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24]

七子等人一旦进了曹氏父子的“天网”之后，他们的艺术健翮就不能像原先那样鹰扬独步，而只能按主人规定的调子歌吟，按主人制定的规范踱步。曹操自己写文章可以“尚通脱”[25]，但他手下的文士们却不能像他那样“通脱”，否则便会有性命之虞。孔融、杨修（175—219）等人的结局不就是明证吗？[26]既然身为侍从，又怎能不战战兢兢地唱一些公宴、斗鸡、“曹公盛德”之类的调子呢？这就不能不扼杀了七子的艺术生命。

例如，孔融的《杂诗》、《临终诗》，因为是直抒胸臆和叙述自身的遭遇、时代的疮痍，所以写得悲凉慷慨；而他歌颂曹操的《六言诗》，不是应景作诗就是奉命造文，所以写得干瘪枯燥，毫无诗意。王粲的《太庙颂》、《公宴诗》等作品，与他的《咏史》、《七哀》、《登楼赋》等名篇相比较，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是出自同一作者的手笔。

在建安时期的诗赋创作中，开始出现了应教唱酬式的同题共作现象。这固然可以说明邺下文人集团以文会友的盛事，但却不免充斥着应酬颂德的陈词滥调。在大量出现的同题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出于曹丕的命题或由他倡导的。如曹丕《典论·叙诗》云：“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玚等同作。”[27]曹丕《玛瑙勒赋·序》又云：“余有斯勒，美而赋之，命陈琳、王粲并作。”[28]例如：《鹦鹉赋》，由曹植、王粲、陈琳、应玚、阮瑀等五人同作；《车渠梳赋》，由曹丕、曹植、王粲、应玚、徐幹五人同作；《橘赋》，由曹植、徐幹二人同作；当蔡文姬归国，曹丕作《蔡伯喈女赋》，命王粲同作；阮瑀病死，曹丕作《寡妇赋》，也命王粲、丁虞同作；《出妇赋》，由曹丕、曹植、王粲同作。此外，如《公宴》、《斗鸡》、《三良》等诗题，也多为建安文人的同题共作。大量的应命之作，往往不免为情造文，致使这些诗赋比起那些慷慨悲凉、直抒胸臆的作品来，显得黯然无色，淡而无味。

当然，建安时期的同题共作现象，开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应酬赠答之作的先河，在文学发展史上有一定的意义。南朝时谢灵运（385—433）在《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中写道：“建安末，余时在邺宫，朝游夕宴，究欢愉之极。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29]他以艺术之笔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文人聚会的盛况。

另一方面，在当时同题共作的格局下，往往也能容纳互相对话的不同主题，从而见出在邺下文人集团中还有一定的创作自由的气氛。例如，曹丕、曹植、王粲均写作《出妇赋》，盖为平虏将军刘勋之妻王宋，入门二十余年，无子被出而作。曹丕在赋中写道：“伤茕独之无恃，恨胤嗣之不滋。”“信无子而应出，自典礼之常度。”[30]在同情中对出妇之举表示了默许，同时也渲染了出妇的自悔之情。而王粲却谴责了刘勋朝三暮四的劣行：“君不笃兮终始，乐枯荑兮一时。”表现了出妇的刚凛正气：“马已驾兮在门，身当去兮不疑。”[31]同样的素材，两部作品的思想主题和艺术格调却迥然不同。

我们也许可以说，允许艺术个性的充分展现，正是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保持生命力的根本保障。这也许是“邺下俊才”不完全等同于宫廷侍从之臣的地方。即如宋文帝刘义隆“好为文章，自谓人莫能及。（鲍）照悟其旨，为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谓照才尽，实不然也”[32]。当此之时，像鲍照（约415—470）这样的文人，只能迫不得已或心甘情愿地精光内敛，谀颂称旨，这还谈得上什么艺术个性的展现呢？

二、“抒下情而通讽谕”

中国古代的侍从文人集团既没有明确的社会团体宗旨，也没有自觉的文学风格追求，他们只是为某一政治中心所吸引而聚合成群的。而且这种集团的构成是相当松散的，很不固定，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种自由流动型的集团，而缺乏一种内在的群体凝聚力。在社会动荡或分裂时期，呈现为“良禽择木而栖，贤士择主而事”的政治局面，如枚乘、邹阳、严忌等人先游吴而后归梁，陈琳弃袁绍而投曹操。在社会稳定统一时期，文人则可仕可隐，合则仕，不合则隐。

正因为如此，侍从文人往往处于矛盾的两难心理状态中，即处于歌功颂德与自我肯定的两难抉择之中。他们的内心并不是那么平静、那么坦然的。

在战国时代，天下纵横，处士横议，诸侯卿相，争相养士。贫贱之士可以笑傲王侯，自豪地宣称：“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躧然，奈何其同之哉！”[33]“得士者强，失士者亡。”[34]“士无常君，国无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矫翼厉翮，恣意所存。”[35]士之地位，如云在天。

