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亦称“沙门”。“沙门”是梵文Sramana音译“沙门那”之略称，有“息心”、“净志”之意，所以佛教有“清净沙门”之称。“清净”，远离烦恼染垢之谓也，故脱尘离俗、遁世潜修是它的根本特点之一。

从佛教史上说，佛教自其创立之日起，就以远离嚣尘、厌弃尘俗为标志。佛祖释迦牟尼因悲怜人生，视人世为苦海，故毅然放弃将要继承之王位，入山修清净。其所传弟子，多有王公贵族之辈，但都不恋世情，不慕荣华，以出世求解脱为高尚。之后，佛门弟子都剃须弃发，身披袈裟，以示割断尘缘、离情绝俗。佛教徒们的衣、食、住、行，处处表现出他们厌弃人生欲求、不染世间事务的风格。所衣者，不过“三衣”[1]，多的就要布施了，甚至拣拾人们抛弃的旧布和破布，一条一条拼凑成衣服来穿，故称“粪扫衣”；所食者，只以维持生命为限，故日中一食，至多是早上、中午两餐；所住则随遇而安，屋檐、树下、旷野、荒郊，均是栖身之所；行则赤足或芒鞋。除此之外，随身所带至多是一个净水瓶，供饮水、盥洗之用，一个钵盂，做吃饭之用。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尽量放弃物欲之牵累，避免世事之烦扰，以利于忘情绝俗，专心修道。在古印度，豪门权贵甚至臣僚国君皈依佛门者为数甚多，但佛教徒涉足官场、干预朝政未曾有过。不但如此，印度佛教极力避免与官方发生联系，甚至为了避免这方面的瓜葛，在僧徒受戒之前，多要询问是否由于政治或其他方面的原因出家。在佛陀时代，国王大臣若以国事相问，佛陀只给予道德、宗教的启示，取舍由国王自己决定，佛陀从不直接干预军国政事。例如，摩揭陀国阿阇世王曾派遣大臣往灵鹫山求教于佛陀，可否派兵征服其近邻吠舍离之越祗人。佛陀则告之越祗人恭敬执行其国之宗教、道德诸方面应尽之职责，适值兴盛之际，毫无衰微之迹象，似不会被武力所征服。阿阇世王接受了佛陀的忠告，越祗人因此而免受亡国之灾。类似这种动辄生灵涂炭的大事，佛陀都不愿意直接干预，旁的世事就更不会多管了。《佛遗教经》就明确教诫门徒信众：持净戒者，“不得贩卖贸易，安置田宅……一切种植及诸财宝，皆当远离，如避火坑”；欲修行者，“当离愦闹，独处闲居”，“不得参预世事……结好贵人”。并且说：“人系于妻子、舍宅，甚于牢狱”，等等。印度佛教基本上是循着这条路子走的，他们多以“远离尘俗”、“不问世事”相标榜，特别是小乘佛教，更视三界如火宅，视人生若冤家，以自了为旨趣，以出世为终的。

不仅小乘佛教是这样，传统的大乘佛教同样强调以出世的修行方法修出世法，以期达到出世的目的。从理论上说，大乘空宗以“性空缘起”为理论基础，大乘有宗以“万法唯识”为思想标志，二者都把一切诸法，特别是世间法看成因缘而起、稍纵即逝的幻影假相，现实人生乃至天人六道均不足恋，最终目标都是出世得解脱，成菩萨做佛。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注重个人的解脱，后者则强调慈悲普度，一切众生都得解脱。可见，注重出世，实乃大、小乘佛教的共同特点。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在思想内容、修行方法等方面确实逐渐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这块注重现实具有悠久历史的土地上，虽然佛教的某些思想不能不有所改移，但只要它还是佛教，以出世为终的就是绝对不会改变的。此外，正如一切事物的变化总有一个过程一样，佛教的变化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在解决出世与入世的相互关系上，中国佛教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佛教史上的事实得到说明。

