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一代的佛教界之所以会把“治世”作为目标之一，或者说，强调佛教的“治世”功能，这与受儒家学说“入世精神”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例如，就智圆本人而言，据《谢吴寺丞撰闲居编序书》记载：智圆“洎年迩升冠，颇好周孔书，将欲研几极深，从有道者受学，而为落发之师拘束之，不获从志。由是，杜门阒然，独学无友，往往得五经之书而自览焉”。从这段记述看，智圆从小就颇好儒学，尽管受到其师的反对，未能实现对儒学“极深研几”的愿望，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独览自学儒家经典，乃至于对“周、孔、孟、荀”之书，往往“行披坐拥”，“虽无师之训教，无友之磋切”，也没有妨碍他“准的五经，发明圣旨”（《谢吴寺丞撰闲居编序书》）。正是由于智圆对儒学不但好之，而且读之，因此，在出、入世问题上深受儒学的影响，对儒学“修齐治平”的思想颇表赞赏，由之逐渐把儒学的“治世”思想纳入自己的学说体系之中。

赵宋一代佛教的入世倾向，还表现在另外一个方面，即佛教的世俗化。在这一点上，宋代另一位著名禅师，即“看话禅”的倡导者大慧宗杲最具有代表性。沿着禅宗“运水与搬柴，皆神通妙用”的道路，宗杲进一步倡“喜时怒时，净处秽处，妻儿聚头处，与宾客相酬酢处，办公家职事处，了私门婚嫁处，都是第一等做功夫，提撕警觉底时节”（《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上）。也就是说，世俗的一切事务，乃至人们的一切动作施为、语默动静，皆是佛家的第一等做功夫处。更有特点的是，宗杲把佛教的世俗化与佛儒之交融联系、统一起来。他说：“□地一下子，儒即释，释即儒；僧即俗，俗即僧；凡即圣，圣即凡。”（《答汪应辰书》）在宗杲看来，佛儒、僧俗、凡圣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绝对的界限，在一定情况下，它们都是相摄互融的。基于这一思想，宗杲反对把在家、出家，世俗、僧侣对立起来，赞扬李邦产在“富贵丛中参得禅”，杨亿虽身居翰林也参得禅，张商英做江西转运使仍参得禅。宗杲认为，这种在世俗事务中参禅，比那些“终日鬼窟打坐”的默照禅师要强得多。在《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中载有这样一段话更耐人寻味，宗杲说：

士大夫学道与我出家大不相同，出家儿，父母不供甘旨，六亲固已弃离，一瓶一钵，日用应缘处，无许多障道底冤家，一心一意，体究此事而已。士大夫开眼合眼处，无非障道底冤魂。……净名所谓尘劳之畴，为如来种。怕人坏世间相，而求实相。……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花，卑湿污泥，乃生此花。……如杨文公、李文和、张无尽三大老打得透，其力胜我出家儿二十倍。何以故？我出家儿在外打入，士大夫在内打出。在外打入者，其力弱；在内打出者，其力强。（《指月录》，卷三）

从这段话看，宗杲甚至认为在家修行比出家打坐更为殊胜。出家为僧，一心一意只是打坐修行，没有世间的许多烦恼，因此比较省力；而在家参禅，则开眼闭眼皆是尘俗事务，时时有许多烦恼惑障缠身，因此需要更强的信念和力量，但也正因为如此，更能打透禅关，结出道果。这有如维摩诘居士所说：高原陆地，不生莲花，卑湿污泥，乃生此花。

随着佛教的儒学化和世俗化，赵宋一代出现了僧侣、禅师与士大夫相互交游、酬唱的局面。一方面，僧人多与士大夫交往，如大慧宗杲之与张九成，雪窦重显之与曾会，首山省念之与王随，佛印了元之与苏轼，天衣义怀之与杨亿，大觉怀琏之与王安石，黄龙祖心之与黄庭坚等等；另一方面，士大夫参禅者更多，从上层官僚如王安石、杨亿、富弼、李遵勖、杨杰、张商英等，到理学家如周敦颐、二程、朱熹、陆九渊，无一不热衷于参禅或出入佛老。当时的佛教界，僧侣们常常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而在儒学界，士大夫们也多既深明世典，又通达释教。佛儒之间虽然在某些个别问题上还有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的现象，但从总体上说，确呈现出一种相互汇合、交融之局面。这种交融汇合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甚至不限于儒佛二教，而是在当时社会上处于主导地位的儒、释、道三种思想潮流均加入了交汇之洪流，以至出现了诸如“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等说法。

宋代佛儒交融乃至三教合一的思想，至元代仍是时代之潮流。此时期静斋堂学士刘谧所作《三教平心论》，可视为从佛教方面融合儒、道的一篇代表作。

《三教平心论》最基本的观点之一，就是主张三教“皆有其极功”。刘谧认为，儒教之功，在于使纲常以正，人伦以明，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其功有于天下也大也”；道教之功，则是使人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使天下归于静默无为之境，“其有裨于世教也至矣”；佛教之功，则在于使人弃华而就实，由自利而变为利他，“其为生民之所依归者，无以加矣”（《三教平心论》，卷上）。虽然三教各有其功，但它们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三教都“好生恶杀”，“无非欲人之归于善耳”（同上）。例如，佛教的作用，无非是“悛心改行，为仁为慈，为孝为廉，为恭为顺”（同上）。因此，“释氏化人，亦与儒者无差等”。此外，刘谧认为，佛教并非全然出世的，其以五乘设教，其中之人乘、天乘就属于世间法。人乘中之五戒，即属世俗儒教之五常，天乘中之十善，即道教中的“九真妙戒”，此二者均属治世之世间法。刘谧的这一思想，是唐宋以来佛儒交融思想的继续和发挥。盖自唐宋之后，佛教界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在五乘佛教的旗帜下统合儒释，这种思想甚至影响到近代佛教，例如太虚也是以五乘佛教为根据，提出“人生佛教”的。

虽然从思想理论方面说，刘谧的《三教平心论》没有多大特色，但它也透露了一个消息，即宋元时期从佛教方面倡佛儒合一的各种说法，均以这样两个思想为基础：第一，佛教与儒学一样，也是有益于人伦教化的；第二，佛教并非全然出世的，它同样以世间为基础，以入世的人乘、天乘为始基。这一时期的佛教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究其原因，大体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注重现实人生、讲究实际的国度，全然不顾世俗的人伦纲常、过多强调脱尘离俗，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是注定要被抛弃的；二是中国佛教自隋唐之后，就受到儒家心性、人性学说的深刻影响，各种佛教理论本身已在相当程度上被儒学化、伦理化，因此，注重人伦，强调入世，实乃佛教自身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