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书舍人的侍奉进奏，并非简单地为皇帝照读臣下的表状，而是需要结合各种事例，甚至引经据典，条分缕析，以解说得通晓明白。如太宗时，马周为中书舍人，“有机辩，能敷奏，深识事端，动无不中。太宗尝曰：‘我于马周，暂不见则便思之。’中书侍郎岑文本谓所亲曰：‘吾见马君论事多矣，援引事类，扬搉古今，举要删芜，会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减，听之靡靡，令人忘倦。’”[16]又如，中宗神龙元年（705）政变之后，“五王请削武氏诸王也，求人为表，众莫肯为。中书舍人岑羲为之，语甚激切。中书舍人偃师毕构次当读表，辞色明厉”[17]。《旧唐书·毕构传》作“时敬晖等奏请降削武氏诸王，构次当读表，既声韵朗畅，兼分析其文句，左右听者皆历然可晓”。岑羲为五王起草请削除武氏诸王的上表，是一种义举，而非中书舍人的职掌。但毕构在朝堂上读表，则是中书舍人的固有职掌，所以作“次当读表”。

覆是覆奏，指中书省官员将皇帝御画之后的制敕向皇帝覆奏，或将门下省写好覆奏文的制书经中书省覆奏皇帝。在门下省是“大事覆奏，小事则署而颁之”，故小事不须覆奏，但仍须在此前由中书舍人“进画”。进画是中书省官员将起草好的制敕文书送皇帝御画的手续。《唐律疏议》卷二五“诈为制书及增减”条［疏］议曰：

注云“施行，谓中书覆奏”，此谓诈为敕语，及虽奉制敕处分，就中增减，中书承受，已覆奏讫。

中书覆奏讫即已“施行”，这是对于诈为制书的法律界定。制书的形成，首先是中书舍人的起草，然后是进画。《唐六典》卷九记中书舍人的职掌之一为“凡是诏旨制敕及玺书册命，皆按典故起草、进画。既下，则署而行之”。制书的进画，由皇帝御画日[18]，是皇帝意志在制书中的体现。中书省将御画日之后的制书重写一份，原件留中书省制敕甲库存档。然后中书省将重写的制书向门下省宣奉行，门下省写好覆奏文后进行覆奏，皇帝御画可后，下门下省，重写一份，侍中注制可，下尚书省施行，原件留门下省制敕甲库存档。[19]敕书的御画比较复杂，包括御画发日的发日敕、画日并画敕的论事敕书等，其御画都是在中书省官员宣奉行之前。[20]而敕旨则无御画。

如中村裕一和李锦绣所论，皇帝对制敕文书的御画，也可以从皇太子对令书的御画中得到旁证。《唐六典》卷二六“右庶子之职”条云：

凡皇太子监国，于宫内下令书，太子亲画日。至春坊，则右庶子宣传之，中舍人奉之，舍人行之。

《新唐书》卷四九《百官志》“詹事府”条云：

皇太子书称令，庶子以下署名奉行，书案，画日。

《新唐书·百官志》所谓“书案，画日”，其义不明。李锦绣的解释是，书案就是对“重写一份，留皇太子所画日者为案”的省写，画日就是在重抄的诏书（按：应作令书）上画日。按，皇太子与百官书疏的体式，是在贞观十九年（645）五月十日应高士廉、刘洎等人的奏请而确定下来的，其诏曰：“凡是处分论事之书，皇太子并画令，太子左右庶子已下署姓名宣奉行。书案，画日。其余与亲友师傅等，不在此限。”[21]据此，则画令（相当于皇帝的画敕）和画日是针对两种文书的不同的画。孰是孰非，录此存疑。

[1]刘后滨：《从蔡邕〈独断〉看汉代公文形态与政治体制的变迁》，《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2]《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4757页。

[3]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63页。

[4]大庭脩：《唐告身の古文书的研究》，载《西域文化研究第三》。

[5]大庭脩：《唐告身の古文书的研究》，载《西域文化研究第三》；毛汉光：《论唐代制书程式上的官职》附录资料十五，载《第二届国际华学研究会议论文集》。

[6]《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五卷目录部，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7年，762页。

[7]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作“亲征纂严，戒敕百僚，册命亲贤，临轩则使读册。若命之于朝，则宣而授之”，1849页。误。

[8]《大唐六典》卷九中书舍人之职条，203页。

[9]《大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左右司郎中员外郎之职条，20页。

[10]《唐律疏议》卷二五《诈伪》对制上书不以实条［疏］议，459页。

[11]《大唐六典》卷四礼部郎中员外郎之职条，88页。《唐会要》卷二四《受朝贺》“旧制：元日，大陈设”条注同。

[12]《唐会要》卷二四《受朝贺》。

[13]同上书，458页。

[14]《唐会要》卷二六《笺表例》。

[15]《旧唐书》卷七三《颜师古传》，2594页。

[16]《旧唐书》卷七四《马周传》，2619页；《册府元龟》卷四五八《台省部·才智》，5441页。

[17]《资治通鉴》卷二〇八，中宗神龙元年五月，6592页。

[18]内藤乾吉《唐代的三省》一文中，以五品以上官的制授为例说明制书的成立，以为“天子画可的程序完了，则自中书令以下连署，记入表示中书令宣、侍郎奉、舍人行之意的宣奉行三字，转送门下省。此时经天子画可的原件，恐怕就作为档案留在了中书省，而以副本送往门下省”。修改时，对留在中书省作为档案的原件上皇帝画何字的问题，做了有保留的更正，注释③说：“天子对中书舍人起草进画的制书公文书写何字，当需进一步研究。”中村裕一和李锦绣分别引用日本《养老公式令》诏书式和《新唐书·百官志》詹事府的材料对此进行了纠正，认为皇帝在制书上御画日，并对制敕的成立过程进行了间接的论证。内藤乾吉文见《史林》1930年第15卷第4号，后收录于《中国法制史考证》，有斐阁，1963年，译文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57页；李锦绣：《唐“王言之制”初探》，载《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

[19]李锦绣：《唐“王言之制”初探》，载《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

[20]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复原的各种敕书式；雷闻：《从S.11287看唐代论事敕书的成立过程》，载《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21]《唐会要》卷二六《笺表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