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标准和选拔方式，关系到政治形态。隋和唐前期，是中国中古政治形态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用人标准和选拔方式的转变，构成了这一时期政治形态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可以说是促成政治形态转变的一个内在因素。隋唐政治形态区别于汉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国家选拔人才的各种途径中，都贯穿着才学标准和考试原则。将以往有关考试制度及科举制和文官铨选制度的研究，与社会阶层和政治形态的变动结合起来，是本书探讨盛唐政治制度时代特色和历史定位的一个部分。

隋唐时期的考试制度、科举制度和铨选制度，是学界有着长期研究积累和大量成果的论域。与本书分析角度相关的早期研究中，当以陈寅恪和王亚南的论说最具代表性。陈寅恪认为，“经术乃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传统之旧家学，词彩则高宗、武后之后崛兴阶级之新工具”。科举制尤其是进士科，促成了一个新兴阶级的成立，并因此引起了数百年间的一大世变。[1]王亚南则从经济文化的现实进展情形论证科举制取代九品官人制的背景，并进而分析了唐代科举制度与官僚政治的关系。他特别指出，贯穿在学校教育和考试制度中的所谓“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平等，唐代施行的是一种狭隘的科举规制。[2]不过，他们对科举制的论说各有其更大的关怀，与本文的角度并不尽相同，而且在许多具体制度的层面上并未有深入论证。

沿着此种理路展开的研究，构成了其后关于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的重要领域。如赵守俨论证科举制扩大了唐代政权的社会基础，加速了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和社会各阶层的升降与重新组合，引起了门第和门第观念的变化。[3]毛汉光、卓遵宏、刘海峰等，都对科举制度与唐代政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4]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以科举制为中心的。而本文所关注的，侧重科举制体现的考试原则和才学标准在非科举的出身途径以及在文官铨选中的实施。文中的基本论点是吴宗国先生在《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已经提出的，但在研究角度上有一些调整，具体论证也有所补充和修改。

[1]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79—80页。

[2]王亚南：《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科举制》，载《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00—111页。原文刊于《时与文》1947年第2卷第14期。

[3]赵守俨：《略论唐代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历史研究》1959年8月号。收录于《赵守俨文存》，中华书局，1998年。

[4]毛汉光：《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二辑，1978年。卓遵宏：《唐代进士与政治》，台湾编译馆，1987年。刘海峰：《唐代选举制度与官僚政治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