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初开始，就有一些原本属于流外入流者担任的职位陆续被士人所占，如“旧良酝署丞、门下典仪、大乐署丞，皆流外之任。国初，东皋子王绩始为良酝丞。太宗朝，李义甫始为典仪府。中宗时，余从叔（封）希颜始为大乐丞。三官从此并为清流所处”[33]。武则天又在神功元年（697）先后连续两次下敕书对流外入流者任职的范围加以限制。第一次是神功元年十月三日，敕“有从勋官、品子、流外、国官参佐、亲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后，不得任京、清要、著望等官”[34]。第二次是在同年闰十月二十五日，敕“八寺丞，九寺主簿，诸监丞、簿，城门、符宝郎，通事舍人，大理寺司直、评事，左右卫、千牛卫、金吾卫、左右率府、羽林卫长史，太子通事舍人，亲王掾属、判司、参军，京兆、河南、太原判司，赤县簿、尉，御史台主簿，校书、正字，詹事府主簿，协律郎、奉礼、太祝等，出身入仕，既有殊途，望秩常班，须从甄异。其有流外及视品官出身者，不得任前官。其中书主书、门下录事、尚书都事，七品官中，亦为紧要，一例不许，颇乖劝奖。其考词有清干景行，吏用文理，选日简择，取历十六考已上者，听量拟左右金吾长史及寺监丞”[35]。

这种限制产生了什么后果呢？我们认为，唐前期对流外入流者任职范围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书吏转迁系统的形成。以这些限制，对照前引武周以前的墓志，则王植任长安县尉以及董务忠任大理评事、太常主簿都不再可能。又因为主书、录事、都事均须“十六考已上”，才有任“左右金吾长史及寺监丞”等职的机会，所以如果考虑这个严格的要求，那么都事王植四任九寺丞、都事颜仁楚任左卫长史、主书董务忠任金吾卫长史的可能性也就要小很多了。

利用上表做一个大致统计，上述诸人在中央机构内历任的47职之中，共有16个职位不属于吏职，其中12个是在武周以前，占此期间总职位数的一半。而在武周以后的23个职位中，非吏职仅有4个，也都在神功元年（697）的限令之外。这不仅说明神功元年敕还是得到了执行，而且表明武周以后，由于对流外入流者任职范围的限制，文书吏在中央机构内的转迁越发被局限在自身的文书吏职系统之内。

高宗显庆二年（657），黄门侍郎刘祥道知吏部选事，他上疏论曰：“尚书省二十四司及门下中书都事、主书、主事等，比来选补，皆取旧任流外有刀笔之人。纵欲参用士流，皆以俦类为耻，前后相承，遂成故事。”[36]士人耻于担任流内文书吏，造成了都事、主书、主事等职成为上引任士英文所谓“流外出身人专任官职”。这样，流内文书吏职成为对外封闭的一个系统。

综上所述，州县佐史经过流外铨进入流外行署；在流外行署内部从府史转迁为令史，令史又从后行闲司迁到前行要望；流外行署入流，是流内文书吏的主要来源，他们从后行迁往前行，又从诸司主事等流内小吏升迁为都事、主书、录事等三省大吏。这就形成了一个贯穿无品杂任、流外行署、流内官的文书吏转迁系统。因为文书吏在中央机构内的转迁越发被局限在自身的文书吏职系统之内，而这个系统又对外封闭，所以我们认为唐前期文书吏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和封闭的转迁系统，即形成了文书吏自身的职系。就广大的文书吏群体而言，这也意味着他们有着基本相似的职业前途。

伎术官在唐代专门从事各种技术工作，是各个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对伎术官的管理，有特别规定。《唐会要》卷六七《伎术官》：“故事，伎术官皆本司定，送吏部附申，谓秘书、殿中、太常、左春坊、太仆寺等伎术之官，唯得本司转选，不得外叙。若本司无缺，听授散官，有缺先授。若再经考满者，听外叙。”又《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凡医术，不过尚药奉御。阴阳、卜筮、图画、工巧、造食、音声及天文，不过本色局、署令。鸿胪译语，不过典客署令。”可见，“本司转选”以及对其升迁的限制是唐代伎术官的管理中的特色。这与上述文书吏转迁中形成独立且封闭的系统、对文书吏的升迁加以限制颇有相似之处，不过对伎术官更为严格罢了。面对这种对文书吏与伎术官管理的相似性，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唐代政治中由文书吏承担的一部分工作正在成为一种技术。

