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派纷争与文学风貌之二

门户倾轧，力争学术正宗地位，这是学派纷争的第二种方式。

学派纷争往往导致门户倾轧，正如本章开头所引魏禧《重兴延陵书院记》所说的，当各个学派拘泥于“己之偏私胶固”的时候，就会“以相长之义而成相胜之气，以径路之殊，成门户之异”，造成严重的流弊。

门户倾轧与学派争鸣不同。学派争鸣是思想交锋，自由论辩，不存成见，唯善是从，唯道是从。各个学派可以各言其是，也可以相互非难；各言其是时不作矜夸自我之词，相互非难时不存卑视他派之心。

清后期诂经精舍高材生黄以周（1828—1899），素以传经明道为己任，光绪年间（1875—1908）任江苏江阴南菁书院山长，不拘汉宋门户之见，尝以“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八个字为座右铭。“莫作调人”就是坚守所学，不苟同人，但却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前提；如果不是“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就会变成固执己见。史称其传授书院弟子：“教以博文约礼，实事求是，道高而不立门户。”[1]实事求是而不主门户，这才是值得提倡的优良学风。

门户倾轧却是另一种状态，有着严重的恶劣习气：“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2]标榜门户者，成见在胸，虚诳是尚，蓄意抬高自己，随便贬低他人，表面上似乎是忠于一个学派，实际上却斫丧了这个学派的生机。

例如朱熹过分相信自己，常常好摆出一副高人一等、唯我独尊的姿态，强人从己，争强好胜。但他毕竟还能够尊重别的学派，如称陆九渊的门人“类能卓然自立，相见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3]；而且，他也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别的学派展开学术辩论，如与前文所述与陆家兄弟之争，与陈亮之辩，等等。但朱熹的一些门人弟子却挟持私见，尊师以自重，诬人以自夸，几乎不择手段，这就演成门户倾轧了。

如陈淳（1159—1223）为了推崇朱熹，大骂陆九渊及其门人，力贬吕祖谦，连一贯附和朱熹的张栻也莫名其妙地挨了一闷棍。陈淳指斥陆门弟子“不读书，不穷理，专做打坐工夫，求形体之运动知觉者，以为妙诀，又假托圣人之言，牵就释意，以文盖之”。他捏造张栻因得朱熹的帮助，才摆脱思想的固滞，有了进步。他还硬说吕祖谦只是“少年豪才”，根本未窥圣贤门户，借由张栻帮助才投向朱熹，稍有所得，但还是不及张栻。至于陆九渊，陈淳认为是一位窃佛学以自高，误学者于诚淫邪遁之域的“吾道之贼”。他的这些言论均见《宋元学案·东莱学案》，全祖望对此作了按语，说：

朱、张、吕三贤，同德同业，未易轩轾。张、吕早卒，未见其止，故集大成者归朱耳。而北溪（按，即陈淳）辈必欲谓张由朱而一变，吕则更由张以达朱，而尚不逮张，何尊其师之过邪！吕与叔谓横渠（按，即张载）弃所学以从程子，程子以为几于无忌惮矣。而杨龟山（按，即杨时）必欲谓横渠无一事不求教于程子。至田诚伯则又曰：“横渠先生其最也，正叔（按，即程颐）其次也。”弟子各尊其师，皆非善尊其师者也。诋陆氏亦太过。[4]

其实门户倾轧的症结还不在于“各尊其师”，而在于借尊师以自高，凭抑人而自固，力图抬高自身学派的学术地位。但是，把自身学派的尊严建筑在对其他学派的倾轧攻讦之上，这种尊严难道是靠得住的吗？这种学风影响深远，黄宗羲之子黄百家批评道：朱、陆“两家弟子不深体究，出奴入主，论辩纷纷。而至今借媒此径者，动以朱、陆之辨同辨异，高自位置，为岑楼之寸木”[5]。这种“拉大旗做虎皮”的行径，严重地蠹蚀了正常的学术争鸣。

门户倾轧在思想方法上的原因，便是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标榜门户者，往往凭空捏造，过甚其词，乃至弄虚作假，无中生有。

如明中叶安徽学者程敏政（1446—1499），意欲调和朱、陆两家之说，编纂《道一编》一书，提出朱、陆“早异晚同”的观点，希图以此厘清朱熹学思历程，揭示朱学价值。此说为王守仁所借鉴，在明正德十年（1515）编成《朱子晚年定论》。朱、陆有差异是毫无疑义的，但王守仁硬说朱、陆“早异晚同”，而且是朱同于陆，这就不是事实了。王守仁秉承陆学，不过借此以抬高心学的地位罢了，完全出于门户之见。所以顾炎武《日知录》批评王守仁说：“凡此皆颠倒早晚，以弥缝陆学，而不顾矫诬朱子，诳误后学之深。”[6]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广东东莞人陈建（1497—1567）作《学蔀通辨》，为朱熹辩诬，指出王守仁所说不实，却又大诋陆学，加以“病狂失心”的罪名，还归结到“圣贤正学不可妄议”[7]一套腐论上去，以捍卫朱学的地位。王守仁之说未免矫诬，实系无中生有；而陈建此书亦非平允，仍持门户之论。

