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户倾轧的恶性发展，往往借助政治权势力量来压制其他学派。因此，学派纷争往往危及社会秩序，这是学术纷争的第二种反功能。我们不曾忘记，还在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初，李斯就提出了禁止私学的建设，因为私学“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不加以禁止，“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17]。的确，如果对学派失去约束与控制，怎能不造成以“党与”威胁“主势”的危险局面呢？

在专制里社会里，学派纷争和专制统治有着十分微妙的关系。学派希望得到专制统治的支持，以获取学术文化的正宗地位；专制统治也希望得到学派的拥戴，以获取学术道统的精神倚恃。但是，私学、书院以及由此产生的学派，毕竟是以道统相维系、相标榜的一种文人集团，俨然与以政统相维系、相标榜的政治权威集团分庭抗礼。这种文人集团倘若过分膨胀，过分活跃，甚至以道统凌驾于政统之上，岂不是要危及政治权威的统治权力吗？

况且“道”尊于“势”，是中国古代文人极力标榜的观念。孟子早有“古多贤人”，“乐其道而忘人之势”[18]的伟论。荀子以圣与王并列，认为：“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19]他甚至引用古训，明确强调“从道不从君”[20]的原则。《中庸》也以德、位双提而并重。[21]明代吕坤（1536—1618）曾简要地说明了“势”何以需要“道”，并从“士文化”的角度，点破了2 000多年来中国“道”与“势”之间紧张关系之源，他说：

公卿争议于朝，曰“天子有命”，则屏然不敢屈直矣；师儒相辩于学，曰“孔子有言”，则寂然不敢异同矣。故天地间唯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22]

以时间言，“势”是短暂的，“道”是长远的；以源头言，“势”是“帝王之权”，“道”是“圣人之权”，圣人本高于帝王。因此，“道”足以凌驾于“势”之上，而“势”不得不依恃“道”，这正是“道”与“势”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之根源。当然，究其实，吕坤所表达的不过是士人心目中的一种美好的理想和愿望而已。

正因为“道”与“势”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因此一旦私学、书院以及学派以“党与”威胁“主势”的时候，政治权势就立即对之采取约束、控制甚至禁止的严厉措施。

例如，南宋宁宗赵扩（1168—1224）庆元（1195—1200）初年，外戚韩侂胄（1152—1207）执政，为了巩固自身的权势，推行北伐恢复的政治主张，他极力贬黜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于是先有朱熹之贬官，继有《朱子语录》之除毁，科举考试稍涉义理之学者，一律不予录取。到庆元三年（1197），韩侂胄将赵汝愚（1140—1196）、朱熹一派及其同情者定为“逆党”，开列“伪学逆党”党籍,凡59人，名列党籍者皆受到程度不等的处罚，凡与他们有关系的人也都不许担任官职或参加科举考试，史称“庆元党禁”。[23]

那么，“伪学”的罪名是什么呢？稍前，光宗赵惇（1147—1200）绍熙三年（1192），监察御史沈继祖攻击朱熹的奏章说得最明白：

（朱熹）剽张载、程颐之余论，寓以吃菜事魔之妖术，以簧鼓后进，张浮驾诞，私立品题，收召四方无行义之徒以益其党伍，相与餐粗食淡，衣褒带博，或会徒于广信鹅湖之寺，或呈身于长沙敬简之堂，潜形匿影，如鬼如蜮。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觊其为助者，又从而誉之荐之。根株既固，肘腋既成，遂以匹夫窃人主之柄，而用之于私室。飞书走疏，所至响答，小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咸遂所欲，而熹亦富贵矣。[24]

一句话，朱熹结党营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罪莫大焉！其实，禁断道学，不过是为了把道学家集团从政权中驱逐出去，以免他们倚恃道统而凌犯政统，这全然是一种政治需要。所以在“党禁”数年之后，嘉泰二年（1202）二月，一旦政治气候转变，韩侂胄就下令弛“伪学党禁”了。