佛教东渐之初，在中土流行的佛教于出、入世问题上基本上是循着印度佛教的路子走的。南朝僧祐编的《弘明集》和唐道宣编的《广弘明集》中都载有许多南北朝以前中国人对于佛教的看法，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佛教在出、入世问题上的态度。

这两部文集收录了自佛教传入至隋唐时期大量佛教徒的论文及部分儒者、道士批评、攻击佛教的文章。在批评、攻击佛教方面，儒者、道士最常使用的“法宝”有三：一是指斥佛教违背封建伦理纲常，二是批评佛教危害王道政治，三是夷夏之辨。此三条中，前二条均牵涉到出、入世问题。例如，儒家指责佛教“脱略父母，遗蔑帝王，捐六亲，舍礼义”（《广弘明集》，卷七），从而使得“父子之亲隔，君臣之义乖，夫妇之和旷，友朋之信绝”（《广弘明集》，卷十五），把佛教视作“入国而破国，入家而破家，入身而破身”（《弘明集》，卷八）的洪水猛兽。在儒家看来，“修身”、“齐家”乃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佛教视身为假象幻影，视家为牢狱桎梏，除须剃发、弃亲离家，又何以言治国平天下？因此，儒家经常指斥“浮屠害政”，“桑门蠹俗”，“无益于时政，有损于治道”（《弘明集》，卷六）。

对于儒家关于佛教有乖人伦五常的指责，佛教徒常常以“在家出家”、“方内方外”分而辩之。曰：在家处俗，“则是顺化之民，情未变俗，迹同方内，故有天属之爱，奉主之礼”，“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其为教也，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因此，“皆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弘明集》，卷五）。意思是说，在家奉法，乃是顺化之民，故应有父子之亲，君臣之礼；出家乃方外之宾，其旨在体极求宗，而求宗体极者不应存身顺化，故应遁世变俗，去世俗之恩爱礼义。从佛教的这些辩释看，佛教也视自家为“方外之宾”，提倡“遁世以求其志”，所以很难说它是主张“入世”的。

从修行方法说，中国佛教多数仍然是主张遁世潜修的，他们提倡独处幽栖，潜形山谷，泯迹人间，杜绝交往，认为这样才有利修行。这种情况直到慧能之前仍无多大改变，即使是禅宗的前几祖，也多以岩居穴处、潜心修行为高尚。例如，达磨之禅以“壁观”著称于世；二祖慧可也以注重静坐闻名于佛教史；三祖僧璨禅法的特点是“隐思空山，萧然静坐”（《楞伽师资记》，卷一）；四祖道信更以山林是托，提倡“闭门坐”，谆谆教诫门人以“努力勤坐为根本”；五祖弘忍对于隐遁潜修更有一套理论，当有人问及修行何以“要在山居”，“学问何故不向城邑聚落”时，弘忍说：“大厦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间有也。以远离人故，不被刀斧损斫，长成大物，后乃堪为栋梁之用。故知栖神山谷，远避嚣尘，养性山中，长辞俗事，目前无物，心自安宁，从此道树花开，禅林果出也。”（《楞伽师资记》，卷一）此说与庄子“不材之材，无用而大用”的说法相类似，都认为远离人间不被刀斧故终成稀世之大材，栋梁之大用。据说弘忍就是本着这种精神，“自出家处幽居寺，住度弘慜，怀抱真纯，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役力以申供养，法侣资其足焉”（同上）。在《修心要论》中，弘忍还说：“但能着破衣，餐粗食，了然守心，佯痴，最省气力而能有功。”

总之，慧能之前的禅宗几代祖师均有重林谷、远人间之倾向，在修行方法上都以独宿孤峰，端居树下，终朝寂寂，静坐修禅为特点。禅宗乃是中国化色彩最浓的一个佛教宗派，其风格尚且如此，其他佛教宗派之主张遁世修行就可想而知了。可见，不仅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在修行方法、最终目标等方面，也带有浓厚的出世色彩。

注释

[1]“三衣”指“僧伽梨”即大衣、“郁多罗僧”即七条衣、“安陀会”即五条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