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流派的形成

文学流派的正式形成，当在中唐至北宋时期。

中唐文坛的一个特殊现象，就是自觉结合的文人集团的出现。当时在文体革新的浪潮之中，产生了三大文学集团，即以韩愈为首的韩门弟子集团，以柳宗元、刘禹锡为代表的柳刘集团，和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元白集团。文人集团内部的文学活动十分频繁，朋友高会，酬唱赋诗，竞为新奇，务相喜可，蔚然成风。这些集团虽然没有后来的文学宗派或文人结社那种固定的形式、明确的纲领和有组织的活动，但其成员由于在社会地位、政治观点、文学倾向等方面的相似，结成了亲密的关系，互相支持，互相影响，实际上成为一种不太固定、比较松散的文学群体。

以韩愈为中心的文学群体，旧称“韩门弟子”，包括欧阳詹、李观、张籍、李翱、李汉、皇甫湜、沈亚之、樊宗师等。他们都是一些出身地位较低、仕途不甚顺达的“文章之士”。他们在思想上尊儒重道，在文学上崇尚复古，于是在古文运动的旗帜下集结起来。李翱《韩文公行状》云：“自贞元末以至于兹，后进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公以为法。”[1]说的就是这个文学集团。这个文学集团中，欧阳詹与李观是韩愈的同年进士，时人称之为“同道而相上下者”[2]；其余诸人则都从游于韩愈门下，成为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的积极实践者和热情鼓吹者。

柳宗元和刘禹锡等人结成的文人集团，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永贞革新前后在政坛上颇为活跃，所以他们的文学活动与政治斗争的关系较为密切。“文者以明道”[3]，“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4]，既是他们明确的文学理论主张，也是他们信守的文学创作准则。

至于白居易和元稹则共同倡导了“新乐府运动”，参加者还有李绅、张籍、王建等人。他们大量地创作新乐府诗，用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5]，著称于世。“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6]，成为他们共同的文学创作旗帜。与韩门弟子集团相比较，他们的文学创作更多地追求感时抒事、褒贬讽喻，在艺术上也力求通俗易懂、浅切晓畅。

中唐以后，不仅实体性的文人集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风格划分流派的尝试也更为进步了。唐末张为撰《诗人主客图》，以诗歌风格为标准，列白居易、孟云卿、李益、孟郊、鲍溶、武元衡等六人为“主”，门下各有“上及室”、“入室”、“升堂”、“及门”等不同等第的“客”若干人。[7]这种区判诗风、考铨流别的方法，显然继承了钟嵘《诗品》的传统。张为专论中晚唐诗人，力图从风格入手划分流派，实开后世文学流派理论之先声，所以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22《唐诗主客图》解题说：“近世诗派之说殆出于此。”[8]清人李调元《主客图序》也说：“宋人诗派之说，实本于此。”[9]

同时，以某一种风格情调和创作倾向为标准选录作品，结集刊行，也在中唐以后兴起。如殷璠的《河岳英灵集》，主要收清雅幽远之诗，后人视之为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王孟诗派的选集。元结的《箧中集》，收录沈千运等“无禄位”、“久贫贱”者的悲苦怨愤之作。五代后蜀赵承祚编《花间集》，专收秾艳香软之作，后人称作“花间词派”。宋初杨亿编《西昆酬唱集》，收录杨亿、钱惟演等15位宫廷诗人“更迭唱和，互相切劘”之作，诗风以浮华侈丽见长，史称“西昆诗派”。这些作品选集在某种意义上堪称流派作品集，尤其是《花间》、《西昆》二集，既凸显了鲜明的文学风格，又奠基于某一作家群体，表现出风格与群体的融汇合一，难怪后世即以之为流派代称了。但就《花间》、《西昆》本身而言，在当时只被视为一“体”——一种风格。欧阳修《六一诗话》称：

杨大年（按，即杨亿）与钱（按，即钱惟演）、刘（按，即刘筠）数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10]

可为明证。在文学史上，理论的总结总是滞后于创作的实践，于此可见一斑。

其实，流派的概念在北宋以前仍然是风格源流的意思。韩愈《荐士》诗云：“五言出汉时，苏李首更号。东都渐弥漫，派别百川导。建安能者七，卓荦变风操。”[11]他首次将“派别”的概念用于文学评论，意指五言诗的流别、分支。北宋时狄遵度《杜甫赞》曰：

先生甫名，其字子美。其祖审言，当景龙际，以诗自名，高视一世。逮子美生，其作愈伟。少而不羁，跌宕徙倚。大章短篇，纯乎首尾。诗派之别，源远乎哉！波流沄沄，乃自我回。[12]

