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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文以理为主”


学派思想与其文学风貌的这种相互依存、互为表里的关系,还会产生更深一层的作用,这便是促使思想文学化和文学思想化。一方面,学派思想借助于文学风貌得到形象的表露,文学成为阐发学派思想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文学风貌通过学派思想使自己得到理性的升华,从而得以在哲理的高度上更明晰地认识和把握自己。


例如,南宋时,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先后崛起,影响巨大。清初黄宗羲评论说:“(象山)先生之学,以尊德性为宗……同时紫阳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于是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29]


淳熙二年(1175)六月,婺州(今属浙江金华)学者吕祖谦(1137—1181)“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为了调和二家之学的理论分歧,使两家的观点“会归于一”[30],特意邀集陆九龄(1132—1180)、陆九渊兄弟与朱熹,相与讲会于江西信州(今属上饶)鹅湖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双方主要争论关于认识论的问题,论难往复,各持己见,持续数日。讲会以各不相下,未得结果而散。[31]


讲会时,陆九龄赋诗言志,道:


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蓁塞,着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32]


陆九渊亦诵读了他的和诗:


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33]


三年之后,当陆九龄再访朱熹时,朱熹出示他的和诗,道:


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34]


这是以诗歌形式来阐发学派观点,互相进行论辩的典型事例。陆氏兄弟认为,“留情传注”、“着意精微”这种治学方法,都是“支离事业”,而只有以“古圣相传只此心”为本的“易简工夫”,才能获取真知真理。而朱熹则认为,只有经由“邃密”的“旧学商量”,才能达到“深沉”的“新知培养”,着意打破“古今”,获取真知真理。陆九渊门人朱泰卿(字亨道)评论道:“朱子欲人先博览而后返之守约,象山欲先发明其本心而后使之博览。以此不合,然发明之说,未可诬也。”[35]而值得注意的是,二陆之诗精简灵动,朱诗则沉着质实,恰恰各以其诗风体现出学派的思想特点。在这里,诗歌成为阐发学派思想的有效手段。


在学派纷争中,各学派的文学创作也往往输入学派思想,尤其是学派的思维方式,使文学哲学化,甚至使文学成为学派思想的传声筒、教科书。我们不妨以宋代理学家的诗歌创作为例,看看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区别。


理学家对待万物,往往抱着“看道理”的态度。邵雍说:“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36]因此,理学家总是从穷理悟道的目的出发,或观照事物,印证道理,或涵泳其间,触发道机。


有一年春天,邵雍在京城开封(今属河南),约程颐等同游天门街看花,程颐推辞说:“平生未尝看花。”邵雍劝说道:“庸何伤乎?物物皆有至理。吾侪看花,异于常人,自可以观造化之妙。”程颐于是从游。[37]看花以“观造化之妙”,这不正是理学家对待自然万物的典型态度吗?


因此,理学家的诗歌创作过程,就是“经道之余,因闲观时,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因咏成声,因诗成音”[38]。这种诗歌所表现的只能是这种悟道情怀:“物理窥开后,人情照破时。且无形可见,只有意能知。”[39]这种悟道情怀,与诗人之诗感物触怀、抒发主观感情,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所以清康熙间,张文炅(生卒年未详)为张伯行(1651—1725)编《濂洛风雅》作序时说:理学之诗“其间天性流露,情累顿忘,风云月露曾不芥蒂于胸中。故讽咏感兴,不必与风人争衡;而即境即心,即物即理,亦风人之所不能与争也”[40]。既然“即境即心,即物即理”,观物赏景便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理学化了;那么同样的就是即诗即心,即诗即理,文学创作也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理学化了。


理学家这种“即境即心,即物即理”的诗歌风貌,与程颐所谓“随事观理,而天下之理得矣”[41],朱熹所谓“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42]的哲学观点,不正是貌合神契的吗?[43]以诗说理,既可借诗以穷理,又使诗浸透了理,可谓一举而两得之。


