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通称牛党重科举，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牛党本身就是由进士集团构成的，并凭借科举展开集团活动。《旧唐书·杨嗣复传》云：

嗣复与牛僧孺、李宗闵皆权德舆贡举门生，情义相得，进退取舍，多与之同。[25]

牛僧儒、李宗闵与杨嗣复（783—848）都出自权德舆（759—818）门下，志趣相近，私交很深。他们结党之初，即以科举门生为因缘；结党之后，更借科举以张大势力。《旧唐书·杨虞卿传》云：

虞卿性柔佞，能阿附权幸以为奸利。每岁铨曹贡部，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阙，无不得其所欲，升沉取舍，出其唇吻。而李宗闵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时号“党魁”。[26]

“党魁”的尊号可不是随意封赐的，正因为杨虞卿（生卒年未详）凭借铨曹贡部之便，大肆朋比结党，功莫大焉，故而蒙此殊誉。

牛党把持科场，结党乱政，其势甚嚣尘上。据《旧唐书·钱徽传》记载，长庆元年（821），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李宗闵向钱徽请托人情，及放榜，多录公卿子弟，其中包括李宗闵的女婿苏巢，于是舆论大哗。穆宗命白居易、王起超等人覆试，公卿子弟多落选，苏巢也在其列。案发时，诏称：“访闻近日浮薄之徒，扇为朋党，谓之关节，干挠主司。每岁策名，无不先定，永言败俗，深用兴怀。”案定后，穆宗又严厉谴责李宗闵之徒：“末代偷巧，内荏外刚。卿大夫无进思尽忠之诚，多退有后言之谤。士庶人无切磋琢磨之益，多销铄浸润之谗。进则谀言谄笑以相求，退则群居州处以相议。留中不出之请，盖发其阴私；公论不容之诛，是生于朋党。”于是，“制出，朋比之徒，如挞于市”[27]。

但是，牛党操纵科举之行并未因此而稍微收敛。文宗太和年间（827—835），给事中杨虞卿与从兄汝士、弟汉公，以及张元夫、萧瀚等“善交结，依附权要，上干执政，下挠有司，为士人求官及科第，无不如志”[28]。会昌年间（841—846），武宗还由衷地感叹道：“我比闻杨虞卿兄弟朋比贵势，妨平人道路。昨杨知至、郑朴之徒，并令落下，抑其太甚耳。”[29]然则数十年中，牛党人物结朋党以操纵科举，借科举而张大朋党，朋比呼应，营私乱政，败坏官场风气，几乎无所不为。

文宗、武宗时，李德裕执政，有感于科场浮薄朋比之弊，力图整顿科场风气。这就不能不触犯牛党人物，于是被后世视为“李党”。太和年间，李德裕以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即与文宗论朋党事，明言：“方今朝士三分之一为朋党。”这正是针对牛党而言的。同时李德裕提出“进士试论议，不试诗赋”的建议，试图从科举制度的改革着手根治朋党之习。[30]会昌年间，李德裕为宰相，有见于主司与举人“附党背公，自为门生”的恶习，主张罢除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等活动，以矫正朋比之风。[31]这种整顿科场的举动，被后世史臣诬为“颇抑进士科”，“尤恶进士”[32]，这实在是诬蔑不实之词。

至于“牛李党争”，更绝非进士集团与世族势力之争，而是两大政治集团围绕藩镇割据、宦官擅权、科举舞弊、吏员冗滥、回纥等侵扰、佛教势大等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而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33]

自科举成为制度之后，进士集团历代皆有，朋党之争此起彼伏，这成为中唐以后社会政治的一大特色。

进士集团的固结和党争，在文坛上造成了“奋私昵党，排击所憎”[34]、诬蔑构陷的习气。前述李德裕与《周秦行纪》及《周秦行纪论》的公案，就是显著的一例。

进士集团之间的政治倾轧，甚而殃及池鱼，借他人的文学作品捕风捉影，罗织罪名，排斥异己。历史上最著名的莫如苏轼的“乌台诗案”了。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从此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吴充（1021—1080）、王珪（1019—1085）继任宰相，一些投机新法的官僚如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1041—1103）、御史中丞李定（生卒年未详）之流，热衷于营私结党，倾轧报复，耿直敢言的苏轼竟成了朋党之争的牺牲品。元丰二年（1079），舒亶、李定等人先后上奏章，弹劾苏轼的一些诗文里“衔怨怀怒，恣行丑诋”，“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几乎犯了十恶不赦之罪。这年七月，苏轼竟因此被捕入狱。苏轼有100多首诗在审查时被呈阅，每一首诗都由苏轼自行解释，因为据说这些诗多有讥刺当政之作。苏轼的朋友当中，有39人受到牵连。

对苏轼的指控，有的十分牵强，简直是无中生有。例如有一首写两株老柏的七律，诗中说柏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有人指责这是对皇帝的大不敬，因为龙是皇帝的象征，而今皇帝正在位，作者应当说有龙在天，怎能说龙在九泉之下？又如《杞菊赋》的序里，苏轼说到吃杞菊的苦种籽，审问的御史认为这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是指朝廷给官吏的薪俸过于微薄。

