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或风谣流行于世，成为“上议执政，下讥卿士”的有力武器，竟足以产生“公卿以下皆畏，莫不侧席”的政治效应！

这时的谣言或风谣褒奖人物，已不再是标举经学或德行的造诣，而是标举政治风度的坚贞与才能的卓特了。其贬斥人物，也带有鲜明的爱憎倾向。如桓帝时，宦官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等，以诛外戚梁冀（？—159）获功，五人同日封侯。及单超死后，四侯横行不羁，天下为之语曰：

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墯。[19]

这一风谣，极言四侯势焰之大，表示了强烈的憎恶情绪。

此外，谣言或风谣不仅议论人，还议论事。人们借谣言或风谣，对朝廷的政治事件或政治措施发表意见，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这就是所谓“童谣”。东汉顺帝之末，梁冀权倾天下，任意废立，诛杀了正直官僚李固（94—147）、杜乔（？—147），而封太尉胡广（91—172）、司徒赵戒（？—约154）、司空袁汤（67—153）为侯，京都童谣曰：

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20]

对这种颠倒黑白、混淆善恶的丑恶行径，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桓帝之初，发兵征羌，征发大量的人民百姓，这实在是扰民误国之举。于是天下童谣曰：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21]

征羌战争旷日持久，人民死伤枕藉，政府耗资巨大，加剧了国内的危机。当时朝廷内的官僚集团主张恩抚，其主张以自附于党人的张奂（104—181）、皇甫规（104—174）为代表；宦官集团则主张歼灭，其主张以结托内侍的段颎（生卒年未详）为代表。结果，张奂和皇甫规终竟被牵入党祸，而段颎则在司隶校尉任内，捕系太学诸生千余人入狱，成为宦官的爪牙打手。[22]由此可见，所谓童谣，也许是官僚集团或太学集团，即当时所谓“党人”，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有意假托散布的。这样的“代民立言”，至少从其实际意义上看是符合民意的，所以能在政治上收到极大的效果。

当清议由品题人物转移到公开抨击朝政时，持清议干政的士人就不能不引起专制统治的妒忌并招致扼杀。东汉的太学集团与外戚、官僚深相结纳，内外呼应，横议朝政，“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23]，这一势力实已危及皇权统治，怎能不引起接二连三的“党锢之祸”呢？清人赵翼（1727—1814）指出：

盖东汉风气，本以名行相尚。迨朝政日非，则清议益峻。号为正人者，指斥权奸，力持正论，由是其名益高，海内希风附响，唯恐不及。而为所贬訾者，怨刺骨，日思所以倾之，此党祸之所以愈烈也。[24]

舆论的力量，尤其是集团的舆论力量，具有何等巨大的社会功能！

在封建社会里，舆论往往具有一种超乎法律之上的巨大功能。人们信以为真地把统治阶级中某一政治集团的品评议论称为“公论”或“清议”，而这种“公论”与“清议”即足以影响整个现实政治，尤其是影响大众民心。朋党之争，则往往以“公论”或“清议”相标榜，从而发挥各自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

在汉代，无论是由于“时人之语”、“时人之论”、“时人之称”，还是由于善于品鉴人伦者的一言论定，当时流行甚广的风谣臧否和题目品藻，正代表着名门豪族的一种“公论”。这种“公论”，在发生之初并没有什么广泛的社会性，仅仅在名门宾客之间流布。例如，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生卒年未详），及即帝位，擢拔周福为尚书。而同为甘陵人的房植已有名于当朝。所以乡里风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对周福语带讥讽。而“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不久，太学诸生以郭泰等为冠，并与官僚李膺、陈蕃、王畅（？—169）等“更相褒重”。于是太学流言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梁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25]可见，无论是乡里风谣还是太学流言，虽然取舍相反，褒贬各异，但都足以成为“公论”的主持者。

推而论之，当时的各种豪族集团，也都自有其宾客，自有其“公论”。既然这些宾客大都是豪族的门生故吏之流，那么，“公论”当如何判定是非呢？“公论”又有几分“公”的成分呢？把这种出自私心、本于功利的“公论”称为“清议”，本来是当时名门豪族的宾客高自位置的一种虚矫表现，但却引起了不明真相的人民大众的附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实际上，这种“清议”究竟“清”到什么程度，是很可怀疑的。东晋葛洪（283—343）说：

汉末之世，灵、献之时，品藻乖滥，英逸穷滞，饕餮得志，名不准实，贾不本物，以其通者为贤，塞者为愚。[26]

