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到姚崇担任中书令的开元前期，中书省的职权和内部机制的变化已经完成。原本作为宰相议事之所的政事堂，也演变成以中书令为首相的宰相裁决政务的常设机构。

[1]刘健明：《论北门学士》，载《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205—218页。

[2]《旧唐书》卷七三《薛收传附子元超传》，2590页。

[3]《唐会要》卷五一《官号》中书令条，883页。

[4]《旧唐书》卷八七《李昭德传》，2856页。

[5]《南部新书》丁篇。

[6]《唐会要》卷五五《省号下》中书舍人条，946页。

[7]《旧唐书》卷九〇《豆卢钦望传》，2922页。

[8]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

[9]《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3024页。

[10]《资治通鉴》将出自李德裕《次柳氏旧闻》的此事记于先天二年十月，大概是依据高力士所说的“陛下新总万机”之语。此时的政事堂宰相班子中，张说是中书令，刘幽求是尚书左仆射兼侍中，姚崇只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未成为宰相中的首要人物，也并未被玄宗完全任以庶政。《旧唐书·姚崇传》记其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后，“复迁紫微令”。据《旧唐书·玄宗本纪上》，改中书令为紫微令在先天二年十二月初一改元大赦之时，次年正月“紫微令姚崇上言请检责天下僧尼”的记载，说明姚崇任紫微令在开元元年底或二年初，其时张说和刘幽求都已罢相。此事可理解为稍后姚崇担任紫微令之后发生的故事。

[11]《唐会要》卷五四《省号上》门下侍郎条，931—932页。

[12]《旧唐书》卷一八八《崔沔传》，4928页；《唐会要》卷五四《省号上》中书侍郎条，934页。

[13]《资治通鉴》卷二〇八，神龙元年六月癸亥，6594页。

[14]《旧唐书》卷一〇六《杨国忠传》也有类似的记载，谓：“先天已前，诸司官知政事，午后归本司决事……开元已后，宰臣数少，始崇其任，不归本司。”3244页。这里的中书指的是开元十一年由政事堂改称的中书门下，亦应包括此前的政事堂。

[15]关于政事堂是否置印及何时置印，目前尚未见有人提及。然而诸书关于开元十一年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的记载，大都提到其政事印改为中书门下之印，说明中书门下之印不是凭空新置的，而是由原来的政事印改置而来。这种政事印，当不是中书省印，而应为政事堂指挥百司和地方政务所用之印。如果这种推测能够成立，则政事印的设置应在开元初年政事堂实现实体化的时期。或者可以进一步做如下推测，开元四年姚崇牒汴州刺史倪若水的文书，就是以政事堂而不是以中书省的名义发布的，是政事堂牒而不是中书省牒，其印就是政事堂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