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总斌先生的研究表明：南北朝时，中书、门下两省坐落于宫城的禁中之内，即皇帝与后妃饮食起居的后妃宫和王宫地区。[1]这一地区，相当于唐朝宫城中的后宫，即《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工部尚书”条注所称的“古之内朝”。从唐长安城看，中书、门下二省分别位于前殿左右。在太极宫，它们分别在太极殿西南、东南不远处；在大明宫，则分别在宣政殿西南、东南附近：也就是《唐六典》中所称的“古之中朝”。而由太极殿、宣政殿东西两端分向两侧延伸，直抵东西宫墙有一列横墙，将所谓“中朝”与“内朝”隔离，从而把宫城分为前宫、后宫两部分。若要从“中朝”进入“内朝”，从前宫进入后宫，则必须通过位于太极殿、宣政殿左右，开在横墙上的东西上閤门等通内入閤之门。可见，唐朝比之于南北朝，中书、门下二省已由后宫移至前宫，从内朝移到中朝。这种变化，也是两省从皇帝侍从组织向国家职能机构发展的表现之一。此变化在隋朝就已经实现，以下试证之。

洛阳宫是隋东都皇宫，“炀帝大业三年，诏左仆射杨素、右庶子宇文恺移故都城创造也。……大业末丧乱，为王（世）充所据，武德四年平充，乃诏焚乾阳殿及建国门，废东都，以为洛州总管府”[2]。可见，王世充建郑以后，沿用了隋朝的宫殿。武德二年（619），“王世充将军丘怀义居门下内省，召越王君度、汉王玄恕、将军郭士衡杂妓妾饮博，侍御史张蕴古弹之，世充大怒，令散手执君度、玄恕，批其耳数十，又命引入东上閤”，胡三省注曰：“东都皇宫正殿曰乾阳殿，殿左曰东上閤，右曰西上閤，各有门。”[3]这条史料，比较明确地反映出隋门下内省在宫城中的位置。首先，据胡三省注，皇宫正殿左右有东、西上閤门，这与唐太极宫、大明宫形制完全一样。而“居门下内省……命引入东上閤”等语，则说明门下内省坐落于东上閤之外，宫城坐北朝南，门下内省在东上閤的南面，这就已经是中朝的范围了。

杜宝在唐初撰写的《大业杂记》对隋东都洛阳描述得比较详细，据其记载，东都皇宫乾阳殿左右分别是入内宫的东、西上閤门，乾阳殿正对的宫城南门是则天门。则天门东有兴教门，西有光政门，二门以北与乾阳殿之间是会昌门和景运门，会昌门道右为门下内省，景运门道左为内史内省。[4]可见二省位于东、西上閤门以南，正是以乾阳殿为中心的中朝。清道光四年（1824）庄璟从《永乐大典》卷九五六一中摹出的“隋都城图”，也能和上述结论相印证。[5]乾阳殿作为东都正殿，是隋炀帝所造。因此，根据以上两方面的材料可知，至迟到炀帝大业初年兴建东都时，门下内省已不在内朝，而位于中朝了。

在隋朝，诏书由内史令或内史侍郎起草，须由门下省加盖“内史门下印”或“天子八玺”后方能生效，诏书下达须经门下省已成定制。因此，我们也可以从隋朝制定诏令的以下情况，推断门下省在宫城中的位置。《隋书》卷四七《柳述传》记：“仁寿中，（柳述）判吏部尚书事……参掌机密……摄兵部尚书事。上于仁寿宫寝疾，述与杨素、黄门侍郎元岩等侍疾宫中。……（隋文帝）令述召房陵王，述与元岩出外作敕书。”对此条，还有其他的记载，“及上不豫，（杨）素与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入閤侍疾”[6]，“（柳）述、（元）岩出閤为敕书讫，示左仆射杨素”[7]。就发生在仁寿宫的这件事而言，结合几条史料，“侍疾宫中”与“出外作敕书”的确切含义是“入閤侍疾”和“出閤为敕书”。炀帝时，诏令多为一直跟随炀帝左右的内史侍郎虞世基所作，“时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数。帝方凝重，事不庭决，入閤之后，始召世基口授节度。世基至省，方为敕书”[8]。此条将“入閤与“至省”对称，可知省与閤地点不同。与上引史料相联系，又考虑到隋诏书必须经过内史、门下两省的制度，即可得出隋内史、门下两省位于閤外的结论。现在，关键是什么是“閤”？又何谓“入閤”“出閤”？

