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知文学流派的形成与嬗递，自有一定的客观规律，既“不可强同”，也“不可独异”。刘开（1784—1824）《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道：

夫天下有无不可达之区，即有必不能造之境；有不可一世之人，即有独成一家之文。此一家者，非出于一人之心思才力为之，乃合千古之心思才力，变而出之者也。非尽百家之美，不能成一人之奇；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开独造之域……夫宇宙间，自有古人不能尽为之文，患人求之不至耳。众人之效法者，同然之嗜好也；同然之嗜好，尚非有志者之所安也。[31]

文学流派的形成，并不是“一人之心思才力”可以达到的，而是“合千古之心思才力，变而出之者”，同时又有“同然之嗜好”的众人起而效法，运会所趋，风气所聚，则流派出焉。

的确，正是在文学风会的对立之中，文学流派才得以产生和存在。一切人类的社会集团，在任何情形下，都是对立者越明确、越强有力，它就越自觉地崛起、越积极地活动。文学流派也是这样，它总是在与其他文学流派的对抗之中，最鲜明地显示出自身的特色和功能来的。没有对立面，没有对抗性冲突，就不足以激发集团的凝聚力，也不足以弘扬集团的精神风貌。明清时期的文学流派之所以呈现出此起彼伏、各领风骚的代兴局面，其原因也许正在于此。一个文学流派在它盛极一时以后，必然要暴露出它的流弊来，这就不能不促使另一个文学流派产生，以挽狂澜于既倒。即便是同时并起的文学流派，往往也是因为某一流派的“自适途径”为人们所不满，于是就有另一流派起而矫之，开辟别一途径。

例如，在明中叶，为了反对台阁体和道学体诗文，前后七子相继而起，标举西汉以前的古文和盛唐以前的诗歌，作为学习的榜样和创作的典范。他们的主张使人们知道，四书五经之外还有古书，“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之外还有散体的秦汉文，啴喛萎弱的台阁体诗和杂沓庸陋的道学体诗之外还有雄健的盛唐诗。但是，前后七子的文学创作以摹拟剽窃为尚，就像唐顺之所批评的：

试观世间糊窗櫺，塞瓶瓮，尘灰朽腐，满墙壁间，何处不是近时人文集？有谁闲眼睛与之披阅？若此者，可谓之不朽否耶？本无精光，遂尔消歇，理固宜然。设使其人早知分量，将几块木板留却柴烧了，岂不省事？[32]

于是先有唐宋派，后有公安派，起而反对复古派。他们的矛头所向，首先是摹拟剽窃的时风。归有光《与沈敬甫》云：“仆文何能为古人？但今世相尚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谓悼叹耳。区区里巷童子强作解事者，此诚何足辨也！”[33]又《沈次谷先生诗序》云：“今世乃唯追章琢句，模拟剽窃，淫哇浮艳之为工，而不知其所为。”[34]袁宏道《叙小修诗》谓：“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35]在《张幼于》一文里，他痛斥复古派及其末流的拟古之作，不过是“粪里嚼查，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悉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见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札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在而不诗哉？”[36]

在七子复古派盛行，黄苇白茅、弥望皆是的情势下，唐宋派率先推崇唐宋古文，提倡：“但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37]公安派继而标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38]，认为“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各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39]。于是一扫七子复古云雾，海内文风为之一变。

在文学流派的对立与对抗之中，由于宗传意识的强大支配力，就产生了正统观念。例如，南宋时朱熹《答巩仲至》谓：“文章正统在唐及本朝，各不过两三人。其余大率多不满人意，止可为知者道耳。”[40]真德秀编《文章正宗》，从《左传》、《国语》等选至韩愈、柳宗元，作序云：“正宗者，以后世文辞之多变，欲学者识其源流之正也。”[41]宋末元初方回主张：“予平生持所见，以老杜为祖，老杜同时诸人皆可伯仲。宋以后，山谷一也，后山二也，简斋为三，吕居仁为四，曾茶山为五，其他与茶山伯仲亦有之。此诗之正派也，余皆傍支别流，得斯文之一体者也。”[42]

宋人的这种文学正统观念，与当时盛行于世的文化正统观念是互为表里的。欧阳修尝作《正统论》，认为：“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43]于是在历史研究中提出“正统”，在思想领域中提出“道统”，在文学领域里提出“文统”、“诗统”，在宗教领域里提出“法统”，这都表现出相同的文化思潮。“统”有两重意义：一统和传统。换句话说，天下只此一家，古今相传一脉。所以得正统者，就得正宗嫡传，堪为天下宗师。

这样一来，文学流派的对立与对抗，就转化成为文学正统的争夺与标榜了。所以清末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例略》云：

宗派之说，起于乡曲竞名者之私，播于流俗之口，而浅学者据以自便，有所作，弗协于轨，乃谓吾文派别焉耳。近人论文，或以桐城、阳湖离为二派，疑误后来。吾为此，惧更有所谓不立宗派之古文家，殆不然欤？[44]