[1]任士英：《唐代“流外出身人”叙职考》，《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又任士英：《唐代流外官制研究》（下）第二部分“流外出身者的叙职”，载《唐史论丛》第六辑。

[2]李锦绣：《典在唐前期财务行政中的作用》，载《学人》第三辑。

[3]《唐律疏议》卷一一《职制》役使所监临条，225页。

[4]《太平广记》卷三八〇《王璹》，3021页。

[5]《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掌固条注，13页。

[6]张GFDB1：《朝野佥载》卷五，112页。根据《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李勣为司空在永徽四年，此后他逐渐成了挂名的宰相，不再知政事，所以此事应发生在高宗初年。

[7]王永兴：《关于唐代流外官的两点意见——唐流外官制研究之二》，《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8]《旧唐书》卷八五《唐临传》，2813页。

[9]《太平广记》卷二五〇《尚书郎》，1937页。“都官”原作“都门”，根据《南部新书》丁部改。

[10]《唐会要》卷五七《尚书省诸司上》尚书省分次第条，“故事，以兵、吏及左右司为前行”。

[11]《全唐文补遗》第四辑，三秦出版社，1997年，366页。

[12]《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尚书令条注，6页；卷七《尚书工部》水部郎中条注，225页。

[13]《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吏部郎中条，36页。《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多“礼部”一司，“谓之前八司，其余则曰后行”。

[14]《唐代墓志汇编》长安071，姚处贤明经擢第后任忠州清水尉、德州平原主簿；同书景龙017，崔讷明经擢第后任虢州闵乡县主簿、雍州泾阳尉、乾封尉；同书开元026，崔玄暐明经擢第后，历任汾州孝义县尉，雍州泾阳县尉，高陵、渭南主簿，明堂县尉；同书开元045，元希古秀才擢第，授定州鼓城、彭州唐昌县尉，洛州王屋、合宫主簿；同书开元120，王大义明经擢第，拜江华主簿，转连谷主簿，迁名山尉。对唐代进士科和明经科登第者就任县尉的情况，学者也早有注意，参见砺波护：《唐代的县尉》，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

[15]《通典》卷二二《职官四》历代都事主事令史条，610页。

[16]祖慧：《宋代胥吏溢员问题研究》，《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17]《唐会要》卷五七《尚书省诸司上·尚书省》，1155页。

[18]《全唐文补遗》第三辑，379页。

[19]《唐代墓志汇编》乾封006，记“显庆元年，迁司礼事。……至五年诏授都台都事”。《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显庆四年《新修本草卷十五编纂列位》中，有“登仕郎行礼部主事云骑尉臣颜仁楚”。从时间看，墓志中其“迁司礼事”，即为任礼部主事。

[20]《唐代墓志汇编》调露015，661页。

[21]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1002号“吏部主事许思言造像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228页；0209号“东台主书许思言造阿弥陀像记”，50页。《中国石窟·巩县石窟寺》146号“巩县令许思言造像记”，文物出版社，1989年，290页。

[22]程学华、程蕊萍：《唐遂州司马董务忠墓清理简报》，《文博》1996年第2期。后收入《全唐文补遗》第三辑，488页。二录文互有短长。

[23]《唐代墓志汇编》弘道001，708页。

[24]《唐代墓志汇编》神龙028，1059页。

[25]《唐代墓志汇编》开元305，1367页。

[26]《唐代墓志汇编》开元244，1325页。

[27]《唐代墓志汇编》开元456，1471页。

[28]《唐代墓志汇编》开元474，1483页。

[29]《唐代墓志汇编》开元521，1513页。

[30]《唐代墓志汇编》天宝049，1563页。

[31]《唐代墓志汇编》大历004，1763页。

[32]《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1801页注。

[33]《封氏闻见记校注》卷三《铨曹》，中华书局，1958年，21页。

[34]《唐会要》卷六七《伎术官》，1399页。其中，“亲品”，根据《通典》卷一九《职官一》472页注引同制，应为“视品”。

[35]《唐会要》卷七五《选部下》杂处置，1610页。

[36]《旧唐书》卷八一《刘祥道传》，27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