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禅宗于唐、宋入主中国佛教界之后，元、明、清各代出现了禅、净结合领导佛教潮流的局面。净土信仰带有较强烈的出世色彩，因此随着净土信仰的流行，至晚清时期，佛教界出现了一种佛教与世间相隔日远的倾向。其时之佛教徒，或隐遁静修，或赖佛求活，佛教非但不关心人生，介入社会，而且与世日隔，佛教自佛教，社会自社会。佛教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一种“超亡送死”之教。这种情况引起了当时佛教界一些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改革佛教的呼声渐起。或曰：“在今日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佛教不改变方式不能生存于今之中国。”（《太虚大师纪念集》，103页）或曰：“旧时佛教之僧伽制度，非渐变为农林工作以自食其力，势难存立。”（太虚：《建设人间净土》）或曰：“专就我中华佛教观之，固非有大加整顿，不足应时势之所趋，而适机缘之所宜也。”（《海潮音文库》，第21卷，7页）率先起来对佛教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是太虚大师。

太虚改革佛教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以大乘佛教利生、济世的精神，引导现代社会的人心、正思。

所谓“大乘精神”，按照太虚的说法，就是“小乘之究竟，惟在取得无余涅槃，所谓灭尽是；大乘之究竟，则在随顺世间，利乐众生，尽于未来”（《佛乘宗要论》）。此谓大乘佛法非离世的，而是入世的；不是只顾隐遁潜修，而是应该随顺世间、利乐有情。

所谓“引导人心、正思”，太虚更有一系列的诠释。如在《佛陀学纲》中，他说：“现在讲佛法，应当观察民族心理特点在何处，世界人类的心理如何，把这两种看清，才能够把人心所流行的活的佛教显扬出来。现在世界人心注重人生问题……应当在这个基础上昌明佛学，建设佛学，引人到佛学光明之路，由人生发达到佛。小乘佛法，离开世间，否定人生，是不相宜的。”在《救僧运动》一文中，太虚还明确指出：近代思想，以人为本，不同古代之或以天神为本，或以圣人之道为本。基于对近代思想、现世人心的考察，太虚看清并指出了佛教改革，必须走“人间佛教”的道路——“末法时期佛教之主流，必在密切人间生活，而导善信男女向上增进，即人成佛的人生佛教”（《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

就思想内容说，太虚佛教改革主要特点有二：一是注重人生，强调以人为本；二是提倡入世，强调既出世又入世。

一般人多认为，佛教是非人生的；太虚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大乘佛法就其“本义”说，是“发达人生的”、“发达生命的完满生活的”，是一种“究竟的人生观”。太虚十分反对把佛教变成一种故弄玄虚的工具，而主张佛教应是为化导人世的实际生活而设的。任何一个学佛的人，如果不了解人生，不了解现实生活，即使他读尽千经万论，也无异于“买椟还珠”。基于这种思想，太虚认为，学佛应该先从做人开始。

所谓学佛先从做人开始，亦即学佛的第一步，在于完善人格，好生做个人，做个有人格的人。只有先成为一个完善的好人，然后才谈得上学佛，若人都做不好，怎么还能去学超凡入圣的佛陀呢？！（详见《佛陀学纲》、《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这些说法语言平实，但意蕴深刻，它把传统那种远离人间、可望而不可即的佛教，直接植根于人生、直接植根于人的现实生活，改变了过去佛教与人生脱节，佛教自佛教、人生自人生的形象，使人认识到只要在现实生活中做一个完善的、有人格的人，然后再逐步向上，便可以“增进成佛”、“进化成佛”。

但是，在太虚的佛教学说中，佛教被判为五乘，即人乘、天乘、声闻乘、独觉乘、佛乘。就此五乘言，人乘与佛乘之间尚隔着天、声闻、独觉三个阶段，人何以能超越此三个阶段而直达佛乘呢？太虚认为，天、声闻、独觉三乘乃人不走正路而得出的三种果，并不是人至佛一定非经过此三个阶段不可。就人与佛的关系说，人好比一个小宇宙，佛则是“全宇宙的真相”，是“人的本性的实现”，是“最高人格的实现”。“人类得到最高觉悟的就是佛”，“把人的本性实现出来”的就是佛。因此，人完全可以超越天、声闻、独觉三乘而直接成佛。而人之成佛关键又在于完善人格，所以他说：“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圆，是名真现实。”（《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

太虚“人间佛教”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主张亦出世亦入世。

大乘佛教区别于小乘佛教的一个重要地方，就是小乘佛教讲超尘离俗，注重出家修清净、求解脱；大乘佛教特别是禅宗，则提倡“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主张世法即佛法，世间与佛法不一不二，世间与出世间融通无碍。正如当时有些拥护太虚佛教改革的法师所说的：“入世度生不离人间……若离人间而谈大乘佛教者，直魔事耳，或仍不出外道二乘也。”（法舫：《人间佛教史观》）太虚本人则说得更为直截了当，曰：“世法皆是佛法，佛法不是佛法，善识此意，任何经论皆可读也。”（转引自胡朴安：《太虚大师不可及》）太虚还谆谆教诫学人、信众：佛法并非隐遁清闲的享受，也不是教人不做事的，而是应该对国家、对社会知恩报恩，故每个人都应当做正当的事业。例如，在自由社会里，可从事农矿、农工、医药、教育、艺术等，在和平时期，则可为警察、律师、官吏、议员、商贾等等，以这些作为成佛之因行。在《复兴中国应实践今菩萨行》一文中，他还号召举凡欲实行菩萨行者，都应参加社会各部门的工作：出家者可以参加诸如文化界、教育界、慈善界等工作；在家者则可以服务于政治界、军事界、实业界、金融界、劳动界等，使国家、社会、民众都能得到利益。

在太虚大师看来，所谓菩萨，虽是出凡入圣的超人，但绝非远离尘俗、不食人间烟火的，而应该同时是“社会道德家”、“社会改良家”。不论菩萨之入俗，抑或佛陀之应世，其所本者，“能舍己利他耳”。因此，“人间佛教”把“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释为“爱他”、“悯他”、“赞他”、“助他”，一言以蔽之：“利他”！并把它作为整个佛法的基础。

把“利他”精神贯彻于当时的社会实践中，“人间佛教”提倡学佛应当去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在《怎样建设人间佛教》等文章中，太虚反复告诫门徒：现在国家正处在危难之中，凡是国民都应该出来为救国救民尽一份责任。当有人问他：“你领导的新佛教运动，为什么有些学生不住在庙里，而从事其他工作呢？”太虚回答说：“我教育了他们，只要他们能真正为国家、为人民谋幸福，比住在庙里好得多。”（转引自杨同芳：《万方有难哭虚公》）抗战期间，太虚号召佛门弟子积极投身抗战洪流，自己则率领佛教团体访问缅甸、印度、泰国等，联络同教感情，表示抗战决心。

总之，主张既出世，又入世，提倡不违现实生活而行现实佛事，强调随顺世间、利乐有情，把“利他”、“济世”作为学佛的根本，这是近、现代“人间佛教”的一大特色。太虚所倡导的这种“人间佛教”，后来得到中国佛教的一致推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大陆佛教界提出的口号是：“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把实现四化、建设祖国作为佛教徒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台湾佛教界也沿着太虚佛教改革的方向发展，大力提倡“人间佛教”，使世俗化、人间化的“人间佛教”成为近、现代中国佛教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