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楚辞被儒家文化容纳的同时，其中原始文化的仪式一面被抹杀了，但这种批判的权力及其天然合理性，却立刻得到了文士和诗人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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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不但为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的合理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而且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法。准确地说，是屈原和后世的楚辞学者一起利用了“香草美人”的原型意象，将它发展成为“男女君臣”的模式，并成功地发展成为中国政治抒情诗中的主要批判手段。当然，在屈原这是不自觉的情感行为，是一种巧妙而自然的契合；而在王逸等学者，则是一个有意凸出并选择的过程，是一种意向性非常明显的加工改造，因此，它显得有些生硬。但因为有屈原近乎完美无缺的文学实践作为依据，“男女君臣”的表达手法终于成为一种千古不变的诗歌模式。下面我们就分析从“香草美人”到“男女君臣”的演变过程。

“香草美人”原型作为仪式的核心，内容就是人神恋爱，通过缠绵哀婉的恋情招徕神灵。为了体现人神交接的艰难以及恋情的真挚热烈，巫觋有时甚至还要表现出猜疑、怨恨等。如《湘君》：“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大司命》：“老冉冉兮既极，不寖近兮愈疏。”《山鬼》中也有“怨公子兮怅忘归”的话。可见这种猜疑的情节差不多成了人神恋爱的一个成俗。那么，屈原在《离骚》中描述祭祀先祖祝融时，在铺叙了香草和自己的企盼之后咏唱道：“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又是什么意思呢？比较而言，这一段描写显然是对《湘君》那几行文字的模仿。成言就是婚约，它是一种仪式性的表达，属于原型结构的一部分。但事情显然不是这么简单，在这几句诗里，屈原的身世之感是不难辨识的，尤其是此前一段诗文征引了历史盛衰，并陈述了自己“謇謇为患”的遭遇以求得神灵的公正裁决，屈原由此郁积的悲愤之情必然要带入这几句诗中。因此，可以说这几句诗在下意识中，对神灵的怨望之情已经转变为对楚王的责数。它是仪式的，又是抒情的，或者说是屈原本人巧妙地利用了仪式。在那种激愤的心情下，要让屈原本人清楚地分清是仪式习用语还是抒情语，恐怕是相当困难的。如果认为这几行诗中所显露的身世之感还是朦朦胧胧的话，我们再看看《九章抽思》中的几句：“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这里将“灵修”这对神的称呼直接转换为“君”，目的就是要排除《离骚》中那种歧义性，是要明确无误地表达对楚王失信的怨恨。

《离骚》之中此类借仪式语言表达身世之感的诗句颇多，如“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等等。大多数“香草美人”等原型意象都可以作象征性的解释。显然，屈原本人已经在最大可能的程度上将自己的身世之感不但直接或借助历史事实表达出来，而且糅入了仪式过程之中。尤其是他在提及香草的同时，创造性地列举了恶草的形象，如“薋”、“菉”、“葹”、“艾”等，使得香草、恶草能够构成对比、冲突，形成情节，其象征意味是十分明显而强烈的。在索祭女神时，屈原的态度显然带上了很重的个人感情，他的指责似乎不属于祭祀中的集体情感，而是借题发挥。这些都表明屈原在有意识地赋予原型意象一种象征意味，或者模糊原型和象征的界限。原型主要作用于人的情感，而象征则作用于人的理智，两者能在楚辞中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正是屈原对文学史所作的卓越的贡献。

从人神恋爱到男女君臣，在儒家的伦理政治化思维中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在儒家学者看来，皇帝是天子，也就是神，用天子来取代人神恋爱中神的一方是没有问题的；而从纲常出发的君臣关系，也能等同于家庭中的夫妻、父子关系，因此，人神恋爱可以被解释为象征和隐喻。人对神的取媚、爱恋，可以看作是臣下对君王的忠心，人对神的哀怨虽然含有批判、讥刺的意味，但它的根本目的还是向神乞怜，请求得到神的接纳，所以对神的指责不可能是超越的，更不可能是敌意的，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这一点，是可以被专制的君王所接受的，也可以被在君权的挤压下委曲求全的儒家文化所认可，一如王逸所认为的那样。但是，这样一来，楚辞诚然满足了《诗大序》所提倡的目的、方法，儒家文士虽然可以顺利地从楚辞中获得一件批判的法宝，但屈原凭着神灵而进行的超越的批判，却在此失去了它的锋芒，变成了低眉顺眼的弃妇之怨，它的批判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但不管如何，儒家学者毕竟为文士保留了一件批判的武器，使得文士多少能够保证自己人格中的社会性一面得到一定的发展，这显然首先应该归功于屈原对仪式原型的继承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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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诗人利用男女君臣这一政治批判模式，构筑了中国政治抒情诗的优秀传统，这一传统悠久绵长、丰富多彩，由于它本身的象征和隐喻性质，因此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下面我们略举几例以窥豹一斑。

