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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广联同志”,“讽议朝政”

——讲学集团与文学风貌


明末清初著名的戏剧家李玉(1602—1676)创作了一部《清忠谱》传奇,描写了东林党人周顺昌(1584—1626)反对太监魏忠贤(1568—1627)“阉党”的斗争。


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周顺昌告假在家,住在苏州衡门陋巷,过着清贫如洗的生活。这天,押解东林党人魏大中(1575—1625)进京的官船经过苏州,周顺昌毅然登船看望,还和魏大中结成儿女亲家。苏州巡抚毛一鹭和苏州织造李实,恬不知耻地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生祠落成这天,周顺昌特地前往,对着魏忠贤的塑像,慷慨激昂地数落阉党的滔天罪行。


为了这两件事,魏忠贤恼羞成怒,派东厂校尉来逮捕周顺昌。周顺昌意气昂然,从容就逮。消息传出,激起苏州人民的义愤。颜佩韦等五义士带头,动员了数万百姓,成群结队地到官府示威抗议。他们忍无可忍,冲进官府,殴打校尉,闹得满城风雨。


后来周顺昌被秘密押解到京师,受尽严刑拷打,不屈致死。五义士为了保全苏州全城,挺身赴难,英勇就义。


不久,熹宗去世,崇祯皇帝登基,魏忠贤被正法。苏州士民欣喜若狂,拆毁了魏忠贤的生祠,严惩阉党爪牙,将五义士重新安葬。周顺昌也得到朝廷的荣封褒赏。


这部作品是以晚明现实的朋党斗争为题材的,符合历史的真实,具有史剧的规模,凸显了晚明文人士大夫强烈而自觉的政治意识。


东林党是怎么形成的呢?柳诒徵(1880—1956)在《江苏书院志初稿》中说:


私人讲学之书院,赫然树一徽帜,风靡宇内,左右朝政,师儒行谊及讲习心性之微言,固足以独成学派。而其同志之进退存亡,昭然有关于天下之大,遂以书院之名,被政党之目,合宋元明清四代江苏书院衡之,盖无有过于东林书院者矣。[1]


晚明的东林党人,起初只是一种学术性的书院组织,继而形成思想上的学派,终而成为政治上的党派。从书院到学派到党派,东林党人始终秉持传统儒学以道统自居的文人士大夫品性,以之与当朝权势、黑暗政治抗争。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东林学案序》中,热情地讴歌东林党人:“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2]


嘉靖年间(1522—1566),南城泅石溪(今江西南城天井源乡罗坊村)人罗汝芳(1515—1588)提倡讲学结社,可以说是东林党人的先声。《明史·罗汝芳传》云:“除太湖知县,召诸生论学,公事多决于讲座。”[3]嘉靖三十二年(1553)罗汝芳进士及第,授太湖(今属安徽)知县,在任上立乡约,饰讲规,召集诸生讲学,公事多在讲席上办理。可知罗汝芳的讲学已非单纯讲论学术,而是染上某些政治色彩了。


东林党人赵南星(1550—1627)自述道:“余往者以为学在力行耳,何必讲也。”及至读了罗汝芳的著作以后,方才认识到:


讲学者,与师友切磋者也。道在天下,古今相传,彼此相授,不遇其人,虽读书穷年,不知其解。世之号为读书者,语之以尔即圣贤,皆不敢任,故其自待轻,自待轻则何所不为?居为地慝,仕为国蠹,从此生矣。[4]


可见讲学的明确指向,一是会合同志,穷究儒学道统;二是激劝人心,不至流为败类。


万历八年(1580),东林党领袖顾宪成(1550—1612)会试中式,组织了三元会,“日评骘时事,居然华衮斧钺一世”[5],这已有了明确的集团意识、组织方式和政治倾向了。万历十四年(1586)顾宪成在故乡无锡的泮宫讲学,“绅士听者云集”。正是在讲学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股与“庙堂”相颉颃的政治势力,标志着东林党的形成。据顾与沐《顾端文公年谱》卷上记载,万历十四年九月,顾宪成补吏部验封司主事,入都谒见王锡爵(1534—1614)。王曰:“君家居且久,亦知长安近来有一异事乎?”顾曰:“愿闻之。”王曰:“庙堂所是,外人必以为非;庙堂所非,外人必以为是。”顾曰:“又有一异事。”王曰:“何也?”顾曰:“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外人所非,庙堂必以为是。”二人相对抚掌大笑。[6]这里所说的“外人”,当然是隐指以顾宪成为首的在野势力。他们既足以与“庙堂”即在朝权势阶层分庭抗礼,那就显然不是凭借个人的力量,而是仰仗集团的力量。


