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政治制度，虽然始终处于变动之中[1]，但就其大势而言，还是以使职的出现与发展最为重要。这个变化与发展的开端，是从唐朝前期开始的，而结局一直贯穿到宋朝。使职从零星出现到系统化发展，不仅影响了原有的制度，而且改变时事与未来。唐长孺先生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在唐朝的制度文化各个方面发现南朝的巨大影响，称之为南朝化。同时唐先生也指出：“唐代职官制度的显著变化乃是使职差遣官的产生，这完全是一种新的变化，我们在南北朝都看不到这种现象。”[2]

使职问题，早在唐朝就已经引起了重视。

《唐会要》卷七八有苏冕关于使职问题的一段言论：

九寺三监、东宫三寺、十二卫及京兆、河南府，是王者之有司，各勤所守，以奉职事。尚书准旧章，立程度以颁之；御史台按格令，采奸滥以绳之；中书门下立百司之体要，察群吏之能否，善绩著而必进，败德闻而且贬，政有恒而易为守，事归本而难以失。夫经远之理，舍此奚据？洎奸臣广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宠，克小民以厚敛，张虚数以献忱，上心荡而益奢，人怨结而成祸。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无其事，受厚禄而虚其用。宇文融首倡其端，王鉷继遵其轨，杨国忠终成其乱。[3]

所谓使职侵夺有司之权，李肇《唐国史补》卷下的一段文字也经常被引用：

开元以前，有事于外，则命使臣，否则止。自置八节度、十采访，始有坐而为使。其后名号益广。大抵生于置兵，盛于兴利，普于衔命。于是为使则重，为官则轻。

以上两者比较，苏冕强调财政因素，李肇则强调军事因素，两者综合，正好概括了唐代前期使职的两个重要方面。当然，这些评价都倾向于对使职的否定，而这个观点成了以后关于此问题的基本倾向。

这样的倾向不仅为后来的学者所坚持，实际上在当时政治中也有反映。中宗神龙元年（705）即位，在他的即位赦文中宣布对武则天时代的许多制度进行修改，而主要倾向是恢复从前制度，其中就有对于使职问题的解决方案：

设官量才，固须称职，比来委任，稍亦乖方，遂使鞫狱推囚，不专法寺，撰文修史，岂任秘书？营造无取于将作，勾堪罕从于比部。多差别使，又着判官，在于本司，便是旷位。并须循名责实，不得越守侵官。[4]

这里，后来关于使职问题的看法已经具备，把使职与本司相提并论，并且认为使职“越守侵官”。这不仅是认识上的问题，而且是当时的政治决策，是决定要改动的制度现象。使职问题在武则天时代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并不属于武则天时代的特殊现象，中宗上台伊始，决心恢复祖制有其可以理解的理由，毕竟是李氏王朝终于获得光复，既有舆论上的需要，也符合全国上下的心理。但是，中宗即位赦文中只有官司名称完全恢复、平反昭雪等是实际上做到了的，其他许多项内容后来都没有落实，比如这里的使职问题，包括相关的边境军镇问题都没有改正，这说明使职问题并不是武则天时代的特殊产物，其历史积累远比当时想象的更深厚，在现实制度中比心理倾向更加坚实。但是，这里对使职的认识及思考方式对后来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实际上，在唐朝对于使职也不是没有积极正面看法的。杜佑在《通典·职官一·历代职官总序》中，对于唐朝的职官制度有“设官以经之，置使以纬之”的说法，其下自注曰：“按察、采访等使以理州县。节度、团练等使以督府军事。租庸、转运、盐铁、青苗、营田等使以毓财货。其余细务因事置使者，不可悉数。其转运以下诸使，无适所治，废置不常，故不别列于篇。”杜佑对于包括使职在内的唐代制度总体上评价还是颇高的，“于是百司具举，庶绩咸理，亦一代之制也”[5]。杜佑认识最突出的地方是没有把使职与原来的职官体系对立看待，而是把双方看作是相互协调的关系，是一经一纬的配合机制。

不过，在唐朝以后，杜佑这个观点的影响是比较小的。《新唐书·宇文融传》已经把“有司浸失职，自融始”[6]写入正文。《资治通鉴》也说：“宇文融性精敏，应对辩给，以治财赋得幸于上，始广置诸使，竟为聚敛，由是百官浸失其职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怨苦之。”[7]《新唐书》与《资治通鉴》的巨大影响，对于使职的这个否定性看法的普遍被接受是起到了推动作用的。

隋唐时代，在版图统一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制度也是统治者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车同轨，书同文，这从秦朝开始就成为统一王朝的重要标志。陈寅恪先生探究隋唐制度渊源，虽然南北东西偏重不同，但他的隋唐制度综合南北的结论是毫无疑问的。南北朝的版图分裂，导致南北多有差异，无论是社会风气还是政治制度，隋唐整合南北而成就一个时代之制度，这也是公认的事实。虽然即使在隋唐时期，制度的调整一直是存在的，但这些调整多属于微调，基本框架并没有发生改变。《新唐书·百官志》开篇即言：“唐之官制，其名号禄秩虽因时增损，而大抵皆沿隋故。”

