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的下行文书体系还没有形成《唐六典》所说的七种“王言之制”,即使在唐前期出现的与《唐六典》所说名称相同的文书,其应用场合和运作程式是否相同,也还是一个需要论证的问题。从《独断》记载的汉朝皇帝命令文书的形态来看,可以分为策书、制书、诏书、戒敕四种[1],而唐初实际运行中的皇帝命令文书,主要是制、诏、敕。
《唐六典》卷九记中书令之职为掌军国之政令,对七种“王言之制”“皆宣署申覆而施行焉”。所谓宣署申覆,其实是对中书省宣行制敕文书职掌的一个概括,所指并非完全针对制敕文书而言,还包括对各类表状的申奏。而且,对于制敕文书的宣署,也只是制敕文书成立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不是制敕文书成立的全过程,更不是唐代最高决策的全过程。
宣,就是上文所说的对制敕文书的宣行,也就是制敕文书要由中书省发布。唐初中书省的职掌还是以宣行诏敕为主。《旧唐书·萧瑀传》载:
武德元年,迁内史令。时军国草创,方隅未宁,高祖乃委以心腹,凡诸政务,莫不关掌。……高祖常有敕而中书不时宣行,高祖责其迟,瑀曰:“臣大业之日,见内史宣敕,或前后相乖者,百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所谓易必在前,难必在后。臣在中书日久,备见其事。今皇基初构,事涉安危,远方有疑,恐失机会。比每受一敕,臣必勘审,使与前敕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迟晚之愆,实由于此。”
中书令承受皇帝之制敕,然后向外宣行。又《唐会要》卷五一《识量》上:
至(景龙)四年,中宗遗制,韦庶人辅少主知政事,安国相王参谋辅政。中书令宗楚客谓韦温曰:“今既请皇太后临朝,宜停相王辅政。且皇太后于相王,居叔嫂不通问之地,甚难为仪注,理全不可。”(尚书右仆射苏)瓌独正色拒之,谓曰:“遗制是帝意,若可改,何名遗制。”楚客大怒,竟削相王辅政,而宣行焉。
中书令宗楚客在宣行已经起草好的制书之前,竟削除原来制书上相王辅政的内容。按唐律,这犯了增减制书之罪。《唐律疏议》卷二五《诈伪》“诈为制书及增减”条[疏]议曰:
注云“施行,谓中书覆奏”,此谓诈为敕语,及虽奉制敕处分,就中增减,中书承受,已覆奏讫。若其不须覆奏者,即据已入所司。
但值特殊时期,竟无奈之何。中书省的宣行是对已经皇帝御画之后的制敕文书的宣行,从皇帝那里承受制敕,中间一般都经过宦官的传递。《唐六典》规定,“内侍之职,掌在内侍奉,出入宫掖,宣传制令”。高力士在武则天时就以“性谨密,能传诏敕,授宫闱丞”[2]。
中书省发布制敕文书的职权,落实到文书形态上,就是署。在皇帝对制敕文书御画之后,自中书令以下联署,记入表示中书令宣、侍郎奉、舍人行之意的宣奉行三字,转送门下省。在中书令是“署而宣之”,在中书侍郎是“署而奉之”,而在中书舍人则是“既下,则署而行之”。以制书为例,具体文书格式如下[3]:
1.门下。云云。主者施行。
2. 年月[御画]日
3. 中书令具官封臣姓名 宣
4. 中书侍郎具官封臣姓名 奉
5. 中书舍人具官封臣姓名 行
6.侍中具官封臣名
7.黄门侍郎具官封臣名
8.给事中具官封臣名 等言
9.制书如右。请奉
10.制付外施行。谨言。
11. 年月日
12.制可
如果中书省三官之中有缺职,则“宣奉行”的程序就会发生相应的变通。尽管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发生了变化,但制书和敕旨的宣奉行程序还保留。因此我们可以用中后期的制书实物史料来说明此种变通,如敦煌文书S.3392天宝十四载(755)秦元骑都尉告身(局部)[4]:
1.[门下]。云云。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2. 天宝十四载三月十七日
3. 司空兼右相文部尚书臣国忠宣
4. 中书侍郎阙
5. 中书舍人上柱国臣宋昱奉行
6.武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臣见素
7.门下侍郎阙
8.给事中上柱国臣 纳 等言
9.制书如右,请奉
10.制付外施行。谨言。
11. 天宝十四载五月九日
12.制可
这份告身中中书侍郎缺,则由中书舍人签署姓名“奉行”。又如《南宋馆阁录续录》名贤墨迹第68轴会昌二年(842)李绅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告身[5]:
1.门下。云云。可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散官勋封如故。主者施行。
2. 会昌二年二月十二日
3. 中书令
4. 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臣珙宣奉
5. 中书舍人臣孔温业行
6.侍中
7.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臣德裕
8.给事中臣泰章 等言
9.制书如右请奉
10.制付外施行谨言
11. 会昌二年二月 日
12.制可
这份告身与开元“制授告身式”的区别在于,中书令和侍中的署位还保留,但实际上已无人签署,而由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署名“宣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156号《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卷中有建中二年(781)敕旨文书,发布程式如下[6]:
新定四分律疏 拾卷
右。祠部奏:(中略)伏请许以并行,任其学者所好。
敕旨:宣付所司。
建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太尉兼中书令尚父汾阳郡王 假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臣 杨炎 宣
银青光禄大夫行中书舍人兼礼部侍郎史馆修撰上柱国臣 于邵 奉行
奉
敕旨如右。牒到奉行。
建中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侍中 阙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臣 卢杞
给事中臣 班宏
这里因为中书令郭子仪休假,所以由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杨炎宣,由中书舍人于邵奉行。
不过,以在文书上签署官封臣姓名形式的宣奉行,只是宣的一种形式,另外一种是宣读册书。《唐六典》接着记中书令之职为,“亲征纂严,则使戒敕百僚。册命亲贤,临轩,则使读册;若命之于朝,则宣而授之”[7]。这是说在册命亲贤之时,如果是临轩册授,则由中书令读册,中书侍郎“则持册书以授之”;如果是在朝堂册授,中书令宣而授之,而中书舍人“则使持节,读册命,命之”[8]。
此外,并非所有七种“王言之制”都要由中书省官员宣奉行。例如,从现有材料看,敕牒就是由宰相集体签署的,既无皇帝的御画,也不需要中书省的宣奉行。在唐前期,由中书省宣行的制敕文书,最后都要经过尚书省承受施行,“凡制敕施行,京师诸司有符移关牒下诸州者,必由于都省以遣之”[9]。《唐律疏议》卷二五《诈伪》“诈为制书及增减”条[疏]议曰:“或有诈为中书宣出制敕,文书已入所在曹司,应承受施行及起请行判曹司者,并为‘已施行’。”即说明中书宣出的制敕,都要经过尚书曹司。
不过,唐前期皇帝的命令有两个发布渠道:凡是需要发往尚书省诸司制为政令行下实施的,都要经过中书省的宣奉行;对于皇帝直接“遣使就问”的一些事情,则用“别制”,而不须经过三省颁诏程序,自然也不需要经过中书省宣奉行。《唐律疏议》所谓“别制下问”,谓不缘曹司,特奉制敕,遣使就问[10],就是由以皇帝名义派出的使职直接奉行“别制”进行处置。
申是申奏,中书省将上行文书中的表状申奏于皇帝。《唐六典》卷九“中书令之职”条记有“凡制诏宣传,文章献纳,皆授之于记事之官”。所谓“文章献纳”,就是中书省对表状的申奏。所记中书舍人之职有“侍奉进奏”,具体说是“凡大朝会,诸方起居,则受其表状而奏之。国有大事,若大克捷及大祥瑞,百僚表贺亦如之”。其中包括三种情况下的“受其表状而奏之”,第一种是大朝会时的奏诸州表,第二种是诸方起居时奉表以进,第三种是国有大事时总奏各种贺表。这三种情况,俱见于《唐六典》卷四“礼部郎中员外郎”条。其一曰:
凡元日,大陈设于太极殿(原注:今大明宫于含元殿,在都则于乾元殿)。……二王后及百官朝集使皇亲诸王并朝服陪位。皇太子献寿,次上公献寿,次中书令奏诸州表,黄门侍郎奏祥瑞,户部尚书奏诸州贡献,礼部尚书奏诸蕃贡献,太史令奏云物,侍中奏礼毕。然后中书令又与供奉官献寿。时殿上皆呼万岁[原注:按旧仪,缺供奉官献寿礼,但依位次立,礼毕,竟无拜贺。开元二十五年,臣(李)林甫谨草其仪,奏而行之]。大会之日,陈设亦如之。[11]