陈建所谓“圣贤正学不可妄议”，把学派宗主奉为偶像，视为正统，使之居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这不正暴露出标榜门户者的乖谬固陋吗？从前有人嘲笑六朝经师“宁道孔圣误，讳闻郑（按，即郑玄）、服（按，即服虔）非”[8]。宋明理学之徒也多有此荒唐之举，宁可得罪孔、孟，也不可妄议程、朱、陆、王。理学各派互争正宗，各标道统，以上接孔、孟圣贤之正传自任，力图居于他派“不可妄议”的神圣地位，岂非荒唐绝伦？

这种门户倾轧，只能窒息学术文化的生机，同时也扼杀了学派发展的生命。全祖望有言：“夫门户之病，最足锢人，圣贤所重在实践，不在词说。”[9]与其大言欺人，不如躬自实践，这的确是疗治门户之见的最佳药方。

学术派别的门户倾轧，往往对文学风貌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在门户倾轧的推动、支配下，某一学派中人往往对自己的文学观念、文学创作高自标榜，唯我独尊，而容不得其他不同倾向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的存在，更不容许这些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的流行。

例如，程朱学派在重道轻文的观念指导下，不仅竭力要在“文章家”、“诗赋家”之外，独标“理学家”一体的文学写作，而且常常闭着眼睛说瞎话，把“文章家”、“诗赋家”的文学创作贬得一钱不值。在他们看来，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学问，那便是理学；舍理学之外，要是溺于文章，或者牵于训诂，那都是学者的弊端。一个人有才能固然是可嘉的，但是如果将自己的才能浪费在章句文辞的讲究上，那就只能是自误误人了。通达如朱熹，也对欧阳修、苏轼所说的“文与道俱”之说深为不满，他说：

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其后作文者皆是如此。[10]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处。只是它每常文字华妙，包笼将去，到此不觉漏逗，说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处，缘他都是因作文，却渐渐说上道理来；不是先理会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11]

在朱熹看来，欧阳修、苏轼等人“文与道俱”的学说之所以要不得，一则因为它不够彻底，把文与道割裂为二，“文自文而道自道”，不明白“文便是道”、“文皆是从道中流出”的道理；二则因为欧阳修、苏轼等人所说的“道”也是靠不住的，与性命之学毫不相干。因此，“文章家”的文学观念是决不能容忍的。

其实，如果看到理学家有理学家的特长，文章家有文章家的造诣，二者本来是可以各相为政、“互不侵犯”，甚而可以“友好往来”、取长补短的。但是，由于门户之见在作怪，理学家竟然像眼里容不得沙子一样容不得文章家，偏要吞并文章家的地盘，迫使文章家匍匐于他们的脚下，这不是太霸道了吗？

门户倾轧，有时果然也造成了文学风貌的一边倒。如南宋大诗人陆游（1125—1210）就深受理学家文学观念的感染，他有诗云：“名誉不如心自肯，文辞终与道相妨。吾心本自同天地，俗学何知溺粃糠？”[12]又云：“羲皇一画开百圣，学者即今谁造微？文词害道第一事，子能去之其庶几。”[13]这几乎就是理学家的口吻。

这种一边倒的文学风貌，别的且不说，至少是助长了文人士大夫的人格分裂：做的是一套，说的却是另一套。像陆游这样，一生耽于诗文，几乎以性命相与，却偏要故作姿态，说些理学家“文词害道”之类的话头，他活得也实在太不自在了。

在门户倾轧的时局中，要独标赤帜固然很难，那不免被诬为“异端”，而要洁身自好，我行我素，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文学风貌的一边倒或随大流，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多见不怪的现象。

不同学术派别的门户倾轧，究其实质，往往是为了力争学术正宗地位。这可以汉代经今古文学之争为代表。两汉学术定于一尊，经学成为利禄的捷径，学术的正宗与政权的正统相辅相成，也与政治权力相得益彰。于是经学遂成为竞争之途，所谓经今古文学之争，就是经学内争的集中表现。