“诗派”二字，始见于此。但狄氏所谓“诗派”，仍是源流的意思。宋人论文学，好辨文体及源流。如王安石论文章，主张“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黄庭坚《书王元之竹楼记后》云：“荆公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13]；真德秀论文，要求学者辨识文章源流之正[14]，等等。所以流派之说，渐为论者所注目；流派之别，也渐为作者所自诩。

文学流派的真正成熟，当以江西诗派为标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5云：“诗派之说本出于吕居仁，前辈多有异论，观者当自得之。”[15]清厉鹗《查莲坡蔗塘未定稿序》亦云：“自吕紫微作江西诗派，谢皋羽序睦州诗派，而诗于是乎有派。然犹后人瓣香所在，强为胪列耳，在诸公当日未尝龂龂然以派自居也。”[16]二者都指明文学流派始于吕本中定江西诗派。

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4），“山谷体”业已形成。[17]黄庭坚对当时诗人具有多方面的典范作用：他的诗歌成就，鲜明地体现了宋代诗坛的审美风范；他的作诗方法，讲究字斟句酌，法度井然，便于他人仿效；他的诗论有的放矢，有法可依。于是黄庭坚便受到众多青年诗人的拥戴追随。如陈师道自称：

仆于诗，初无师法，然少好之，老而不厌，数以千计。及一见黄豫章，尽焚其稿而学焉。豫章以谓，譬之弈焉，弟子高师一着，仅能及之，争先则后矣。仆之诗，豫章之诗也。[18]

不少诗人或由学苏转而学黄，或同师苏、黄，如潘大临（？—1109）、李彭（生卒年未详）、韩驹（？—1135）、王直方（1069—1109）等。孙觌说：“元祐中，豫章黄鲁直独以诗鸣，当是时，江右人学诗者皆自黄氏。”[19]大批诗人更是直接学习黄庭坚，经黄庭坚亲自指导的学生有三洪（洪朋、洪刍、洪炎）、徐俯（1075—1140）、高荷（生卒年未详）等人。许多人虽未亲炙黄庭坚，也通过各种方式学到黄庭坚的诗法。如饶节（1065—1129）、谢逸（？—1113）等人，通过与王直方、徐俯交游，组成不定期的诗社探讨诗法。到徽宗崇宁四年（1105）黄庭坚去世，以黄庭坚为核心的诗歌流派已逐渐形成。

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左右，吕本中根据个人的交游及耳闻目见，编《江西诗社宗派图》吕[20]，列黄庭坚为“宗派之祖”，下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韩驹等25人，“谓其源流皆出豫章也”[21]，江西诗派便由此得名。江西诗派成员大多受到黄庭坚直接或间接的指点，他们的诗歌创作也或深或浅地受到黄诗的影响，所以在题材取向和风格倾向上都比较接近。江西诗派延续到南宋前期，吕本中、曾幾（1084—1166）、陈与义等人也被看作诗派中人。到了宋末，方回更把杜甫尊为江西诗派之“祖”，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称为诗派之“宗”，提出“一祖三宗”之说。[22]

在横向上，江西诗派贯穿了文学风格与文人群体，诗派的成员师承关系甚密，诗风大体一致，构成一个严谨的文学集团。更值得注意的是，江西诗派标举了共同的文学理论主张，黄庭坚独创“学杜”、“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去陈反俗”、好奇尚硬等理论主张，陈师道在《后山诗话》、吕本中在《江西诗社宗派图序》和《紫薇诗话》中均加以阐释和发挥。这些理论主张，既是江西诗派创作实践的总结，也是他们创作实践的指南。

江西诗派在南宋诗坛影响甚大，南宋并称“中兴四大诗人”的杨万里、陆游、范成大、尤袤，以及陈造、姜夔、戴复古、刘克庄、刘辰翁、方回等，无不沾其丽泽。清人朱彝尊《重锓裘司直诗集序》指出：“宋自汴梁南渡，学者多以黄鲁直为宗……盖终宋之世，诗集流传于今，惟江西最盛云。”[23]然而在中国文学史上更值得重视的是，江西诗派树立了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的典范，沾被后世，非一代也。

首先，江西诗派是第一个以地域称名的文学流派。因其盟主黄庭坚是江西豫章人，故名诗派为“江西”，至于其成员则不一定必是江西人。

此后，以地域称名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的主要得名方式。如明初诗歌派别即以地域分野，有吴、越、江右、闽、粤五派，胡应麟《诗薮·续编》卷1云：

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按，即高启），越诗派昉刘伯温（按，即刘基），闽诗派昉林子羽（按，即林鸿），岭南诗派昉于孙蒉仲衍，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先驱当代，第格不甚高，体不甚大耳。[24]