中书令在元日皇帝受朝贺即所谓大朝会时,接着皇太子和上公献寿之后奏诸州表。这应是唐代《仪制令》里规定的。唐后期还不时重申此制,如德宗贞元四年(788)十一月十三日中书侍郎李泌的奏文中提道:“冬至朝贺,请准元日,中书令读诸方表。敕旨:宜依。”[12]这里只说中书令奏诸州表,没有提到中书舍人,而《唐六典》卷九“中书舍人之职”条有“凡大朝会,诸方起居,则受其表状而奏之”,当是由中书舍人奏于朝堂而后由中书令读之。皇帝上朝时,中书舍人侍立的位置离皇帝很近。武宗会昌二年(842)四月中书门下的奏文中提到,“元日御含元殿,百官就列,惟宰相及两省官,皆未开扇前立于槛栏之内,及扇开便立于御前”[13]。《唐六典》卷四“礼部郎中员外郎”条又云:
凡车驾巡幸及还京,百官辞迎,皆于城门外,留守宫内者,在殿门外。行从官每日起居;两京文武职事五品以上,三日一奉表起居;三百里内刺史朝见;东都留司文武官,每月于尚书省拜表,及留守官共遣使起居。皆以月朔日使奉表以见,中书舍人一人奉表以进。
这是指中书舍人在皇帝巡幸或还京后,对于诸方起居要“奉表以进”。《唐六典》卷四“礼部郎中员外郎”条又云:
凡元正,若皇帝加元服,皇太后加号,皇后、皇太子初立,天下诸州刺史,若京官五品以上在外者,并奉表疏贺。皆礼部整比,送中书总奏之。凡祥瑞应见,皆辨其名物……若大瑞,随即表奏,文武百僚诣阙奉贺。其它并年终员外郎具表以闻,有司告庙,百僚诣阙奉贺。
这是指中书舍人在“国有大事,若大克捷及大祥瑞,百僚表贺”时“受其表状而奏之”。睿宗景龙三年(709)二月有司奏文中引用了这一条规定:
皇帝践祚及加元服,皇太后加号,皇后、皇太子立及元日,则例,诸州刺史都督,若京官五品以上在外者,并奉表疏贺。其长官无者,次官。五品以上者贺表,当州遣使,余并附表,令礼部整比,送中书录帐总奏。[14]
以上是中书舍人“受其表状而奏之”的三种情况。中书舍人的侍奉进奏,是在将表状面呈皇帝之时,当朝宣读,并进行解说。例如,武德初年,颜师古为中书舍人,“专掌机密。于时军国多务,凡有制诰,皆成其手。达于政理,册奏之工,时无及者”[15]。册指包括册书在内的制敕文书的起草,奏则指对表状的申奏。册之工,是说其起草文书的水平。奏之工,则是说其解说表状的水平。
中书舍人的侍奉进奏,并非简单地为皇帝照读臣下的表状,而是需要结合各种事例,甚至引经据典,条分缕析,以解说得通晓明白。如太宗时,马周为中书舍人,“有机辩,能敷奏,深识事端,动无不中。太宗尝曰:‘我于马周,暂不见则便思之。’中书侍郎岑文本谓所亲曰:‘吾见马君论事多矣,援引事类,扬搉古今,举要删芜,会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减,听之靡靡,令人忘倦。’”[16]又如,中宗神龙元年(705)政变之后,“五王请削武氏诸王也,求人为表,众莫肯为。中书舍人岑羲为之,语甚激切。中书舍人偃师毕构次当读表,辞色明厉”[17]。《旧唐书·毕构传》作“时敬晖等奏请降削武氏诸王,构次当读表,既声韵朗畅,兼分析其文句,左右听者皆历然可晓”。岑羲为五王起草请削除武氏诸王的上表,是一种义举,而非中书舍人的职掌。但毕构在朝堂上读表,则是中书舍人的固有职掌,所以作“次当读表”。
覆是覆奏,指中书省官员将皇帝御画之后的制敕向皇帝覆奏,或将门下省写好覆奏文的制书经中书省覆奏皇帝。在门下省是“大事覆奏,小事则署而颁之”,故小事不须覆奏,但仍须在此前由中书舍人“进画”。进画是中书省官员将起草好的制敕文书送皇帝御画的手续。《唐律疏议》卷二五“诈为制书及增减”条[疏]议曰:
注云“施行,谓中书覆奏”,此谓诈为敕语,及虽奉制敕处分,就中增减,中书承受,已覆奏讫。
中书覆奏讫即已“施行”,这是对于诈为制书的法律界定。制书的形成,首先是中书舍人的起草,然后是进画。《唐六典》卷九记中书舍人的职掌之一为“凡是诏旨制敕及玺书册命,皆按典故起草、进画。既下,则署而行之”。制书的进画,由皇帝御画日[18],是皇帝意志在制书中的体现。中书省将御画日之后的制书重写一份,原件留中书省制敕甲库存档。然后中书省将重写的制书向门下省宣奉行,门下省写好覆奏文后进行覆奏,皇帝御画可后,下门下省,重写一份,侍中注制可,下尚书省施行,原件留门下省制敕甲库存档。[19]敕书的御画比较复杂,包括御画发日的发日敕、画日并画敕的论事敕书等,其御画都是在中书省官员宣奉行之前。[20]而敕旨则无御画。
如中村裕一和李锦绣所论,皇帝对制敕文书的御画,也可以从皇太子对令书的御画中得到旁证。《唐六典》卷二六“右庶子之职”条云:
凡皇太子监国,于宫内下令书,太子亲画日。至春坊,则右庶子宣传之,中舍人奉之,舍人行之。