经今古文学之争，始自西汉末学者刘歆（前 50？—23）请立古文《尚书》等博士，终自东汉末马融（79—166）、郑玄、许慎等经学大师综合经古文学和经今文学。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的对立，一方面在于作为工具的文字不同，今文指隶书，古文则为伪造的六国文字。而更重要的是，在于双方所主的经说相异。经今文学以经古文学为变乱师法，西汉末左将军公孙禄指责刘歆“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14]；而经古文学则以经今文学为“党同妒真”，刘歆责让经今文学博士“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15]。二者相攻若雠，互不混合，如范升所说的：“各有所执，乖戾分争。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16]

其实，汉代经今古文学之争，不仅仅是在争取各自所提倡的经说能否公开流传，也不完全在争辩经说本身的是非曲直，更重要的是为了争取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肯定和推崇，争取置博士、设弟子员，争取成为官方学术。捧住了“明诏”、“圣意”作为护身符，向敌对的一方肆意攻讦，这是汉代经今古文学论争的突出特点。因为这一护身符的正确性是无可疑异的，所以学派纷争表面上的是非曲直是黑白分明的；但又因为这一护身符是敌对双方都可利用的，所以实际上的是非曲直是相当淆乱的。因此，学派纷争的是非曲直几乎成为无关紧要的东西，要紧的却是能否置博士、得名利了。所谓学术“正宗”，竟如此密切地与名利相关联！

宋代的洛、蜀之争，明代的朱、王之争，清代的汉、宋之争，在本质上与汉代经今古文学之争毫无二致，都是以学术正宗为逐骛标的的。

门户倾轧的恶性发展，往往借助政治权势力量来压制其他学派。因此，学派纷争往往危及社会秩序，这是学术纷争的第二种反功能。我们不曾忘记，还在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初，李斯就提出了禁止私学的建设，因为私学“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不加以禁止，“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17]。的确，如果对学派失去约束与控制，怎能不造成以“党与”威胁“主势”的危险局面呢？

在专制里社会里，学派纷争和专制统治有着十分微妙的关系。学派希望得到专制统治的支持，以获取学术文化的正宗地位；专制统治也希望得到学派的拥戴，以获取学术道统的精神倚恃。但是，私学、书院以及由此产生的学派，毕竟是以道统相维系、相标榜的一种文人集团，俨然与以政统相维系、相标榜的政治权威集团分庭抗礼。这种文人集团倘若过分膨胀，过分活跃，甚至以道统凌驾于政统之上，岂不是要危及政治权威的统治权力吗？

况且“道”尊于“势”，是中国古代文人极力标榜的观念。孟子早有“古多贤人”，“乐其道而忘人之势”[18]的伟论。荀子以圣与王并列，认为：“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19]他甚至引用古训，明确强调“从道不从君”[20]的原则。《中庸》也以德、位双提而并重。[21]明代吕坤（1536—1618）曾简要地说明了“势”何以需要“道”，并从“士文化”的角度，点破了2 000多年来中国“道”与“势”之间紧张关系之源，他说：

公卿争议于朝，曰“天子有命”，则屏然不敢屈直矣；师儒相辩于学，曰“孔子有言”，则寂然不敢异同矣。故天地间唯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22]

以时间言，“势”是短暂的，“道”是长远的；以源头言，“势”是“帝王之权”，“道”是“圣人之权”，圣人本高于帝王。因此，“道”足以凌驾于“势”之上，而“势”不得不依恃“道”，这正是“道”与“势”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之根源。当然，究其实，吕坤所表达的不过是士人心目中的一种美好的理想和愿望而已。

正因为“道”与“势”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因此一旦私学、书院以及学派以“党与”威胁“主势”的时候，政治权势就立即对之采取约束、控制甚至禁止的严厉措施。

例如，南宋宁宗赵扩（1168—1224）庆元（1195—1200）初年，外戚韩侂胄（1152—1207）执政，为了巩固自身的权势，推行北伐恢复的政治主张，他极力贬黜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于是先有朱熹之贬官，继有《朱子语录》之除毁，科举考试稍涉义理之学者，一律不予录取。到庆元三年（1197），韩侂胄将赵汝愚（1140—1196）、朱熹一派及其同情者定为“逆党”，开列“伪学逆党”党籍,凡59人，名列党籍者皆受到程度不等的处罚，凡与他们有关系的人也都不许担任官职或参加科举考试，史称“庆元党禁”。[23]

