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清楚地说明，文社兴盛的主要社会原因，就是文人士子研习八股时艺、谋取科举功名的迫切需要。

正因为如此，文社的活动宗旨，在理论上以讲明程朱理学为标榜。程朱理学乃科举八股之本，舍却此道，功名何求？如赵南星倡立正心会，专研经义，以“发明吾儒之道”，“是故名其会曰正心，盖窃取孟子拒杨墨之意”[28]。瞿纯仁结拂水山房社，“创为一家言，以清言名理相矜尚”，而瞿汝说“尤以清深雅则，为一世所宗”[29]。

在实践上，文社则以揣摩时文、精研八股著称，所以它对文人士子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如应社初起，本来只重时文，张溥、张采等人，分主五经文字之选，所以有“五经应社”之称。几社之起也是如此，杜登春《社事始末》载：杜麐趾与夏允彝商量道：“我两人老困公车，不得一二时髦新采，共为熏陶，恐举业无动人处。”于是敦请文会，“并与讲明声应气求大法旨，情谊感孚，比亲兄弟”[30]，于是有几社六子之数。

文社学习时艺，揣摩风气，在科举考试中果然颇有实效。如陈际泰《豫章大社序》云：“先是诸生中，有合豫章大社者，而严其人。每郡推一人为祭酒，有佚入者比于盗地以下敌之罚。既而公所选士，大都皆其推为祭酒之人，所脱者十才二三耳。”[31]艾南英（1583—1646）《国门广因社序》称：“戊辰（按，崇祯元年，1628）春，会稽徐介眉、蕲州顾重光、宜兴吴圣邻，纠合四方之士聚辇下者，订定因社。是年，社中得曹允大（按，即曹勋）为礼部第一人。庚午年［按，崇祯三年(1630）］末之试，旧社皆集，乃复寻盟而增之为广因社，于是中礼部试者复六人。”[32]

由于一些著名的文社成为博取科举功名的舟楫，所以社中人一旦科举高中，文人士子往往争相拜访，纷纷入社。陆世仪《复社纪略》卷2云：“初会场报至，娄（吴）伟业以（张）溥门人，联第会元、鼎甲，钦赐归娶，天下荣之。远近谓士子出天如（按，张溥字天如）门者必速售，大江南北，群相争传以为然。以溥尚在京师，不及亲炙，相率过娄，造庭陈币，南向设位，四叩，定师弟礼，谓之遥拜，浼掌籍者，登名社录，人人得意而去。比溥告假归，途中鷁首所至，挟策者无虚日。及抵里，四远学徒，群聚萃止。”[33]这样的文社，又怎能不带有强烈的实用功利目的呢？

当然也有一些不求科举功名，专以读书作文为务的文社，如明末杭州的读书社。丁奇遇《读书社约》云：“社曷不以文命而以读书命？子舆氏所称文会，正读书也。今人止以操觚为会，是犹猎社田而忘简赋，食社饭而忘粢盛，本之不治，其能兴乎？”所以其社约有四条：一定读书之志，二严读书之功，三征读书之言，四治读书之心。而其大端曰“养节气，审心地”[34]。这在明末文社中可谓别开生面。

四、政治会社

诗社与文社有着一点根本的不同，即诗社多是非功利性的，而文社则多是功利性的。正由其功利性，文社极易向政治会社转化，积极地干预政治。当诗社发达之时，文人士大夫躲在象牙塔里，不问世事，不谈政治，至如明代的西湖八社及怡老会等，更以谈俗务为禁，所以无关于政局。至于文社发达，入社之人的动机本就是谋求功名之门，于是就很自然地会卷入政治风波，“以文会友”的本色渐渐消退，而“以友辅仁”的宗旨愈益张扬，于是文社就不由自主地汇入政争与党争之中了。尤其是在明代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政治问题异常敏感，国难当头，文人士子们怎么能够沉溺于吟诗作文而不问世事呢？

明季的政治会社自应以复社为代表。

最初的复社，在天启年间由吴翻等人发起，它是在吴江（今属江苏）县令熊开元（1599—1676）的奖掖下，集合诸生，讲艺会文的文社组织。后来吴翻“思合天下英才之文甄综之”，就自出盘缠，让孙淳四处联络，“渡淮、泗，历齐、鲁以达于京师。贤士大夫必审择而定衿契，然后进之于社”。于是举凡应社、匡社、几社、闻社、南社、则社、席社等，大会诸吴郡，尽合于复社，声势始壮。[35]

复社之所以能集诸社之大成，张溥调剂于各社之间，最为关键。于是有崇祯二年（1629）的尹山大会，崇祯三年（1630）的金陵大会，崇祯六年（1633）的虎丘大会。虎丘大会时，“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典庖司醖，辇载泽量，往来丝织。游人聚观者，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未尝有也。宴会之明日，互相通名，笺刺一时盈满笥箧。比别祖道，百里不绝。其时与会者，争以复社命名，列诸牌额”[36]。这样的盛举，不仅在明代，在整个中国古代都是空前绝后的。

复社初立，张溥在尹山大会上宣布宗旨，曰：

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侩目，几悻弋获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于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

又申盟词曰：

毋从非彝，毋读非圣书，毋违老成人。毋矜己长，毋形彼短。毋巧言乱政，毋干进辱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谏，大则摈勿与。约既布，天下皆遵而守之。[37]

张溥又在各郡邑中，推择一人为长，司纠弹要约，往来传置。这真是一个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文人社团。

