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东汉后期，宦官专政，外戚擅权，国家政治危机十分深重。直至末年“党锢之祸”大炽，“天下善士”多被蔓延牵入“党锢”之中。于是不少文人学者，如王符（85？—163？）、仲长统（179—220）、荀悦（148—209）、崔寔（约103—约170）等，往往著书立说，指摘时弊，议论时政，文风多带有清议的特质。

王符性格耿介，不务游宦，难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议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擿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17]。在《潜夫论》中，王符痛切地指责豪门世族、门阀制度，认为“以族举德，以位命贤”是不合理的，提出“君子未必富贵，小人未必贫贱”的观点。

仲长统性格倜傥，敢于直言，“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18]。《昌言》中有反图谶迷信的文章，有论述现实政治的文章，也有抨击外戚宦官之祸的文章。在分析末世风气时，仲长统看到了“乱世长而化世短”，君子不免“镇压之祸”；看到了君子一到“清世”，又不免“入于矫枉过正之检”。这样，“清世”未能持久，又将入于“衰乱之时”。于是奸人就永远得到福利，而善士则永远不免罪辜。人尚“智巧”，不讲“修洁”，士风日下，岂可救药？而这种恶果的产生，“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昌言》的笔锋直指皇帝，措辞锋芒毕露，不稍假借。

此外，荀悦畅论“游侠”、“游说”和“游行”，指出：“此三游者，乱之所由生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失先王之所慎也。”从而对汉末朋比党同之风痛下针砭。[19]崔寔在《政论》中，大胆揭露贫富不均的现实，并迂腐地归罪于废井田，等等。这些政论文章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但都表现出指责时弊、暴露现实矛盾的共同倾向。

唐代“牛李党争”之中、之后的诗文创作，也大多围绕一些重大的政治时事问题，或议政、论政、干政，或反映社会现实，发表政治见解。

如元稹（779—831）既非牛党，也非李党，但他的一些政治主张却与李德裕相近。在起草贬令狐楚为衡州刺史的制词中，他指责令狐楚在元和时“密隳讨伐之谋，潜附奸邪之党”，说令狐楚附和时相李逢吉（758—835），阻挠对淮西用兵，又巴结权臣皇甫镈，排斥裴度等贤臣。[20]后来他又起草诏令，指斥李宗闵等人把持科场，为贵要子弟考取进士而向主考官通关节，走门路。这一诏令使李宗闵等人切齿痛恨。

晚唐时的许多重大政治问题，如抑制藩镇割据、抗击回纥侵扰、整顿吏治、加强国力等，都在杜牧（803—852）和李商隐（813—858）的诗文中得到了表现。杜牧的文章往往切合当世之务，有所为而发，具有强烈的针对性。他在《上知己文章启》中说：

伏以元和功德，凡人尽当歌咏纪叙之，故作《燕将录》。往年吊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自艰难来始，卒伍佣役辈，多据兵为天子诸侯，故作《原十六卫》。诸侯或恃功不识古道，以至于反侧叛乱，故作《与刘司徒书》。处士之名，即古之巢、由、伊、吕辈，近者往往自名之，故作《送薛处士序》。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有庐终南山下，尝有耕田著书志，故作《望故园赋》。虽未能深窥古人，得与揖让笑言，亦或的的分其状貌矣。[21]

杜牧尤善论兵，如《罪言》、《战论》、《守论》、《原十六卫》等文章，分析强藩盘踞的政治局势，揭露当时在政治、经济、统军等方面的积弊，提出对抗强藩的有效措施，要求朝廷革新朝政、加强实力、建立威权。这些文章横览天下，纵观古今，揣摩事理，议论侃侃，剖析详明，兼有政治家的明晰、文人的意气和策士的雄辩。此外，如《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一文，铺衍、揭露佛教的罪恶本质，指出奉佛祈福，无异于纵容作恶，“权归于佛，买福卖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22]，见解颇为精辟；《阿房宫赋》一文，援古论今，讽刺唐敬宗大起宫室、荼毒百姓之举，以华饰之笔抒悲慨之音，笔势健举，风神挺拔。凡此等等，都可以看出杜牧关心现实，干预时政，以文章议论“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23]，积极而自觉地以天下为己任。因此，杜牧在“牛李党争”中依违翻覆，会昌时颂扬李德裕政绩，大中时转而对迭遭贬谪的李德裕加以诋毁。这也许是他用世的政治意识的一种畸形表现，大可不必厚非。

李商隐也是一位具有强烈现实意识的文学家。在《安定城楼》一诗中，他抒发了对晚唐国运的关心以及在政治事业上的远大抱负。诗云：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24]