那么，“伪学”的罪名是什么呢？稍前，光宗赵惇（1147—1200）绍熙三年（1192），监察御史沈继祖攻击朱熹的奏章说得最明白：

（朱熹）剽张载、程颐之余论，寓以吃菜事魔之妖术，以簧鼓后进，张浮驾诞，私立品题，收召四方无行义之徒以益其党伍，相与餐粗食淡，衣褒带博，或会徒于广信鹅湖之寺，或呈身于长沙敬简之堂，潜形匿影，如鬼如蜮。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觊其为助者，又从而誉之荐之。根株既固，肘腋既成，遂以匹夫窃人主之柄，而用之于私室。飞书走疏，所至响答，小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咸遂所欲，而熹亦富贵矣。[24]

一句话，朱熹结党营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罪莫大焉！其实，禁断道学，不过是为了把道学家集团从政权中驱逐出去，以免他们倚恃道统而凌犯政统，这全然是一种政治需要。所以在“党禁”数年之后，嘉泰二年（1202）二月，一旦政治气候转变，韩侂胄就下令弛“伪学党禁”了。

明中叶讲学与反讲学之间的文化斗争，与“庆元党禁”判然而别。如果说，朱熹道学思想本身并没有危及现实政权，归根结底是服务于封建统治的久远利益的，所以朱熹不仅得到了“平反”，终究还得到了配祀孔子的殊荣；那么，明代的一些学派如泰州学派、东林学派，其政治思想就颇带点“异端”色彩了。即便是王阳明心学本身，也是作为程朱理学的反对派提出来的。因此，在明代中后期，朝廷就数次下达了禁毁书院的明令，以有效地禁止讲学乱政的行为。如万历七年（1579），内阁大学士张居正（1525—1582）上疏，请禁毁书院，提出的理由是：

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作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何必又别标门户，聚党空谭？[25]

显然，张居正认为，人们只须“体认经书”就够了，没有必要讲学。讲学这种“别标门户，聚党空谭”的行为，只能造成学派纷争，而学派纷争无疑是危害封建国家政权的叛逆行为。而且，明代还有了对学派领袖严厉镇压的举动，万历年间（1573—1620），泰州学派的何心隐因反对张居正，李贽因讲学著书，不就先后惨遭杀害吗？

张居正焚毁书院的影响及于清初，顺治九年（1652）上谕明令：“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令诸生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26]直到雍正年间（1723—1735），对书院仍行限制，以免聚徒讲学、结党滋事之弊。这一举动，无非是为了巩固现存政权罢了。因此，雍正皇帝后来看到书院也可辅助科举，或鼓励士子埋头课读以取得功名为务，或作育士子精研经史以考据词章是求，同样可以借以抑制异端思想和叛逆行为，所以在雍正十一年（1733）特地下达创设书院的明令。于是，乾隆以后的私学、书院和学派，又都被纳入维护封建统治的正轨上去了。而这时的学派纷争，不过是操着不同的调子，唱着同一支颂歌罢了。在政治权势的约束与控制下，学派纷争大都成为“乾嘉盛世”的点缀。

注释

[1] 赵尔巽等：《清史稿·黄式三传》，132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2] 韩愈：《原道》，见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14页。

[3]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槐堂诸儒学案》，2572页。

[4]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东莱学案》，1678页。

[5]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象山学案》，1888页。

[6]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1064页。

[7] 陈建：《学蔀通辨》，《丛书集成初编》，第653册。

[8]按，唐元行冲《释疑》引王邵史论曰：“魏晋浮华，古道夷替。洎王肃、杜预，更开门户，历载三百，士大夫耻为章句。唯草野生以专经自许，不能究览异义，择从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宁道孔圣误，讳闻郑、服非。然于郑、服甚愦愦，郑、服之外皆雠也。”见董诰等编：《全唐文》，27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9]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杜洲六先生书院记》，611页。

[10]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3305页。

[11] 同上书，3319页。

[12] 陆游：《老学庵》，见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220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3]陆游：《杂感》其四，见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3226页。

[14] 班固：《汉书·王莽传》，4170页。

[15] 班固：《汉书·刘歆传》，1971页。

[16] 范晔：《后汉书·范升传》，1228页。

[17] 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2546页。

[18]《孟子·尽心上》，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2764页。

[19]《荀子·解蔽》，见王先谦：《荀子集解》，407页。

[20]《荀子·子道》，见王先谦：《荀子集解》，529页。

[21]《中庸》引孔子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25页。

[22] 吕坤：《呻吟语》，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3册，127~128页。

[23]参见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道学崇黜》，北京，中华书局，1977。

[24] 转引自叶绍翁：《四朝闻见录》，141~1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或云此疏为胡纮所撰，转授沈继祖呈上。

[25] 张居正：《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见其《张太岳先生文集》，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346册，340页。

[26] 陈梦雷等原辑，蒋廷锡重辑：《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选举典·学校部》，北京，中华书局；成都，巴蜀书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