《唐会要》卷五九《尚书省诸司下》，1210页。

[7]《旧唐书》卷九八《李元纮传》，3074页。

[8]《整饬吏治诏》，载《全唐文》卷二七，306页。

[9]《敕令礼部掌贡人》，载《全唐文》卷二八四，2879页。

[10]《唐会要》卷八二《甲库》，1793页。

[11]《唐会要》卷五七《尚书省诸司上》，1154页。

[12]同上书，1158页。

[13]《隋书》卷四六《苏孝慈传》，1259页。《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记此事在开皇十四年（594）六月，685页。

[14]《唐六典》卷六，195页。

[15]《唐六典》卷七，224页。

[16]马世长：《地志中的“本”和唐代公廨本钱——敦博第五八号卷子研究之二》，载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429—476页；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第四章第三节《田禄》，369—385页。

[17]《唐会要》卷五七《尚书省诸司上》，1157页。

[18]《册府元龟》卷六三〇《铨选部·条制二》，7559页。

[19]《册府元龟》卷六三六《铨选部·考课二》，7631页。

[20]刘后滨：《公文运作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999年；俞钢：《唐后期宰相结构研究——专论六部侍郎平等事职权的变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101—106页。

[21]刘俊文：《论唐格——敦煌写本唐格残卷研究》，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0年。

[22]《旧唐书》卷六〇《宗室·河间王孝恭传》附《李晦传》，2350页。

[23]《资治通鉴》卷二〇九，中宗景龙二年十二月，6630页。

[24]《旧唐书》卷八一《李敬玄传》，2755页。

[25]《唐会要》卷七四《选部上》，1593页。

[26]《唐会要》卷七四《选部上》，1596页。

[27]《册府元龟》卷六三〇《铨选部·条制二》，7551页。

[28]《资治通鉴》卷二〇七，6574页。

[29]陈仲安：《唐代的使职差遣制》，《武汉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何汝泉《武则天时期的使职与唐代官制的变化》，载《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237—248页。

[30]《唐国史补》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6页，总1035页。

[31]张国庆：《行政管理中的组织、人事与决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144页。

[32]《通典》卷一九《职官一》。

[33]《唐会要》卷七五《选部下》，1621页。

[34]《唐会要》卷七五《选部下》，1622页。

[35]马俊民、王世平：《唐代马政》第二章，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12—29页。

[36]《唐会要》卷六六《群牧使》，1354页。

[37]《唐六典》卷一七《太仆寺》，486页。

[38]同上书，478页。

[39]《旧唐书》卷九四《崔融传》，2996页。

[40]《旧唐书》卷九四《张说传》，3050页。

[41]《旧唐书》卷七七《杨纂传》附《杨弘武传》，2675页。

[42]《旧唐书》卷七〇《岑文本传》附《岑羲传》，2540页。

[43]《旧唐书》卷九九《严挺之传》，3105页。

[44]《资治通鉴》卷二〇六，6513页。

[45]《旧唐书》卷九四《李峤传》，2994页。

[46]《旧唐书》卷八八《韦思谦传》附《韦承庆传》，2864页。

[47]《资治通鉴》卷二一六，6921页。

[48]《旧唐书》卷一〇五《王鉷传》，3229页。

[49]《旧唐书》卷一〇六《杨国忠传》，3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