唐诗人陈子昂才高志大，自称“少好三皇五帝霸王之经，历观邱坟，旁览代史，原其政理，察其兴亡”（《谏政理书》），但仅作了一度右拾遗后，就归隐林下，故对自己的不遇颇有怨言，他作《月夜有怀》诗道：

美人挟赵瑟，微月在西轩。

寂寞夜何久，殷勤玉指繁。

清光委衾枕，遥思属湘沅。

空帘隔星汉，犹梦感精魂。

在清冷的月光下，美人满怀深情，也满怀凄恻，苦苦地思念和等待，良夜寂寞而梦魂牵绕，那不绝的琴声该是心中无限的惆怅和幽怨。显然，这是一种被遗弃的悲哀，了解中国文学史的人一定能从中读出陈子昂的身世之感，能读出陈子昂对皇帝遗弃贤才的愤恨之情。但由于全诗采用了楚辞的“比兴”手法，诗的意境显得清丽典雅而深情哀婉，具有突出的感染力。很明显，该诗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了男女君臣这一艺术传统，因此，它才能将批判之情如此委婉动人地表达出来。这一传统不但被诗人认可，读者认可，甚至皇帝也认可。如苏轼作《水调歌头》词云：“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当时正有人对苏轼进行诋毁，而宋神宗读到此词感叹道：“苏轼终是爱君。”宋神宗为何会得出这个结论呢？在他看来，苏轼这几句是自拟嫦娥，而一个臣子自拟女子时，他一定就是要向君王表达什么，所以苏轼不愿远逝，就是表达了对皇帝的留恋。这显然是男女君臣的思维定势在起作用。不管苏轼主观上是要表明什么，这则事例表明，男女君臣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索解诗歌的一把钥匙。

赋予男女君臣的比兴手法以生命力，以保证文人政治抒情顺利进行并使它具有较高的鉴赏性，需要经过很多诗人辛勤的努力。那些同时有着痛苦的身世之感和卓越的表达能力的人，在楚辞“发愤抒情”精神的感召下，在男女君臣的创作原则指引下，创作出了无数动人的诗篇。这中间不能不提到辛弃疾，他志在抗金，却被用为转运副使之类的闲官，因此心中无限愤懑，作《摸鱼儿》词遣愤。其下阙云：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诗中自拟汉武帝时之陈皇后，因为不甘遗弃的苦楚，一方面怨责汉武帝“羌中道而改路”，一方面又痛斥那些妒妇。而最后一句又将绝望和希望糅在一起，惨痛地表达出来，在委婉的形式下，隐藏着激烈的情感，它的政治寓意是十分明显的。《鹤林玉露》说宋孝宗“见此词颇不悦”，可见它的批判力量已经是锋芒毕现。而在艺术上，此词可谓炉火纯青，表面上它将美人受妒失宠之怨悱、愤怒表达得淋漓尽致，浑然一体，不仅成功地借助了男女君臣这个文学传统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意愿，而且在象征之中糅进历史典故，因此更有感召力，也更接近于屈原的《离骚》。就男女君臣这一手法的运用、发展而言，辛弃疾这首《摸鱼儿》可谓颇具代表性。

总之，楚辞倡导了“发愤抒情”的诗歌主张，并且通过“香草美人”这一原型意象，完美地实现了这一主张。楚辞以其无可比拟的艺术成就，确立了“发愤抒情”在诗歌中的地位，并且激发了中国文人关注现实的政治热情：从“香草美人”原型中发展出来的男女君臣的表现手法，又为处境艰难的中国文人开辟了另一批判的道路，这不仅有利于社会政治的正常发展，更有利于传统文人完善自己的社会角色和个体人格。所以，男女君臣的表现手法虽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其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