其实，在灵、献以前，士人品藻的情况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不仅风谣与题目是这样，作为清议的更重要方式的政论，也有着相同的性质。汉末的政论，尽管论客的立场不同，但其理论依据却往往相同，即宗教化的纲常名教。东汉宗教化的纲常名教的法典，是《白虎通义》一书。《白虎通义》是一部杂糅了儒学、法术、阴阳、方士之说于一炉而加以冶铸的中国中世纪的经典，自汉章帝刘炟首肯倡导之后，一直统治着东汉士人的头脑。东汉士人信持“是非不谬于圣人”的准则，而他们所说的“圣人”，不是他人，就是令“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而“亲称制临决”的孝章皇帝刘炟。《白虎通义》一书，在刘炟亲自顾问下，由班固等编写而成，于是一直成为人们解经决事的不二法典。

因此，围绕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征讨羌族、经济危机、外戚宦官干政等当代重大社会问题，无论是作为“正宗”的官僚太学集团，还是作为“邪宗”的宦官外戚集团，都无不高捧着纲常名教的法典，向敌对势力肆意攻讦。有什么罪名比渎犯纲常、非毁名教更为严重的呢？又有什么道理比维护纲常、端正名教更为神圣的呢？论争双方各自秉持纲常名教为武器，不惜肆意攻击对方，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反而暴露了纲常名教的虚伪本质，使纲常名教丧失了自身的权威性。任何一次朋党之争，总是大大动摇了传统的名教经典和正统思想，而导致异端思想的滋生。

正因为看重集团的舆论力量，所以后世就有图谋不轨的权臣有意利用和操纵太学集团，也有利欲熏心的太学集团厚颜无耻地阿附权势。宋元之交周密（1232—1298）《癸辛杂识·后集》记载南宋时事，有感于太学生动辄以清议干政、溷乱政治的现象，写道：

三学之横，盛于景定、淳祐之际。凡其所欲出者，虽宰相台谏，亦直攻之，使必去权，乃与人主抗衡。或少见施行，则必借秦为喻，动以坑儒恶声加之，时君时相略不敢过而问焉。其所以招权受赂，豪夺庇奸，动摇国法，作为无名之谤，叩阍上书，经台投卷，人畏之如狼虎。若市井商贾，无不被害，而无所赴诉。非惟京尹不敢过问，虽一时权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不恤行之，亦未如之何也。[27]

太学集团凭借清议舆论的力量，可以任意弹劾在位官僚，就像老师可以因故开除学生一样，其权力竟足以“与人主抗衡”。权极而弊生，于是既有不安本分、遇事生风、胡作非为的太学生，也有溜须拍马、阿附权势、寡廉鲜耻的太学生。在佞臣贾似道（1213—1275）乱政之际，“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虽目击似道之罪，而噤不敢发一语。及贾要君去国，则上书赞美，极意挽留，今日曰‘师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无一人敢少指其非”[28]。这是太学集团的末流，他们已丧失了独立不羁的政治品格，与权势阶层同流合污，甚且沦为权势阶层的附庸奴婢了。

注释

[1]参见班固：《汉书·儒林传序》，3589页。

[2]参见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序》，2545页。

[3]东汉末年，太学生郭泰、贾彪等和大臣李膺、陈蕃等，结成一个政治派别，评议时政，上疏言事，弹劾大臣，指斥宦官，对外反对列强蚕食，对内主张整饬纪纲。他们自称“清流”，以与外戚、宦官等“浊流”相区别。参见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序》。

[4] 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875页。

[5]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序》，2547页。

[6]范晔：《后汉书·孔融传》，2273页。

[7]范晔：《后汉书·仇览传》，2480~2481页。

[8]范晔：《后汉书·李膺传》，2195页。

[9]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序》，2187页。

[10]范晔：《后汉书·窦武传》，2239页。

[11]《后汉书·党锢列传序》云：“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见范晔：《后汉书》，2187页。

[12]参见班固：《汉书·鲍宣传》，3093~3094页。

[13]参见范晔：《后汉书·欧阳歙传》，2556页。

[14]参见范晔：《后汉书·刘陶传》，1844页。

[15]参见房玄龄等：《晋书·嵇康传》，1373~1374页。

[16]参见汪师韩：《韩门缀学》卷5，《丛睦汪氏遗书》本；周密：《齐东野语》，370~3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17]范晔：《后汉书·符融传》，2232~2233页。

[18]袁宏：《后汉纪》卷22，《四部丛刊初编》本。

[19]范晔：《后汉书·单超传》，2521页。

[20]范晔：《后汉书·五行志》，3281页。

[21]范晔：《后汉书·五行志》，3281页。

[22]参见范晔：《后汉书·张奂传》、《段颎传》、《皇甫规传》。

[23]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序》，2186页。

[24]赵翼：《廿二史札记》，93~9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25]均见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序》，2185~2186页。

[26]葛洪撰，杨明照校笺：《抱朴子外篇校笺》，4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27]周密：《癸辛杂识》，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28]周密：《癸辛杂识》，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