明中叶讲学与反讲学之间的文化斗争，与“庆元党禁”判然而别。如果说，朱熹道学思想本身并没有危及现实政权，归根结底是服务于封建统治的久远利益的，所以朱熹不仅得到了“平反”，终究还得到了配祀孔子的殊荣；那么，明代的一些学派如泰州学派、东林学派，其政治思想就颇带点“异端”色彩了。即便是王阳明心学本身，也是作为程朱理学的反对派提出来的。因此，在明代中后期，朝廷就数次下达了禁毁书院的明令，以有效地禁止讲学乱政的行为。如万历七年（1579），内阁大学士张居正（1525—1582）上疏，请禁毁书院，提出的理由是：

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作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何必又别标门户，聚党空谭？[25]

显然，张居正认为，人们只须“体认经书”就够了，没有必要讲学。讲学这种“别标门户，聚党空谭”的行为，只能造成学派纷争，而学派纷争无疑是危害封建国家政权的叛逆行为。而且，明代还有了对学派领袖严厉镇压的举动，万历年间（1573—1620），泰州学派的何心隐因反对张居正，李贽因讲学著书，不就先后惨遭杀害吗？

张居正焚毁书院的影响及于清初，顺治九年（1652）上谕明令：“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令诸生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26]直到雍正年间（1723—1735），对书院仍行限制，以免聚徒讲学、结党滋事之弊。这一举动，无非是为了巩固现存政权罢了。因此，雍正皇帝后来看到书院也可辅助科举，或鼓励士子埋头课读以取得功名为务，或作育士子精研经史以考据词章是求，同样可以借以抑制异端思想和叛逆行为，所以在雍正十一年（1733）特地下达创设书院的明令。于是，乾隆以后的私学、书院和学派，又都被纳入维护封建统治的正轨上去了。而这时的学派纷争，不过是操着不同的调子，唱着同一支颂歌罢了。在政治权势的约束与控制下，学派纷争大都成为“乾嘉盛世”的点缀。

注释

[1] 赵尔巽等：《清史稿·黄式三传》，132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2] 韩愈：《原道》，见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14页。

[3]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槐堂诸儒学案》，2572页。

[4]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东莱学案》，1678页。

[5]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象山学案》，1888页。

[6]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1064页。

[7] 陈建：《学蔀通辨》，《丛书集成初编》，第653册。

[8]按，唐元行冲《释疑》引王邵史论曰：“魏晋浮华，古道夷替。洎王肃、杜预，更开门户，历载三百，士大夫耻为章句。唯草野生以专经自许，不能究览异义，择从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宁道孔圣误，讳闻郑、服非。然于郑、服甚愦愦，郑、服之外皆雠也。”见董诰等编：《全唐文》，27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9]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杜洲六先生书院记》，611页。

[10]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3305页。

[11] 同上书，3319页。

[12] 陆游：《老学庵》，见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220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3]陆游：《杂感》其四，见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3226页。

[14] 班固：《汉书·王莽传》，4170页。

[15] 班固：《汉书·刘歆传》，1971页。

[16] 范晔：《后汉书·范升传》，1228页。

[17] 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2546页。

[18]《孟子·尽心上》，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2764页。

[19]《荀子·解蔽》，见王先谦：《荀子集解》，407页。

[20]《荀子·子道》，见王先谦：《荀子集解》，529页。

[21]《中庸》引孔子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25页。

[22] 吕坤：《呻吟语》，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3册，127~128页。

[23]参见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道学崇黜》，北京，中华书局，1977。

[24] 转引自叶绍翁：《四朝闻见录》，141~1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或云此疏为胡纮所撰，转授沈继祖呈上。

[25] 张居正：《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见其《张太岳先生文集》，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346册，340页。

[26] 陈梦雷等原辑，蒋廷锡重辑：《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选举典·学校部》，北京，中华书局；成都，巴蜀书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