同太学集团和进士集团的漫无统纪迥然而异,东林党作为一种讲学集团,具有相当明确的集团意识和极为严密的组织形式。


顾宪成明确地认识到,文人士大夫的合群结会是十分重要的,没有“群”就没有力量,有了“会”方为胜事。万历三十三年(1605)九月第二次东林大会,顾宪成作《丽泽衍》云:


自古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的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绝类离群孤立无与的学问。吾群一乡之善士讲习,即一乡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一乡矣;群一国之善士讲习,即一国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一国矣;群天下之善士讲习,即天下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天下矣。[7]


这是对文人合群的热情赞美,是对集会自由的坚决肯定,堪称讲学集团的宣言书。


万历二十六年(1598),顾宪成在惠泉与南浙诸同人讲学时,义正词严地宣称:


君子友天下之善士,况于一乡?我吴尽多君子,若能联属为一,相牵相引,接天地之善脉于无穷,岂非大胜事哉?此会之所由举也。


讲学集会,在于会合“善士”、“君子”即文人士大夫,形成一种“接天地之善脉于无穷”的文人集团,这岂不足以肩负“道统”以改良“政统”吗?


万历三十二年(1604)秋天,顾宪成罢官南归,与高攀龙(1562—1626)等东林党人在无锡建立了东林书院。他们的本意是要发扬宋代理学家杨时(1044—1130)的传统,“上承洛统,下开闽传”,“直接周、程之正统”,使“道脉”、“学脉”有所维系。[8]较之其他书院,东林书院更着意于“广联同志”,壮大阵营,顾宪成《东林会约》云:


善无方,与人为善亦欲其无方。今兹之会,近而邑之衿绅集焉,远而四方之尊宿名硕时惠临焉。其有向慕而来者,即草野之齐民,总角之童子,皆得环而听教,不拒也,所联属多矣。[9]


而且,东林书院有着更严密的组织形式。《东林会约》既是书院的章程,也是讲学集团的章程:“首列孔、颜、曾、思、孟,明统宗也;次《白鹿洞学规》,定法程也;申之以饬四要,辨二惑,崇九益,屏九损,卫道救时,周详恳到。”[10]《东林会约》并规定每年两大会,每月一小会,各三日,远近集者数百人。每次会议都有一定的仪式,既论学,又论政;既有主讲,又有问答;既坐而论道,又歌诗唱和。谔谔高士,济济一堂,其乐无穷。


东林党人的理想是要通过讲学,唤起人心,振作道统,以治国平天下。他们的座右铭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党人利用存在了数百年的书院形式,作为联络组织“同志”的场所,作为开展政治活动的阵地。他们在讲学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11]。如顾宪成“退居乡里,而遥执朝柄,进退海内士大夫”[12];邹元标(1551—1624)“居乡好言事,操月旦”[13];薛敷教(1554—1610)“慨然以天下自任,每从方山先生阅邸报,有不平,目眦欲裂”[14]。同时,一批在中央和地方任职的正直官吏如赵南星、冯从吾(1556—1627)、魏允贞(1542—1606)、李三才(?—1623)等,与之遥相应和。于是,作为学术团体的东林学派,逐渐扩大而形成一个政治派别。


东林党人“蹇谔自负,与政府每相持”[15],这不能不引起在朝权势阶层的忌恨与攻击。《明史·顾宪成传》载:“比宪成殁,攻者犹未止。凡救三才者,争辛亥京察者,卫国本者,发韩敬科场弊者,请行勘熊廷弼者,抗论张差梃击者,最后争移宫、红丸者,忤魏忠贤者,率指目为东林,抨击无虚日。”[16]黄宗羲《明儒学案·东林学案序》亦称:“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若是乎东林标榜,遍于域中,延于数世,东林何不幸而有是也,东林何幸而有是也!”[17]名高速谤,气盛招尤,最后在天启年间(1621—1627)魏忠贤专政时期,发生了惨绝人寰的东林党案,党人杀的杀,贬的贬,腥风血雨,遍布宇内。


东林起初乃一文人讲学集团,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声势煊赫的政治派别,海内文人士大夫闻风附响,推波助澜,形成一个庞大的朋党,以致酿成“党锢之祸”,这是东林创始者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始料未及的。然而,东林党人既然标榜讲学论政,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合群结会,并且慨然以“外人”(或“外论”)自负,凭借道统的自持傲视权势,指斥政府,那就势必形成危及统治秩序的政治集团,导致道统与政统的剧烈冲突。因此,东林党祸岂非势在必然?