开宗立派，如果蓄意标榜正统，自诩正宗，那就不免于党同伐异了。这种唯我独尊、不容他人的宗派习气和门户偏见，在文坛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例如，在明代后七子中，王世贞主持文坛达20年之久。这对于他来说，实在是个很重的负担。复古的调子越唱越高，要改变是很不容易的。即使自己内心里以为昨非而今是，要放下架子，改弦易辙，也非常困难，因为他已经扮演了一个特殊的社会角色，人们对他有了一定的文化期许，他几乎是难以自主的了。张汝瑚《王弇州传》称：

先生少时，才情意气皆足以绝世，为于鳞（按，即李攀龙）七子辈捞笼推挽，门户既立，声价复重，譬乘风破浪．已及中流，不能复返。迨乎晚年，阅尽天地间盛衰祸福之倚伏，江河陵谷之迁流，与夫国事政体之真是非，才品文章之真脉络，而慨然悟水落石出之旨于纷浓繁盛之时，故其诗若文尽脱去牙角绳缚，而以怡淡自然为宗。[45]

这虽然是事实，但是王世贞晚年已是复古派大宗师，即便他全然否定自己，那种“自李梦阳之说出，而学者剽窃班、马、李、杜；自世贞之集出，学者遂剽窃世贞”[46]的时风，早已滔滔极矣，又岂能即刻扭转呢？

有见于宗派习气和门户偏见对文坛的恶劣影响，一些文论家对文学流派的性质与功能，发表了一些真知灼见。清张泰来《江西诗社宗派图录跋》云：

诗派，人之性情也。性情不殊，系乎风土，而支派或分，十五国而下，概可知矣。譬之水然，水虽一，其源流固自不同，江淮河汉皆派也。若舍派而言水，是凿井得泉而曰水尽在是，岂理也哉！[47]

的确，流派的形成本乎“人之性情”，正是由于文人不同的主体人格，所以形成不同的文学风格，而风格相近或旨趣相同的作家结成文学集团，就成为文学流派。

近人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卷15云：

以宗派示后学，只以示初学由隘而通之之法．非教人域门户也……盖分派以示人者，无非欲人由门户从入之中，即此一派，而更知有他派；更由彼派与此，以观其通，而会其源。如水之行也，必详其源流分合，而始得其归墟，于讲求之方甚便，自不可以门户之见而废之也。[48]

文学流派的功能绝不是开门立户，党同伐异，而是分流溯源，由派观通，帮助初学者的长进，也促进文学的繁荣。

李详（1859—1931）《论桐城派》一文也说：

《说文》有“”无“派”。，“从反永”，谓“水之衺流别也”，即今派之正字……诚以文章一道，大则笼罩百家，晖丽万有，小亦钻仰先达，树义卓然。所宗何师，即为一派，譬之同源异流，归海而会，乃与《说文》“衺流别”之训相合。若举天下统为一派，是驱江淮河汉，并而为一，此则荡荡滔天，非神禹所疏之水，亦不得谓之派矣……古文无义法，多读古书，则文自寓法。古文无派，于古有承者，皆谓之派。期无负于古人斯已矣，于桐城何尊焉，而于桐城又何病焉！[49]

文学流派与风格渊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无可疑义的。风格渊源本不出于一，流派纷纷亦自为必然，本没有什么正派、别派的区别。标宗正统，诋毁他人，实在是大可不必的。

注释

[1] 王葆心：《古文辞通义·识途》，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2]  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43页。

[3] 葛立方：《韵语阳秋》，见《丛书集成新编》，第78册，764页。

[4]《仪礼·丧服》，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1106页。

[5] 杜甫：《赠蜀僧闾丘师兄》，见《全唐诗》（增订本），2307页。

[6] 杜甫：《宗武生日》，见《全唐诗》（增订本），2533页。

[7] 曹勋：《松隐文集》卷33。

[8]《黄庭坚诗集注·老杜浣花溪图引》，1341页。

[9] 按东方朔《十洲记》载，仙家煮凤喙及麟角，合煎作胶，名为续弦胶，用以续弓弩之断弦。杜诗见《全唐诗》卷217，题《病后遇王倚饮赠歌》。

[10] 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答王子飞书》。

[11]黄 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跋高子勉诗》。

[12] 陈师道：《后山诗话》，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304、305页。

[13]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327页。

[14] 方回：《瀛奎律髓》卷26。

[15] 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卷11。

[16] 王士禛：《渔洋诗集·戏效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六首》之十二，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26册，660页。

[17]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与王观复书》之二。

[18] 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与王观复书》之一。

[19] 参见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37~39页，济南，齐鲁书社，1986。

[20] 参见庄季裕：《鸡肋篇》卷下，见《丛书集成新编》，第86册，741页。

[21] 参见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69~70页。

[22] 《黄庭坚诗集注·赠高子勉四首》之三，573页。

[23] 《黄庭坚诗集注·以右军书数种赠邱十四》，1605页。

[24] 陈师道：《后山先生集·答秦觏书》，624页。

[25] 方东树：《昭昧詹言》，31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26]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1471~14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