学派思想不仅与学派的文学风貌发生了互动关系,而且还影响到特定时代的文学风貌。如宋代的理学与文学、明代的心学与文学、清代的考据学与文学,都是饶有兴味的课题。


宋代的理学与宋代的文学可谓出于一源,都以唐代韩愈为标帜。宋代文学复古的首倡者柳开(947—1000)在《应责》一文中说得很明白:“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44]在他看来,道统与文统是合二而一的。这种同出一源的关系,使宋代的文学家沾染了浓厚的学究气。于是,以文学作品说理以至说教,成为宋代文学的主要创作倾向。宋代文学家作诗尚理而不尚情,一变唐调而为宋音,甚而至于“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45];做文则明白晓畅,平易近人,辞达而已,“长于议论而欠宏丽”[46];在专事抒情的词里,他们也时或大谈儒家或禅宗的哲学和心理学,时或抨击时事,发抒政论;甚至宋人小说也理学化了,小说家以为小说非含有教训,便不足道。正由于理学思想在宋代几乎无孔不入,所以言理尚质成为宋代文学的主导风格。


明代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王守仁针对程朱理学“性即理”的观点,发扬了陆九渊“心即理”的重要哲学命题,他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47]他提出了“致良知”这个纲领性的口号,肯定“我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并解释道:“夫良知者,即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者也。”[48]王守仁的本意是要把封建统治秩序和伦理纲常观念灌输到人们的心意之中,使之成为人们的内心需求,而不同意像程朱理学那样对封建统治秩序和伦理纲常观念进行本体性的论证。但这一学说的发展,却导致了否认用抽象的先验的理性观念来强制心灵的必要。于是,“心即理”的王学原则日益走向感性化,日益将人们的行为准则由外在的天理、规范、秩序变成内在的自然、情感甚至欲求了。


正是基于此,李贽提出了著名的“童心”说文学观念,掀起了影响100多年的主情文艺思潮,规范了晚明文学的整体风貌,这就是直抒胸臆,自出机杼,以心为主,以情为本。如“直写胸臆”的唐宋派散文,“独抒性灵”的公安派诗文,“自出眼光”的竟陵派诗歌,“以意趣神色为主”的汤显祖(1550—1616)戏曲等,构成了晚明文学风貌的主体。


清代一反明代“务虚”学风,以“求实”为尚。从康熙时代的阎若璩(1636—1704)到乾隆、嘉庆时代大批的汉学家,形成盛极一时的考据之风。无论是倡导“博学”、“好古”的吴派,还是宣扬“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皖派,考据学派的宗旨无非是为了通经证史,笃信不移地以汉儒旧说或史籍载录为学问根本。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清代文学呈现出征实尚史的整体风貌,不仅以史为诗、以史为词、以史为戏曲、以史为小说,甚至以考据为诗、以考据为词、以考据为戏曲、以考据为小说。考据之风在清代文坛上愈演愈烈。


学派思想与文学风貌的功能关系,当然不仅止于上述诸端。即便是上述诸端,本文的论述也仅仅是浅尝辄止。但是,就是这鼎中一脔,不也余味无穷吗?


注释


[1] 张载:《正蒙·乾称》,见章锡琛点校:《张载集》,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8。


[2] 程颐《答杨时论西铭书》云:“横渠(指张载)立言,诚有过者,乃在《正蒙》。《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二者亦前圣所未发),岂墨氏之比哉?”程颢、程颐:《二程集》,6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3] 周敦颐:《周子全书》,《万有文库》本,180~18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4] 参见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239页。


[5]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33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6] 邵雍:《伊川击壤集自序》,见《康节说易全书》,5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


[7] 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外书》,366页。


[8]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吴恕斋诗稿跋》,《四部丛刊初编》本。


[9] 朱国桢:《涌幢小品》,上海,中华书局,1959。


[10] 邵雍:《伊川击壤集》,见《康节说易全书》,7页。


[11] 参见金履祥编:《濂洛风雅》,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9册。


[12] 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233~2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13] 邵雍:《伊川击壤集》,见《康节说易全书》,124~125页。此诗邵伯温《邵氏闻见前录》题为《安乐窝》。《四库全书总目》中《击壤集》提要认为:“此虽置之江西派中有何不可?”见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1322页。


[14]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卷2。


[15]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答张敬夫》。


[16]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答许顺之》。


[17] 金履祥编:《濂洛风雅》卷5引王柏评语。


[18] 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239页。杜甫诗句见《曲江二首》其二,见《全唐诗》(增订本),24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9。


[19]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沧州精舍谕学者》。


[20]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答徐载叔(赓)》。


[21] 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外书》,413页。参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3329页。此诗句出石延年《金乡张氏园亭》。


[22] 张九成撰,于恕辑:《横浦心传录》卷上,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83册,168页。


[23] 罗大经:《鹤林玉露》,1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24] 黎清德编《朱子语类》,3309页。


[25] 周敦颐:《周子全书》,《万有文库》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