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人们碰到一个问题，即中国佛教为什么自唐、宋之后，会朝着“人间佛教”的方向发展？要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自然得联系历史上及近、现代以来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传统等等。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限于所讨论的范围，本书不拟做全面、系统的阐述，而只准备从思想文化背景的角度，对此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探讨。

对于历史上的佛教何以会逐步人间化、世俗化的问题，特别是对于禅宗世俗化、人间化的问题，本书在论述“佛性与人性”、“出世与入世”等问题时已做了一些说明，这里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的，是近、现代“人间佛教”的文化背景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从近、现代“人间佛教”倡导者太虚其人、其学谈起。

据有关资料记载，太虚其人，对于“四书”、“五经”、《老子》、《庄子》、《荀子》、《墨子》乃至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之书无所不读，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之底蕴，对于儒家的伦理学说，尤为精通并深表赞赏，认为中国二千多年来文化之主流在儒，“屡言中国文化之特点，在于本人情为调剂之人伦道德”（《附书仇张二君谈话后》）。且一再指出，儒家这种伦理学说与佛教的思想不但毫无“间隙诋排之端”，而且遥相契合，甚至是“水乳交融”的，因此，“孔学与佛学，宜相嘉尚，不宜相排毁”（《整理僧伽制度论》）。

太虚的许多著述反复强调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即孔子是人乘之至圣，儒学可以作为佛学，特别是“人间佛教”的基础，并且认为，儒学是中国二千多年文化的主流所在，所以在中国“不得不行此人生佛教”。同时，这种以儒家伦理学说为基础的“人间佛教”，“亦最适宜为各国倡”，谆谆告诫西行学人，应该把中国文化之人伦道德“披四海”、“垂天下”。可见太虚对于儒家道德之学的赞赏和推崇。

太虚倡导的“人间佛教”还十分重视把“国民性的道德精神”贯彻到实业、教育、军警、政法之间，并把它作为“纲格”、“维制”，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实行自救的唯一办法。而所谓“国民性的道德精神”，太虚认为就是“佛、道、儒三元素之融合精神”，而此“佛、道、儒三元素之融合精神”，太虚指出就是熔三教于一炉的“宋明化之国民性德”，即宋明“新儒学”。

“新儒学”尽管“新”，毕竟仍是儒家之学。当然，准确地说，是吸收、融合了佛、道思想的儒家学说。可见，不管就宋明“新儒学”言，或者就“人间佛教”说，二者都是佛教与儒学长期以来相互浸透、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产物。相当一个时期来，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者，从历史事实中逐渐认识到不懂得佛学，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就很难深入。这里想补充一句，举凡欲研究佛学者，如果不懂得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儒学，其所认识的中国佛教也将是片面的！其所进行的佛学研究同样很难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