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佛教的儒学化，突出地表现为佛教的伦理化。这种伦理化倾向在一定意义上说，乃是隋唐佛教心性化、人性化的进一步延伸——既然佛教也把着眼点放到人身上，自然要进一步去探讨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伦理道德。

在古代中国，人伦道德之最大者，莫过于“忠”、“孝”。“忠”处理君臣关系，“孝”处理父子关系。二者之中，“孝”尤是整个封建伦理纲常的基石——“事父为孝子者，事君必为忠臣”。基于这一点，宋元佛教的伦理化，紧紧地扣住“孝”字。

赵宋一代，站在佛教立场上大讲“孝道”的思想家首推契嵩。契嵩讲“孝”之最有影响的著作，是《孝论》、《原教》。以下我们就从《孝论》、《原教》及契嵩其他有关著述入手，看看他是如何把佛教儒学化、伦理化的。

首先，契嵩把“孝”抬到百行之端、诸善之首的至高无上地位，进而又把佛教的孝道大大地世俗化。在《孝论》中，契嵩说：

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孝之为道也夫！（《孝论·原孝章第三》）

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同上）

也就是说，孝之为道，是天经地义的，它在各种道理当中，是至高至大的；世上的各种教派，都提倡、遵从孝道，而佛教更是特别提倡它、遵从它。这种说法自然立刻使人们联想到儒学和传统的佛教。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各种思想潮流（包括儒、释、道三教在内），向来最重孝道者，当推儒家。儒家学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的，后来作为儒家整个思想体系核心的“三纲五常”也是“孝道”的延伸和发展。与之相比，佛教虽然也偶然语及“孝”，但它绝非传统佛教之核心，更不是佛教诸多义理的基础。而且，传统佛教所说的“孝道”，通常都指所包盖远的“大孝”，正如南朝僧人刘勰所说：“佛家之孝，所包盖远。理由乎心，无系乎发。”（《灭惑论》）佛家所说的孝，与世俗所说的孝是不尽相同的。世俗所言之孝，多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毁，以及跪拜赡养之类；而佛家所说之孝，则指弘道济世、救众利生，因此，“一人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沙门不敬王者论》）。历史上许多僧人还用老子的“上德不德”来论证，佛家虽剃发弃亲，并非不孝，而是“大孝”，因为佛教向来是“不以色养为孝”的。传统佛教的这些思想至宋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例如，契嵩所说的“孝”与传统佛教所说的“孝”就迥异其趣。他不但大谈“色养之孝”，如“得减其衣钵之资，而养其父母”，而且把父母看成天下三“大本”之一：“夫道也者，神用之本也；师也者，教诰之本也；父母也者，形生之本也。是三本者，天下之大本也。”（《孝论·孝本章第二》）本来，形生之人、物，在传统佛教中是不足为道的，它们都是假象、幻影，何能成为与“道”、“教”相提并论之一“大本”呢？但是，在中国这块重现实人生的国土上，传统佛教那种以现实人生为苦海、视世俗生活为弃履的思想和说教，无论如何是难以长期存在的。僧人们从现实生活中终于领悟到，单纯地谈“大孝”已不足以适应国人之需要，因此也就有契嵩一类的高僧出来倡导与世俗需要较接近的“孝道”了。

其次，契嵩把佛教伦理化的另一个表现，是把佛教的五戒十善与儒家的仁义忠孝统一起来，认为佛教的五戒十善有益于世俗的仁义忠孝。

契嵩认为，佛教“举其大者”可分为五乘，一曰人乘，二曰天乘，三曰声闻乘，四曰缘觉乘，五曰菩萨乘。后之三乘，乃超然之出世者也，世人不可得而窥之；前之二乘者，则与世情“胶甚”，亦即与世俗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乘、天乘中的所谓五戒十善，则与儒教所说的五常仁义，“异号而一体”（《原教》）。

例如：五戒，始一曰不杀，次二曰不盗，次三曰不邪淫，次四曰不妄语，次五曰不饮酒。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语，信也。是五者修，则成其人，显其亲，不亦孝乎？（《孝论》）

如果说把佛教五戒与儒家五常联系起来，契嵩并不是第一人，那么，把五戒作为“孝”的一个前提条件，则是契嵩所首倡。这也是契嵩把佛教思想伦理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他不是一般地谈论五戒与五常的关系，而是把五戒与儒家之仁义忠孝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强调五戒十善有益于儒家之仁义忠孝。例如在《原教》中，他说，如果一个人具备了五戒十善，“岂有为人弟者而不悌其兄，为人子者而不孝其亲，为人室者而不敬其夫，为人友者而不以善相致，为人臣者而不忠其君，为人君者而不仁其民，是天下之无有也”。也就是说，只要做到五戒十善，那么，世俗之仁义忠孝则一应俱全。

最后，契嵩之所以提倡佛教的儒学化、伦理化，是由于他认为，佛教与儒家一样，其重要目标之一是劝人为善。在《广原教》中，契嵩说：

古人有圣人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夫一焉者，其皆欲人为善者也；异焉者，分家而各为教者也。圣人各为其教，故其教人为善之方，有浅，有奥，有近，有远，及乎绝恶，而人不相扰，则其德同焉。

此谓儒佛各教、诸子百家虽然教名有异，所说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为了劝人为善。由于为教各异，所以，教人为善的方法各不相同，或深，或浅，或近，或远；但不论哪一种方法，都是为了使人去恶从善，因此说“心则一”。

从契嵩的“孝论”不难看出，宋代的佛教在伦理化方面已走得相当之远。这里人们又碰到一个问题，即隋唐之后的佛教为什么会被逐渐地伦理化？对此，以往学界多从佛教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向传统文化靠拢，对传统文化做出让步的角度去解释。实际上，这种现象还有其更深层的原因，即佛教自隋唐之后的逐步被中国化、儒学化，已经使得这一时期的佛教在思想内容方面程度不同地、自觉不自觉地转向了以现实的“人”为对象、为中心，而不像传统佛教那样始终环绕那个作为抽象本体的佛性。因此，研究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伦理道德问题，自然成为佛教必须加以探讨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隋唐之后中国佛教的伦理化，并不单纯是佛教不得已的一种让步，也是其时佛教自身思想发展的一种内在需要和逻辑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