当然，苏轼的诗文里也不乏批评新政、指斥贪官的词句，他曾把当政者比为鸣蛙，比为鸣蝉，比为夜枭，比为吃腐鼠的乌鸦，比为禽场中的鸡鸭，甚而骂他们是“沐猴而冠”，这怎能不使当政者暴跳如雷呢？说实在的，这一来因为当政者本来就有可讥刺之处，二来这也是苏轼借诗文抒发不得志的牢骚，决不致起到什么危害朝廷的作用。当政者的小题大做，借题发挥，不过是党同伐异的朋党意气在作怪罢了。

所以苏轼虽在狱中受了四个月又二十天的诟辱折磨，但幸而得到亲友故旧的营救，神宗皇帝也不想杀他，终于免得一死。这年年底，他结案出狱，以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的名义贬谪黄州。

进士本来是凭借知识为资本成为一个法定的社会阶层的，谁料到进士集团居然倚仗知识来争权夺利，甚至运用知识来诬蔑构陷，致使知识沦为党争的工具。苏轼及其朋友后来也被称为朋党，列入“党人碑”，差一点就遗臭万年了。党争的局势，翻云覆雨，简直难以逆料。在这样的局势中，文坛上拉帮结派之风大兴，攻讦诬蔑之习流行，这又何足为怪呢？当知识依附于权势的时候，知识只能成为权势的工具，染上权势的恶习，这是知识的厄运。

注释

[1] 李德裕：《李文饶文集·外集》卷4，《四部丛刊初编》本。《周秦行纪》附见此文之后。

[2]有关韦瓘生平事迹，参见周腊生：《唐代状元韦瓘生平事迹辨证》，载《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4）。

[3]岑仲勉：《隋唐史》，438~4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4]傅璇琮：《李德裕年谱》，699页，济南，齐鲁书社，1984。

[5]参见周建国：《论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文学——兼评〈李德裕年谱〉》，载《文学遗产》，1987（3）。

[6]参见李肇：《唐国史补》，55~5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7]同上。

[8]王定保撰，姜汉椿校注：《唐摭言校注》，80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9]《柳宗元集·与顾十郎书》，8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10]《白居易集》，3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11]参见刘昫：《旧唐书·令狐峘传》，40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参见薛居正：《旧五代史·裴皞传》，1218~12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欧阳修：《新五代史·裴皞传》，6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13]李亢：《独异志》，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264册，455页。

[14]参见刘昫：《旧唐书·令狐楚传》，4460页。

[15]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994页。

[16]杜佑：《通典·职官》，北京，中华书局，1988。

[17]转引自李昉等：《太平广记》，40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18]参见董诰等：《全唐文》卷78；杨夔：《复宫阙后上执政书》，见《全唐文》卷866；唐僖宗：《乾符二年南郊赦》，见宋敏求辑：《唐大诏令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

[19]宋朝的官户是指品官之家﹐即一品至九品的官员之家。官僚的子孙以恩荫入仕﹐即使是低级小官﹐也算官户；而通过出钱或纳粟买官入仕者，则自正七品以上，才算官户。官户以外的全部人户，都称民户。陆游《老学庵笔记》卷4：“童贯平方寇时，受富民献遗。文臣曰‘上书可采’，武臣曰‘军前有劳’，并补官，仍许磨勘，封赠为官户。比事平，有司计之，凡四千七百人有奇。”陆游：《老学庵笔记》，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宋史·高宗纪八》：“（秋七月）辛亥，诏诸州守贰考各县丁籍，依年格收除。民间市物，官户、势家与编氓均科。”脱脱等：《宋史》，585~586页。

[20]范祖禹：《唐鉴》，见《丛书集成新编》，第114册，442页。

[21]王应麟：《困学纪闻》，165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2]刘昫：《旧唐书》，4519页。

[23]欧阳修：《新唐书》，52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24]卢仝：《玉泉子》，见《丛书集成新编》，第86册，210页。

[25]刘昫：《旧唐书·杨嗣复传》，4556页。

[26]刘昫：《旧唐书·杨虞卿传》，4563页。

[27]刘昫：《旧唐书·钱徽传》，4384~4386页。

[28]司马光：《资治通鉴》，78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29]刘昫：《旧唐书·武宗纪》，602页。

[30]参见司马光：《资治通鉴》，7883页。

[31]参见欧阳修：《新唐书·选举志》，1166页。

[32]欧阳修：《新唐书·柳仲郢传》，5021页；《新唐书·选举志》，1165页。

[33]关于牛、李党争的性质，参见胡如雷：《唐代牛李党争研究》，载《历史研究》，1979（6）；傅璇琮：《李德裕年谱》前言。本书专论朋党的构成方式与活动方式，故不详论“牛李党争”的性质。

[34]欧阳修：《新唐书》，5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