《新唐书》卷四九《百官志》“詹事府”条云:
皇太子书称令,庶子以下署名奉行,书案,画日。
《新唐书·百官志》所谓“书案,画日”,其义不明。李锦绣的解释是,书案就是对“重写一份,留皇太子所画日者为案”的省写,画日就是在重抄的诏书(按:应作令书)上画日。按,皇太子与百官书疏的体式,是在贞观十九年(645)五月十日应高士廉、刘洎等人的奏请而确定下来的,其诏曰:“凡是处分论事之书,皇太子并画令,太子左右庶子已下署姓名宣奉行。书案,画日。其余与亲友师傅等,不在此限。”[21]据此,则画令(相当于皇帝的画敕)和画日是针对两种文书的不同的画。孰是孰非,录此存疑。
[1]刘后滨:《从蔡邕〈独断〉看汉代公文形态与政治体制的变迁》,《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2]《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4757页。
[3]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63页。
[4]大庭脩:《唐告身の古文书的研究》,载《西域文化研究第三》。
[5]大庭脩:《唐告身の古文书的研究》,载《西域文化研究第三》;毛汉光:《论唐代制书程式上的官职》附录资料十五,载《第二届国际华学研究会议论文集》。
[6]《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五卷目录部,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7年,762页。
[7]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作“亲征纂严,戒敕百僚,册命亲贤,临轩则使读册。若命之于朝,则宣而授之”,1849页。误。
[8]《大唐六典》卷九中书舍人之职条,203页。
[9]《大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左右司郎中员外郎之职条,20页。
[10]《唐律疏议》卷二五《诈伪》对制上书不以实条[疏]议,459页。
[11]《大唐六典》卷四礼部郎中员外郎之职条,88页。《唐会要》卷二四《受朝贺》“旧制:元日,大陈设”条注同。
[12]《唐会要》卷二四《受朝贺》。
[13]同上书,458页。
[14]《唐会要》卷二六《笺表例》。
[15]《旧唐书》卷七三《颜师古传》,2594页。
[16]《旧唐书》卷七四《马周传》,2619页;《册府元龟》卷四五八《台省部·才智》,5441页。
[17]《资治通鉴》卷二〇八,中宗神龙元年五月,6592页。
[18]内藤乾吉《唐代的三省》一文中,以五品以上官的制授为例说明制书的成立,以为“天子画可的程序完了,则自中书令以下连署,记入表示中书令宣、侍郎奉、舍人行之意的宣奉行三字,转送门下省。此时经天子画可的原件,恐怕就作为档案留在了中书省,而以副本送往门下省”。修改时,对留在中书省作为档案的原件上皇帝画何字的问题,做了有保留的更正,注释③说:“天子对中书舍人起草进画的制书公文书写何字,当需进一步研究。”中村裕一和李锦绣分别引用日本《养老公式令》诏书式和《新唐书·百官志》詹事府的材料对此进行了纠正,认为皇帝在制书上御画日,并对制敕的成立过程进行了间接的论证。内藤乾吉文见《史林》1930年第15卷第4号,后收录于《中国法制史考证》,有斐阁,1963年,译文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57页;李锦绣:《唐“王言之制”初探》,载《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
[19]李锦绣:《唐“王言之制”初探》,载《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
[20]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复原的各种敕书式;雷闻:《从S.11287看唐代论事敕书的成立过程》,载《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21]《唐会要》卷二六《笺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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