东林讲学集团的出现,与前此以往的朋党不同,标志着文人士大夫自觉的政治意识的真正成熟。文人士大夫在大一统的专制社会里,唤醒了沉睡多年的先秦诸子学派的传统,明确地以“道”自任,并力图在政统之外,甚至是在政统之上,另建一个道统。这个道统,不仅是一种观念形态的存在,而且是一个集团组织的实体,也就是说,既是“外论”的代表,又是“外人”的结合,隐然与朝廷政治集团相抗衡。当然,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中,这种抗衡还不至于发展到推翻政府的地步,它只是起到监督政府、改革政府的作用。


因此,东林党人“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总是以清议自相标称的。万历三十八年(1610),以沈一贯(1531—1615)为首的浙党以及昆党、宣党,对巡抚凤阳诸府的李三才发动了总攻击,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却极力为李三才辩护。这一年八月照例有东林大会,有人以为“时局纷纷,此会不宜复举”,顾宪成却义无反顾地说:


吾辈持濂、洛、关、闽之清议,不持顾、厨、俊、及之清议也。大会只照旧为妥。世局无尝(常),吾道有尝(常),岂得以彼妇之口,遽易吾尝(常),作小家相哉?[18]


“八顾”、“八厨”、“八俊”、“八及”,乃东汉“党锢”事件中的著名人物;而濂、洛、关、闽,则为道学家的正统学派。在顾宪成心目中,东林党人的清议与东汉官僚太学集团的“公论”不同,与程朱理学倒是一脉相承的。东林书院不就是“直接周、程之正统”,东林之学不就是“以朱子为宗”吗?


在《上座师许相国》中,顾允成(1554—1670)说:“言路者,天下之公,非台省之私也。出于公则荡荡平平,出于私则傍蹊曲径。”[19]这就隐然以“天下之公”自居。在《以俟录·序》中,顾宪成也说:“至是非者,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无庸效市贾争言耳。”[20]天下之是非当听之天下,这一命题从抽象的意义上说,颇有近代公众舆论的民主色彩。


但在顾宪成等人看来,所谓“天下之是非”还是有一定标准的。这种标准,就是经明太祖朱元璋提倡过的程朱理学。何乔远(1558—1631)《名山藏》有言:“明兴,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见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为功令。士之防闲于道域而优游于德圃者,非朱氏之言不尊。”[21]程朱理学既是道统所在,又怎能不是“天下之是非”的最高标准呢?正因为东林党人孜孜矻矻地以维系程朱理学的道统为己任,所以他们才自认为代表了“天下之是非”的清议,而舆论也自然以东林“为清议所归”了。


在当时,东林党人以其正直的品格、进步的政见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赢得公众的普遍同情和支持。所以在明清之际,出现了数量极丰的反对魏忠贤暴政、歌颂东林党人的戏曲小说作品,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声势。戏曲剧本如范世彦(生卒年未详)的《磨忠记》、清啸生(生卒年未详)的《喜逢春》、盛于斯(生卒年未详)的《鸣冤记》、张岱(1597—1679)改编的《冰山记》、袁晋(1592—1674)的《玉符记》、李玉的《清忠谱》等,达20余种。[22]小说如《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警世阴阳梦》、《樵史通俗演义》、《梼杌闲评》等,褒忠斥奸,善恶昭彰。[23]


这些戏曲小说作品,一方面深刻而详尽地揭露了魏忠贤朋比为奸、窃柄擅政、诬害忠良、肆毒宫闱、擅立内操、假功冒爵、欺君误国等罄竹难书的罪恶。有的作品甚至不惜违背史实,把魏忠贤写成阴谋图叛的乱臣贼子,并让他在冥间受尽酷刑,堕为畜类,永世不得翻身。另一方面,这些戏曲小说作品热情地歌颂了杨涟(1572—1625)、左光斗(1575—1625)、周顺昌等东林君子不避权奸、刚正不阿的高贵品质,并对他们的悲惨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哀悼。要之,这些戏曲小说作品在总的思想倾向和精神实质上,代表着东林党人的政治观点和社会思想,是东林党人政治斗争的辅翼,实际上成为晚明朝野党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反对权奸,反对暴政,是明清之际时代精神的表征。东林党人正是以这种时代精神为思想核心的。顾宪成《自反录》道:


与其取征于缙绅之口,不若取征于细民之口;与其取征于长安之人,不若取征于地方之人……将长安有公论,地方无公论耶?抑缙绅之风闻是实录,细民之口碑是虚饰耶?[24]