明后期，有以公安（今属湖北）“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以竟陵（今属湖北）人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明季清初常熟（今属江苏）钱谦益等人开虞山诗派，张鸿辑《常熟二冯先生集》，其跋曰：

启、祯之间，虞山文学蔚然称盛。蒙叟（按，即钱谦益）、稼轩（按，即瞿式耜）赫奕眉目，冯氏兄弟（按，即冯舒、冯班）奔走疏附，允称健者。祖少陵（按，即杜甫），宗玉谿（按，即李商隐），张皇西昆（按，指宋初西昆诗派），隐然立虞山学派，二先生之力也。[25]

这诚为一时实录。此外，词有云间词派、常州词派、浙西词派，文有桐城派、阳湖派，戏曲有吴江派、苏州派，绘画有浙派、吴派、虞山派、扬州派，如此等等，皆以地域得名。江西诗派创举之功，实不可没。

其次，江西诗派是第一个既有明确的文学纲领和理论主张，又有相应的组织形式的文学流派。

江西诗派原称江西诗社或江西社，如陆九渊《与程帅》云：“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包含欲无外，搜抉欲无秘，体制通古今，思致极幽眇，贯穿驰骋，工力精到。一时如陈、徐、韩、吕、三洪、二谢之流，翕然宗之。由是江西遂以诗社名天下。”[26]周必大《跋杨廷秀赠族人复字道卿诗》：“江西诗社，山谷（按，指黄庭坚）实主夏盟，后四方人材如林，今以数计，未为多也。”[27]皆为例证。

如本书前章所述，“社”在宋代，已经成为正式的社会基层结构，构成某一社会群体的生活区域、生存环境与活动关系。北宋仁宗以后，民间社集兴盛，凡生活中同声相求、同类相聚者，几乎都有社集。因此，吕本中即借用社的组织结构方式，来维系江西诸贤。虽然这仅仅是观念的社集，而不是实际的会聚，表现出文学流派的初级形态；但是，用诗社作为诗派的组织结构方式，却显示了当时文人的一种强烈的需求，即力图寻求一定的组织形式，把群体成员之间交流感应的文艺心理纽带固定下来。

江西诗社的出现恰恰满足了文人的这种需求，所以当时人即以社集看待江西诗社。如史弥宁《赋桂隐用王从周（镐）韵》云：

诗禅在在谈风月，未抵江西龙象窟。尔来结习莲社丛，谁欤超出行辈中？我知桂隐传衣处，玄机参透涪仙（指黄庭坚）句。萧萧吟鬓大风吹，有酒唤客斟酌之。渠伊放浪真达者，诗成醉卧清阴下。只恐香名吹上天，不容花底长陶然。[28]

这是以江西诗社比附于佛教聚法传衣。又如前文曾引张孝祥《与黄子默书》云：

前日为子默作“江西后社”字，茫然莫知所谓。至湘阴，馆中有题壁间二诗“急雪黄花渡，初晴白石村”者，惊叹世间久无此作。客谓此子默诗也，敛然心服，真可作社头矣。[29]

所谓“社头”，是以江西诗社拟伦于行社组织。

所以在江西诗社以后，南宋至元代诗社骤增。入明以后，以诗社、文社而发展成为文学流派的，更是不可胜数。如高启的北郭十友社与吴派，林鸿的闽中十子社与闽派，李攀龙、王世贞的七子社与复古派，等等。诗社成为诗派的核心组织。

最后，江西诗派是第一个以宗法观念为内凝聚力的文学流派。南宋人岳珂（1183—1243）《黄鲁直书简帖》赞云：“诗至江西，始别宗派。”[30]诚哉是言！

与钟嵘《诗品》从作家风格着眼溯其渊源不同，与张为《诗人主客图》以一位作家的风格为主来统领一批作家也不同，吕本中在设置《江西诗社宗派图》时，明确地以宗法观念为指导思想，使江西诗社中诸诗人皆尊奉黄庭坚为宗主。其后方回标举“一祖三宗”，也是这个意思。他们既以宗法观念为指导思想，就存有区别正统、别派的用心在。正统为天下之大宗，所以又称正宗；而文章盖世、人所尊仰的大诗人、大文人，就好像宗族中的宗子，所以又称为宗主、盟主，隐含着“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意思。

正统者，所重在其传授，所以讲求渊源流别；而渊源流别本从氏族宗法中来，所以就有正宗、别派、脉传、家法之说。晦斋撰《简斋诗集引》云：“诗至老杜极矣。东坡苏公、山谷黄公奋乎数世之下，复出力振之，而诗之正统不坠。”[31]吕本中《次韵吉父见寄新句》诗云：“词源久矣多歧路，句法相传共一家。”[32]黄庭坚《答王子飞书》称陈师道：“其作诗渊源，得老杜句法，今之诗人，不能当也。”[33]如此等等，都表达了同样的正统、正宗的宗派观念。