但是秦汉以降，四海为一，天子独尊，士的地位不免大大贬抑。扬雄《解嘲》说：“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36]而且，士沦为帝王贵族手中的玩物，东方朔《答客难》说：“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37]因此，士普遍感到了时代的压抑和命运的乖舛。这就使侍从文人集团的文学创作在歌功颂德之余，弹奏出哀时命、悲不遇、愤俗世、慕隐逸的别调来。

例如，严忌尝作《哀时命》，系游吴或游梁时自哀身居危国而作，感叹“生不遘时”，而且描写了进退维谷的恐惧心理：

负担荷以丈尺兮，欲伸要而不可得。外迫胁于机臂兮，上牵联于矰隿。肩倾侧而不容兮，固陿腹而不得息。[38]

作者既欲远祸全身，又迷恋于功名利禄，愤世之感与忧生之意交作并发。又如董仲舒作《士不遇赋》，为自身的处境而深致感慨：

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末俗以辩诈而期通兮，贞士以耿介而自束。虽日三省于吾身兮，繇怀进退之惟谷。[39]

司马迁（前145？—前87？）《悲士不遇赋》云：“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他只能自我安慰：“古人惟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逆顺还周。”[40]《而扬雄的《逐贫赋》，则干脆专讲“离俗独处”、安贫乐道、愿与贫困相“游息”[41]。

在哀怨与感叹之余，文人的隐逸意识油然而生。扬雄《解嘲》写道：“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42]无论是乱世还是治世，隐逸都是文人的最佳归宿。侍从文人身在荣华之中，却心慕山林之游，这种奇怪而矛盾的心态，难道不正是专制极权政治的畸形产物吗？如建安诸文士中，曹丕称徐幹有箕山之志，《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先贤行状》言：“（徐）幹清玄体道，六行修备，聪识洽闻，操翰成章，轻官忽禄，不耽世荣。”[43]但徐幹一生留恋仕途，又何尝当真“轻官忽禄”呢？

身为侍从文人，无非想望有所作为，以文自见，及至不得重用，有所抑郁，也不过行叹坐愁，发发“不得帮忙的不平”鲁迅在《从帮忙到扯谈》一文里认为：“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44]罢了。因此，侍从文人集团文学创作的这种哀时命、悲不遇、愤俗世、慕隐逸的别调，不免浸透了浓重的政治功利目的，而显得过于滞重，过于沉闷，也过于消极了。这充其量只不过是在歌功颂德的升平画卷中，涂上几笔不甚显著的灰暗色调罢了。

注释

[1] 萧统：《文选》，21页。

[2] 参见陈连庆：《西汉时代的宾客》，见《秦汉史论丛》，第3辑，117~132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高敏：《西汉时期的“客”和“宾客”的阶级属性》，见其《秦汉史论集》，293~329页，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

[3] 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3100页。

[4]《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见司马迁：《史记》，2448页。

[5] 班固：《两都赋序》，见萧统：《文选》，21页。

[6]班固：《汉书》，2829页。

[7]《论语·阳货》篇：“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2526页。

[8]参见班固：《汉书》，2829页。

[9]吴质：《答魏太子笺》，见萧统：《文选》，566页。

[10] 萧统：《文选》，629页。

[11] 萧统：《文选》，244页。

[12] 同上书，659页。

[13] 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54页。

[14] 班固：《两都赋序》，见萧统：《文选》，21页。

[15] 林纾选评，慕容真点校：《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16] 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20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7]《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见司马迁：《史记》，3073页。

[18]《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见司马迁：《史记》，3073页。

[19] 司马相如：《上林赋》，见萧统：《文选》，129页。

[20] 王充著，黄晖校释：《论衡校释》，847页。

[21] 转引自班固：《汉书》，2858页。

[22] 参见徐公恃：《建安七子论》，载《文学评论》，1981（4）。

[23] 刘勰《文心雕龙》评建安文学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673~674页。

[24]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66页。

[25]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见《鲁迅全集》，第3卷，502页。

[26]孔融，字文举，鲁国人，孔子二十世孙。为人恃才负气，建安十三年（208）八月，孔融被曹操以招合徒众、欲图不轨、“谤讪朝廷”、“不遵超仪”等罪名杀之，株连全家，时年55岁。见《后汉书》本传。杨修，字德祖，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太尉杨彪之子，以学识渊博而著称。建安年间被举为孝廉，任郎中，后为汉相曹操主簿。曹操以其为袁术之甥，虑为后患，遂因事杀之，时年方45岁。见《后汉书》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