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集团发生的文化机制

中国古代的文人集团发生于先秦时代。文人集团的发生，绝不仅仅基于某一种或某几种社会因素，而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是先秦时代总体文化机制的能动的产物。文人集团的发生与先秦时代的社会文化条件之间，存在着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就像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所说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1]正是先秦时代的社会文化“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孕育和诞生了文人集团的原始形态。

文人集团的原始形态，即诸子百家的学术派别。作为诸子百家学派发生的文化机制，有两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在文化背景上，从学在官府到学在私家的剧变；在文化主体上，士阶层的崛起。诸子百家学派的产生，既是私学兴起的必然结果，也是士阶层群体自觉的集中表现。实际上，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类型的文人集团的出现，都同学术的独立自尊和文人的群体自觉息息相关，这也许就是对文人集团原始形态的剖析所足以提供的文化意义吧。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7卷，4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