诗文宗派之说，在江西诗派以后盛极一时。曹勋《跋山谷书》称：“涪翁（黄庭坚）词翰自是一种家风，读之使人增宗派之气。”[34]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山谷》亦云：“豫章稍后出，会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在禅学中比得达摩，不易之论也。”[35]可见一时风会。元明清各代，凡标榜文学流派者，无不称其渊源有自，也无不夸其正统所在，既以宗族观念维系本宗本派，又以宗族观念排斥他宗别派。以党同伐异之举，行争统立宗之实，这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纷争的基本特质。

以上笔者从江西诗派的得名、组织方式和组织观念三方面，说明了江西诗派在中国古代文学流派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可以说，自江西诗派出现以后，中国始有完整意义上的文学流派。

而“流派”一词作为专门的文学术语，也在南宋应运而生了。南宋末年胡仲弓《送丁炼师归福堂》诗云：“易东流派远，千载见斯人。”7

首次使用了“流派”这个术语。明清时期，“流派”一词的科学内涵就愈益确定了。论诗派，如明胡应麟《诗薮》云：“乃其流派根株，灼然具在。”[37]清朱彝尊《刘介子诗集序》称：“南渡以后，尤延之（按，即尤袤）、范致能（按，即范成大）为杨廷秀（按，即杨万里）所服膺，而不入其流派。”[38]论词派，如汪森（1653—1726）《词综序》曰：“曲调愈多，流派因之亦别。”[39]论画派，如叶燮（1627—1703）《假山说》谓：“盖自有画，而后之人遂忘其有天地之山，止知有画家之山，为倪、为王、为黄、为吴，门户各立，流派纷然。”[40]如此等等，皆为其例。

注释

[1]李翱：《李文公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卷11。

[2] 李贻孙：《故四门助教欧阳詹文集序》，见董诰等：《全唐文》，5514页。

[3] 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见《柳宗元集》，873页。

[4]《刘禹锡集·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2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

[5]《白居易集·新乐府诗序》，974页。

[6]《白居易集·与元九书》，959页。

[7] 参见张为：《诗人主客图》，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70~102页。

[8]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64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9] 转引自张为：《主客图》卷首，见《丛书集成新编》，第78册，295页。

[10]欧阳修：《六一诗话》，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2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 韩愈撰，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52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2] 吕祖谦辑：《皇朝文鉴》，《四部丛刊初编》本，卷75。

[13]见其《豫章黄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卷26。严羽《沧浪诗话·诗法》：“辨家数如辨苍白，方可言诗。”自注：“荆公评文章，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见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136页。

[14] 参见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5册。

[15]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449页。

[16] 厉鹗：《樊榭山房集》，73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7]元祐二年（1087），苏轼作《送杨孟容》，赵次公注云：“先生自谓效黄鲁直体。”见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14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黄庭坚作诗和之，题《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盖退之戏效孟郊、樊宗师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后生不解，故次韵道之》，见任渊等注：《黄庭坚诗集注》，19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其后杨万里《诚斋诗话》称“山谷诗体”，严羽《沧浪诗话·诗体》称“山谷体”。

[18] 陈师道：《后山先生集·答秦觏书》，见《丛书集成续编》，第125册，624页。

[19] 孙觌：《鸿庆居士集·西山老文集序》。

[20]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的写作年代，向来有两说：一说见范季随《陵阳先生室中语》，记吕本中自谓“乃少时戏作”；一说见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0，记《宗派图》作于“绍兴癸丑之夏”，即绍兴三年（1133），时吕本中50岁。本书取范季随之说。

[21]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327页。

[22] 方回：《瀛奎律髓》卷26，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

[23]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37。

[24] 胡应麟：《诗薮》，342页。

[25] 张鸿辑：《常熟二冯先生集》卷末，民国十四年（1925）铅印本。

[26]《陆九渊集》，104页。

[27] 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见《丛书集成三编》，第46册，670页。

[28]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57册，3604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9] 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403页。

[30] 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14，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3册。

[31] 陈与义撰，白敦仁校笺：《陈与义集校笺》，1017页。

[32] 吕本中：《东莱先生诗集》，《四部丛刊续编》本，卷13。

[33] 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答王子飞书》。

[34] 曹勋：《松隐文集》，《嘉业堂丛书》本，卷33。

[35] 刘克庄：《后村集》卷24，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0册。

[36]胡仲弓：《送丁炼师归福堂》，见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63册，39752页。

[37]胡应麟：《诗薮》，349页。

[38]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39。

[39] 汪森：《词综序》，见朱彝尊、汪森辑：《词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0]叶燮：《已畦集·假山说》，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4册，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