他的目光是朝下的,他的双足是站在“细民”和“地方”的坚实土壤上的。正因为如此,东林党人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民心,代表了民意,至少他们自己是这样认为的,而当时的舆论也是这样导向的。张岱《冰山记》传奇上演时,盛况空前,万众沸腾,声势浩大,不就是极好的例证吗?[25]


然而,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天启年间以魏忠贤为首的邪党,也恰恰是祭起纲常名教法典,以渎君乱政、贪赃枉法的罪名,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的。虽说“世事无常,吾道有常”,但又要看哪一派权势唯“道”是用了。说穿了,不过是有权即有“道”,无权即无“道”,有权即为正宗,无权即为邪宗。“道”都是一个“道”,在晚明时期无非都是程朱理学之“道”、纲常名教之“道”,然而是非臧否的对象,却以掌握权势者为转移。道统在本质上就是为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服务的,又怎能独立于政统之外,甚至凌驾乎政统之上呢?政局翻云覆雨,道统又怎能不随时易主呢?


正是有见于此,顾炎武在清初方才主张在传统的道统之外,还须另有清议的存在,这种清议实质上是一种舆论监督的民主政治形式。他说:


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26]


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27];那么,与之相反,天下无道,庶人自然就可以“议”,而且必须“议”,以公正的舆论制约朝廷的行政。可见,顾炎武所说的清议,乃是东林党人的清议的发展:干脆抛掉道统的标榜,而明确无二地以民心、民意为基础。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代思想向近代思想演进的轨迹。


注释


[1]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见《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第四年刊》,南京,南京龙蟠里国学图书馆,1931。


[2]黄宗羲:《明儒学案·东林学案·序》,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8册,727页。


[3]张廷玉等:《明史》,7275页。


[4]赵南星:《刻罗近溪先生语录抄序》,见其《赵忠毅公诗文集》,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8册,154~155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5]顾与沐记略,顾枢编,顾贞观订补:《顾端文公年谱》,见《续修四库全书》,第553册,372~373页。


[6]黄宗羲《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亦载此事,唯“庙堂”作“内阁”,“外人”作“外论”。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8册,730页。又,王锡爵《萧念渠巡抚》也说:“讲学之论如此,执法之论如彼,朝堂自相聚讼,至今日而极矣。”见其《王文肃公牍草》,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冯时敏刻本,卷8。


[7]转引自顾与沐记略,顾枢编,顾贞观订补:《顾端文公年谱》,393页。


[8]参见顾宪成:《请复东林书院公启》,见顾与沐记略,顾枢编,顾贞观订补:《顾端文公年谱》,393页。


[9]顾宪成:《东林会约·九益》,见其《顾端文公遗书》,见《续修四库全书》,第943册,350页。


[10]高嵀等辑:《东林书院志》,见《续修四库全书》,第721册,32页。


[11]张廷玉等:《明史·顾宪成传》,6033页。


[12]方苞:《书杨维斗先生传后》,见《方苞集》,12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3]谈迁:《枣林杂俎》,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134~1135册,825页。


[14]高攀龙:《薛敷教墓志铭》,见高嵀等辑:《东林书院志》,123页。


[15]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北京,中华书局,1977。


[16]张廷玉等:《明史·顾宪成传》,6034页。


[17]黄宗羲:《明儒学案·东林学案序》,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8册,726页。


[18]转引自顾与沐记略,顾枢编,顾贞观订补:《顾端文公年谱》,403页。


[19]顾允成:《上座师许相国》,见其《小辨斋偶存》卷5,见《丛书集成续编》,第147册,70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20]顾宪成:《以俟录序》,见顾与沐记略,顾枢编,顾贞观订补:《顾端文公年谱》,403页。


[21]何乔远:《名山藏》,514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2]参见郭英德:《明清传奇史》,302~308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23]参见陈大康:《明代小说史》,580~60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24]顾宪成:《自反录》,见其《顾端文公遗书》,350页。


[25]张岱《陶庵梦忆·冰山记》载:“魏珰败,好事者作传奇十数本,多失实,余为删改之,仍名《冰山》。城隍庙扬台,观者数万人,台址鳞比,挤至大门外。一人上,白曰:‘某杨涟。’囗囗谇:‘杨涟!杨涟!’声达外,如潮涌,人人皆如之。杖范元白,逼死裕妃,怒气忿涌,噤断嚄唶。至颜佩韦击杀缇骑,嘄呼跳蹴,汹汹崩屋。”张岱:《陶庵梦忆》,15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26]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766页。


[27]《论语·季氏》:“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25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