《隋书》中有不少关于“閤”的记载。其卷六二《赵绰传》记隋文帝“以（赵）绰有诚直之心，每引入閤中，或遇上与皇后同榻，即呼绰坐，评论得失”。又卷五八《柳䛒传》记炀帝“退朝以后，便命（柳䛒）入閤，言宴讽读，终日而罢。帝每与嫔后对酒，时逢兴会，辄遣命之至，与同榻共席，恩若友朋”。由此可见，隋朝“閤”就是指皇帝和后妃居住的后宫地区，与皇帝上朝听政的前宫区别。没有皇帝的特许，大臣不得进入。因此，开皇十七年（597），文帝要杀大理掌固来旷，大理少卿赵绰力谏不可，文帝不听，并“拂衣入閤”，赵绰无法进去，便假装说不再谈来旷的事，而是有其他的事情需要报告，“帝命引入閤”，赵绰这才得以再次劝说文帝。

那么，什么是“入閤”和“出閤”呢？由于隋代史料中未见比较明确的解释，我们或可参考唐初制度加以理解。《唐律疏议》卷七《卫禁》“阑入宫殿门及上閤”条［疏］议曰：“上閤之内，谓太极殿东为左上閤，殿西为右上閤，其门无籍，应入者准敕引入，阑入者绞。”可见，“入閤”为入东、西二上閤门。在太极宫内，“入閤”就是从以太极殿为正殿的中朝，通过二上閤门，进入以两仪殿为正殿的内朝。“出閤”与之相反，即从内朝经过二閤门而入中朝。以这种观点去理解上引在仁寿宫“出閤为敕书”等几条材料，则可以认为，在开皇十五年建成的仁寿宫中，内史、门下内省的位置与东都洛阳宫中的两省位置一样，位于上閤门以南，在前殿附近的中朝地区。

开皇二年，隋在汉长安城附近修筑新都，建大兴城，内有大兴宫。唐灭隋后，经改建而成为唐长安太极宫。太极宫许多宫殿、宫门名都与大兴宫诸殿、宫门直接对应。史料在介绍太极宫中书、门下省位置时对隋情况很少追述，我们试从其他材料做一推测。薛道衡在隋朝任内史侍郎，其孙薛元超在唐高宗初年任中书舍人，《薛元超墓志铭并序》记：“中书内省旧有磐石，相传云，内史府君常踞以草诏。公每游于斯，未尝不潸然下泣。”[9]这里，“内史府君”就是指内史侍郎薛道衡。[10]由此可知，唐太极宫中书内省极可能就是隋大兴宫内史省所在地。从目前所知隋、唐宫城形制看，不论是洛阳还是长安，内史内省或中书内省的位置都是和门下内省东西对称布局的。因此，虽然由于缺乏直接材料，我们对大兴宫内史内省特别是门下内省的具体位置难以定论，但是从以上材料看，二省极有可能已经与仁寿宫、洛阳宫以及唐太极宫一样，搬出内朝，位于中朝。

总之，从南北朝到唐朝，门下内省在宫城中从内朝搬到了中朝。这个变化，是在隋朝完成的，变化至迟在开皇十五年（595）修筑的仁寿宫中已经如此，并为大业初的东都洛阳宫所继承。门下省位置的变化与其机构的调整一样，都是摆脱皇帝侍从组织色彩而成为纯粹的国家职能机构的反映。

[1]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八章第一节。

[2]《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东都条注，219—220页。

[3]《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纪三》，武德二年四月，5854页。

[4]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五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

[5]徐松辑《河南志》，中华书局，1994年，198页。又此书隋城阙古迹条所记隋门下内省、内史内省之位置与上引《大业杂记》同，唯标点有误，103页“门下、内省”之间不应断开；104页“内史、内省秘书、内省学士馆”应标点为“内史内省、秘书内省、学士馆”。

[6]《隋书》卷四八《杨素传》，1288页。

[7]《隋书》卷三六《后妃·宣华夫人陈氏传》，1110页。

[8]《隋书》卷六七《虞世基传》，1572页。

[9]《全唐文补遗》第一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70页。

[10]《旧唐书》卷七三《薛元超传》，2590页，“中书省有一磐石，初，道衡为内史侍郎，尝踞而草制，元超每见此石，未尝不泫然流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