复社组织既如此庞大，声气又如此广通，于是读书会文之社，一变而为交势求利之场。陆世仪《复社纪略》卷2云：

（张）溥亦颇以阙里（按，指孔子）自拟。于是好事者，遂指溥友人赵自新、王家颖、张谊、蔡伸为“四配”，门人吕云孚、周肇、吴伟业、孙以敬、金达盛、许焕、周群、许国杰、穆云桂、胡鼒为“十哲”，溥之昆弟十人张濬、张源、张王治、张樽、张涟、张泳、张质先、张、张涛、张京应为“十常侍”。又有诸生依托门下，效奔走、展财币者，若黄、若曹、若陈、若赵、若陶，则名“五狗”。而溥奖进门弟子，亦不遗余力。每岁科两试，多方引掖，有公荐，有转荐，有独荐……自此为子弟者，争欲入社，为父兄者，亦莫不乐其子弟入社。迨至附丽者久，应求日广，才隽有文、倜傥非常之士，虽入网罗，而嗜名躁进、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窜入于其中矣。[38]

复社流品既如此之杂，而标榜又如此之盛，所以初旨曰“毋巧言”，终究不免巧言，曰“毋干进”，亦不免干进，曰“毋乱政”，则亦已乱政。由复兴古学，到经世致用，再进而干预政治，复社就成为一个政治会社，为异己者所嫉恨了。

这样一来，复社渐渐有了鲜明的政治色彩，成为东林党的后继者了，人们称之为“小东林”，而复社中人也以“昌明泾阳之学，振起东林之绪”[39]相标榜。《明史·张溥传》云：“（张溥）交游日广，声气通朝右。所品题甲乙，颇能为荣辱。诸奔走附丽者，辄自矜曰：‘吾以嗣东林也。’执政大僚，由此恶之。”[40]黄宗羲《刘瑞当先生墓志铭》记述崇祯间复社“网罗天下之士”的政治活动，道：“其间模楷之人，文章足以追古作，议论足以卫名教，裁量人物，讥刺得失，执政闻而意忌之，以为东林之似续也。”[41]万斯同《送沈公厚南还序》也说：“明之末造，江南复社大盛，海内名士无不入其中……一时声气翕集，往往訾毁时政，裁量公卿。以故岩廊之上，亦避其讽议。”[42]

例如，《复社纪略》所称张溥、张采驱逐魏忠贤余党顾秉谦的檄文，脍炙人口；所记张溥令门人驱逐吴郡司理周之夔的事实，也是与东林人士同一立场的。其后吴应箕、陈贞慧等的《留都防乱公揭》之作，更由于东林被难诸公之遗孤听说魏阉余党阮大铖欲对他们不利，因此大会同难兄弟于桃叶渡，作此揭文，以申讨阮大铖。

正由于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所以复社诸人的结局往往十分悲惨。张采曾被奸人用大锥乱刺，周镳曾被马士英诬陷下狱赐死，周铨为惩治上虞土豪陈某被诬陷贬官。到最后，陈贞慧入狱，吴应箕亡命，侯方域也出走，复社中人，凋零殆尽。凭这些文人士子的微薄之力，又怎能同炙手可热的权势者流相抗衡呢？南明时，安徽桐城人方以智（1611—1671）的弟弟方其义（1620—1649），曾作《党祸》一诗，对邪恶势焰、正气不张的时事深致慨叹：

北都既陷贼，南都新立帝。宵人忽柄用，朝野皆短气。魑魅登庙廷，欲尽杀善类。忤者立齑粉，媚者动高位。麒麟逢商，豺虎遂得势。手翻钦定案，半壁肆罗织。萧遘反被诬，赵鼎亦受詈。直以门户故，忠邪竟倒置。可怜士君子，狼狈窜无地。我家为世仇，甘心何足异。冤死不必悲，所悲在国事。先帝儿难保，我辈合当毙。仰首视白日，吞声一洒泪。[43]

志士冤死，国家涂炭，文人士子只能同掬一腔热泪而已！

注释

[1]本节所引用的材料，主要参见郭绍虞：《明代文人结社年表》、《明代的文人集团》，载《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黄志民：《明人诗社渊源考》，载台湾《中华学苑》，1962（11）。

[2] 参见张廷玉等：《明史·林鸿传》，7337页。

[3]高启：《高太史凫藻集·送唐处敬序》，《四部丛刊初编》本，卷2。

[4] 九龙真逸（陈伯陶）辑：《胜朝粤东遗民录·欧主遇传》，见《丛书集成续编》，第253册，567页。

[5]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558页。

[6] 黄佐：《翰林记》，见《丛书集成新编》，第30册，481页。

[7]祝时泰辑：《西湖八社诗帖》，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15册，597页。

[8]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1715页。

[9] 陈田：《明诗纪事》，190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0] 参见梁有誉：《兰汀存稿》，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348册，681~682页。

[11] 高启：《高太史凫藻集》卷2。

[12] 参见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1715页。

[13]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金附社集诸人》，462页。

[14] 周亮工：《因树屋书影》，5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5] 朱孟震：《河上楮谈·停云小志》，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4册，648页。

[16] 戚学标辑：《三台诗录》，清嘉庆元年（1796）刻本。

[17] 张廷玉等：《明史·陈亮传》，7338页。

[18]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14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19] 吴庆坻等：《杭州府志》，民国十一年（1922）铅印本，卷173。

[20] 李邺嗣：《甬上耆旧诗》卷5，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4册。

[21] 参见朱彝尊：《静志居诗话》，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