对于这个制度框架，中国从唐朝以后，多习惯于用列数各个机构名称的方法进行归纳，上文中苏冕列举九寺三监、东宫三寺、十二卫及京兆、河南府、尚书省、御史台、中书门下等。《旧唐书·职官志》在列三公之后列数诸官司，而《新唐书·百官志》在概括唐朝官制的来源之后立即对诸官司进行归纳：“其官司之别，曰省、曰台、曰寺、曰监、曰卫、曰府，各统其属，以分职定位。”司马光也如此总结：“唐初职事官有六省一台九寺三监十六卫十率府之属，其外又有勋官、散官。”[8]这个归纳方法一直被后人沿用，最后简略为“三省六部”的用法。

使职是后来发生的，并且是在唐朝官制的范围之内发生的，但与唐初确立的原制相较，确有独特之处。如钱大昕就看到了使职没有自身品秩这个现象，他说：“节度使一人，副使一人，行军司马一人，判官二人，掌书记一人，参谋无员数，随军四人。皆天宝后置。检讨未见品秩。”文字后加按语说：“节度、采访、观察、防御、团练、经略、招讨诸使，皆无品秩，故常带省、台、寺、监长官衔，以寄官资之崇卑。其僚属或出朝命，或自辟举，亦皆差遣无品秩。如使有迁代，则幕僚亦随而罢，非若刺史、县令之有定员有定品也。此外如元帅、都统、盐铁、转运、延资库使，无不皆然。即内而翰林学士、弘文、集贤、史馆诸职，亦系差遣无品秩，故常假以他官。有官则有品，官有迁转，而供职如故也。不特此也，宰相之职所云平章事者亦无品秩，自一、二品至三、四、五品官，皆得与闻国政，故有同居政地而品秩悬殊者。罢政则复其本班，盖平章事亦职而非官也。《志》谓节度等检校，未见品秩，似未达于官制。”[9]

使职没有自己的品秩确实是一个重要特征。日本学者在研究唐朝的历史问题时，更注意到使职一直没有进入相关律令这个事实。不论是散官还是职事官，在唐朝都由相关的法律给予确定，包括某官的职事品。而使职从发生到发展到成为当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始终没有用原来法律的形式给予确定，于是，日本学界称使职以前的原制为律令制，并与使职区分开来。[10]

唐代使职的发达，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从零星出现到系统化，从个别领域到普遍化。陈仲安先生在《唐代的使职差遣制》一文中，把唐代的使职分成三个时期：高宗初年以前为萌芽时期，玄宗时期为形成时期，肃宗以后为定型化时期。在该文中，他主要讨论了使职的三个系统：以节度使和观察使为中心的地方军政中的使职系统，以财政三司为中心的财政使职系统和宦官的使职系统。[11]后来，陈仲安先生在与王素先生合作的《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一书中，对于使职问题也有专门章节讨论，以宰相制度的使职化、翰林学士为使职、财经部门的使职化、宦官掌握的使职、其他临时的使职等为题进行了讨论，至于节度使则放在地方制度的演变中进行讨论，而对观察使则进行了淡化处理。[12]

阎步克先生用职位分类与品位分类观察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认为先秦是品位体制，汉代更多职位分类的倾向，而南北朝、隋唐和宋是“本阶”制度的发达时期，“唐代是据官荫而授阶，据阶而授官”[13]。同时，他也认为使职与原制之间确实发生了变化，在“以‘职’为实、以‘散’为阶的制度低落之后，以‘使’为实、以‘职’为阶的新制一波再起。随着‘使职差遣’的发展，三省六部官、御史台官、卿监长官、诸卫大将军等等官位，借助‘检校’‘试官’‘加宪衔’一类形式而开始阶官化了，开始变成‘使职’之阶”[14]。在品位与职位的二元中，阎步克先生这里强调的是唐宋时代的品位分类倾向。

应该承认，唐代使职问题的研究，虽然前人的成果甚多，但依然属于一个复杂而艰巨的研究课题。这里，我们还没有做到进行全面而具体的考察，所以我们只能就有所考察的部分进行讨论。在进入具体的讨论之前，我们愿意把对此问题思考的几个基本思路进行交代。第一，在使职与原制之间的关系上，传统的思考是进行对比，我们也不能例外。第二，在讨论使职与原制的时候，我们希望放弃影响最大的冲突论，即使职侵犯原制的传统观念。第三，我们尽可能地找到使职与原制之间的依存与补充关系，这就是说，我们是赞同《通典》的理念的。第四，我们知道人事关系在制度演进之中确实是有意义的，但在使职这样关系到整体制度的重大问题上，我们更重视制度本身的需要。

[1]吴宗国：《唐朝的特性》，载《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1—10页。

[2]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491页。

[3]《唐会要》卷七八《诸使杂录上》，1701页。

[4]《唐大诏令集》卷二，商务印书馆，1959年，7页。

[5]《通典》卷一九。

[6]《新唐书》卷一三四《宇文融传》，4559页。

[7]《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开元十七年八月，6787页。

[8]司马光《百官公卿表》序，载《文献通考》卷二〇二《经籍考二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1689页。

[9]《廿二史考异》卷五八《职官志》，载《钱大昕全集》叁，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1138页。

[10]砺波护：《关于三使司的成立——唐宋变革与使职》，《史林》四四卷四号，1961年。收入同作者《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同朋舍刊，1986年，3—44页。

[11]《武汉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87—103页。

[12]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

[13]阎步克：《隋代文散阶制度补论》，载《唐研究》第五卷，93—122页。

[14]阎步克：《“品位—职位”视角中的传统官阶制的五期演化》，《历史研究》2001年2期，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