这里既表达了旋乾转坤的雄伟志向，又流露出对功名的轻蔑和对猜忌者的指斥。

李商隐本来就十分关心政治。太和九年（835）甘露事变中，宦官杀死宰相王涯等几千人，李商隐写了《有感二首》和《重有感》三首诗作，毅然呼吁诛讨宦官：“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25]他还写了《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描写了田地荒芜、人民死亡的社会现实，提出仁政任贤的主张，指出政治的理乱“在人不在天”[26]。

后来李商隐处身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中，坎终生，但却从未淡忘这种现实意识，也从未消泯他的政治豪情。他反对宦官专权、藩镇割据，主张抗击回纥的侵扰，在思想倾向上与李德裕相近。所以当宣宗即位后，牛党得势，李德裕接连被贬，在李党处于无可挽回的失败的情势下，李商隐却写诗作文，为李德裕辩诬申冤，表现了明确的政治是非观。在李商隐看来，党争是一回事，朝政又是另一回事，怎么可以由于党争而颠倒朝政呢？这不仅表现了李商隐坚持正义、追求理想的品质，也表现了他积极的政治主张和自觉的参政意识。

晚唐文学的现实精神，在皮日休（834？—902后）、陆龟蒙（？—约881）、聂夷中（837—？）、杜荀鹤（846—904）、罗隐（833—909）等作家的诗文创作中，有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皮日休的《正乐府十篇》、《三羞诗》，聂夷中的《伤田家》，杜荀鹤的《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山中寡妇》、《再经胡城县》等诗歌，都是“言论关时务，篇章见《国风》”[27]的篇章。同样地，晚唐的小品文也充满了尖锐的讽刺力量，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指出：“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铓。”[28]

总之，激烈的朋党之争促成了文学风貌向现实性与政治性转变，这恐怕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宋诗好议论，具有比唐诗更为鲜明的现实精神和政治品格，难道同两宋时期此起彼伏的朋党之争没有关系吗？明清之际，不仅时事剧、时事小说蔚然而兴，时事诗、记传散文、政论散文也十分发达，整个文坛求实之风大盛，较之晚明浪漫思潮，文学风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难道同明季激烈的党争毫无关系吗？当然，现实性与政治性的文学风貌，归根结底是混乱的社会、黑暗的政治和动荡的现实的产物，而朋党之争不正是同社会政治矛盾的激化互为表里的吗？

在社会混乱、政治黑暗、现实动荡的时代里，文学是无法超然于世外的，它只能以积极的态度和活跃的身姿，投入现实政治之中，让现实的风雨和政治的雷电激发自身的所有潜能，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注释

[1]《论语·卫灵公》，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2518页。《论语·为政》亦云：“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2462页。朱熹《论语集注》：“君子小人所为不同，如阴阳昼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则在公私之际，毫厘之差耳。”

[2]李绛：《对宪宗论朋党》，见董诰等：《全唐文》，6526~6527页。

[3]转引自司马光：《资治通鉴》，7757页。

[4]参见脱脱等：《宋史·胡宗愈传》，10370页。

[5]张廷玉等：《明史·魏忠贤传》，7818页。

[6]王夫之：《读通鉴论》，2021页。

[7]同上书，2094页。

[8]参见《国语·周语上》，9~10页。

[9]参见科塞著，孙立平等译：《社会冲突的功能》，33页。

[10]史可法：《请饬禁门户疏》，见其《史忠正集》，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387册，184页。

[11]夏允彝：《幸存录·门户大略》，见《续修四库全书》，第440册，531页。

[12]王夫之：《读通鉴论》，1707页。

[13]张廷玉等：《明史·崔景荣传赞》，6616页。

[14]夏允彝：《幸存录·门户大略》，533页。

[15]王世德：《崇祯遗录》卷首《叙》，见《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72册，2页。

[16]曹雪芹：《红楼梦》，118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17]范晔：《后汉书·王符传》，1630页。

[18]范晔：《后汉书·仲长统传》，1646页。

[19]参见荀悦：《前汉纪》，《四部丛刊初编》本，卷10。

[20]参见刘昫：《旧唐书·令狐楚传》，4461页。

[21]杜牧：《樊川文集》，24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2]杜牧：《樊川文集》，15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3]杜牧：《上李中丞书》，见其《樊川文集》，183页。

[24]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2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25]同上书，108~124页。

[26]同上书，232~235页。

[27]杜荀鹤：《秋日山中寄李处士》，见其《唐风集》卷1，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3册。

[28]鲁迅：《小品文的危机》，见《鲁迅全集》，第4卷，5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