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不同类型的文人集团，其活动领域是不尽相同的。一般地说，侍从文人集团和政治朋党主要活动于政治领域，学术派别主要活动于思想学术领域，文人社团和文学流派则主要是在文学领域一展风姿。但是，各种类型的文人集团有一种共同的活动方式，这就是文学活动。也许可以说，正是以文学活动为主要的活动方式这一点，最能体现文人集团区别于其他文化职能集团的特性。

正因为如此，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借助于集团意识、集团心理的中介，发生了密切的勾连。文人集团的文学活动，与一般文学家个人的文学活动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它是一种集团的活动，具有集团性或曰群体性。集团的倾向总是比个人的活动更能代表和说明某一时代的风气，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的关系也是如此。文人集团所具有的集团意识和集团心理，往往在某一时代率先开启了一代文学风貌，影响了整整一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

文人社团和文学流派的产生和活动，最能说明这一点。例如，明初以林鸿为首的闽中十子社，首标“诗必盛唐”的宗旨和摹拟古诗的路数，开启了有明一代拟古复古的文学风气，这在明代文学史研究中是尽人皆知的常识。至于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更是拉帮结派，相互鼓吹，结成声势煊赫的复古派，统治文坛达百年之久。清代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为泰斗的桐城派，涉足学术、诗歌、古文等领域，尤其以古文称雄一世，以至于清代康熙以后除了桐城古文以外，几乎就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古文了。文学流派几乎成为文学风貌的象征，明清时期的文学发展很能说明问题。

其实，侍从文人集团、政治朋党和学术派别对文学风貌的制约和影响，有时并不亚于文人社团和文学流派。

例如，汉武帝金马门侍从与汉赋、建安七子与建安风骨、“上官体”与初唐诗风、“西昆体”与宋初诗风等，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古语说：“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1]宫廷的好尚往往影响到全社会。侍从文人集团的文学倾向鲜明地代表了某一时期的文学风气，甚至使这种文学风气弥散于社会之中，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又如，历代的朋党之争，无不激发了某一历史时期文学的政治性和现实性，使写实精神和批判精神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突出特点。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之于汉末文学，唐代后期的“牛李党争”之于晚唐文学，明代末年的东林党争之于明末清初文学，无不如此。党争使文人更为关注现实政治问题，如东林党人所说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在党争中，文人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的感受、认识和思考发为言说，以便造成强烈的社会影响。他们所能找到的最便捷的手段，莫过于文学创作。因此，他们写诗、作文，创作戏曲、小说，无不融入了鲜明的现实精神和批判态度，把文学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样一来，文学就有了强烈的实用精神和切实的实用功能。在政治朋党的鼓动下，这种文学的实用精神和实用功能蔚为一代时风。

和政治朋党不同，学术派别对文学风貌的制约和影响，不是把文学导向现实政治，而是为文学提供精神食粮。学术派别往往鼓荡起一股学术思潮，这股思潮和当时的社会风习、社会心理互为表里，汇聚成一股文化潮流，有力地裹挟着包括文学在内的精神文化，从而形成一种时代风气。宋代理学的盛行对宋诗宋文的影响，明中后期王阳明心学以及泰州学派的风行对文学思潮、文学创作的影响，清乾嘉年间汉学的广布对文学观念、文学创作的影响，都是显明的例证。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集团文学所造成的从众现象，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种异常突出的文化现象。

社会心理学所说的从众现象（conformity），是指个体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种集团规范或多数人的意见为准则，做出价值判断，改变思想态度，在思想上和行为上追随众人的现象。从众现象的特点是，人们对集团压力的服从性、服从的盲目性以及服从的去个性。从众现象是由两方面的条件造成的：一是集团对个人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二是个人对集团的信赖感和依赖感。

集团文学所造成的从众现象，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即集团内部的从众现象和集团外部的从众现象。前者促进了集团规范的强化和集团的凝聚力，后者则常常促成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

集团内部的从众现象是集团规范和集团意识的必然产物。集团规范要求集团内部的成员维护集团利益，遵守集团法则，服从集团约束；集团意识则要求集团成员为了共同的目标团结一致，互帮互助。二者共同作用，便导致集团内部的从众现象。

例如，建安七子中的每个人在成为侍从文人集团的一员之前，即他们在依附曹氏政治集团之前，已经各自成名，各人有各人的文学风格了。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就评论道：“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2]但是他们一旦加入侍从文人集团，正如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所说的，就“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了。他们只能按照曹氏政治集团的需要，去歌功颂德，充当“雍容侍从”的角色，来“并骋材力，效节明主”[3]。所以，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概括建安诗歌的基本内容，说是“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4]。

其他各种类型的文人集团，在文学创作中也同侍从文人集团一样，出现了这种从众现象。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与文学风貌关系更大的，是集团外部的从众现象。当某一文人集团的活动在社会文化活动中居于显著地位的时候，当某一文人集团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处于文坛领袖地位的时候，当某一文人集团犹如北斗七星一样吸引着其他文人集团的时候，这一文人集团就会造成全社会的从众现象，使社会上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这一集团的集团规范为准的，在思想上和行为上追随和效法这一集团。正因为如此，文人集团外部的文学从众现象，总是形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

文学流派的社会影响最能说明这一点。当明代中叶前后七子复古派声势煊赫的时候，它俨然成为文坛领袖，煽起了整整一个时代“物不古不灵，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诗不古不成”[5]的文学风气。人们如痴如狂地模仿、效法前后七子，把他们的诗文创作奉为楷模和典范。艾南英在《天佣子集》中曾经批评道：“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骤读之无不鲜华浓丽，绚烂夺目，细案之一腐套耳。”同样地，在以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闯入文坛以后，普天之下充斥着“公安式”的诗歌和散文；在桐城派执文坛牛耳的一二百年里，到处所见都是桐城派的古文。在中国古代文坛中，这种从众现象实在是一种时髦的风气。

学术派别对文学风貌的影响，可以程朱理学学派为例。程朱理学从南宋以后，几乎一直是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和中国文化的精神代表，所以整个文坛也几乎一直笼罩在程朱理学的巨大身影之中。元明清时期，最高统治者一再标榜非程朱理学不尊。在他们的鼓吹倡导下，文学的理学化始终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一股潜流，滔滔汩汩，长流不断。除了充斥文坛的道学诗、道学文（八股文）以外，理学还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文坛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例如，明代王慎中、唐顺之等人的唐宋派，就涂染着鲜明的理学色彩；清代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都是以理学思想为精神内核的；桐城派的主张和创作，更是通体洋溢着理学的光彩。又如，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和凌濛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也或多或少地泼染了程朱理学的油彩；高明的《琵琶记》戏文、丘濬的《五伦全备记》传奇、邵灿的《香囊记》传奇，以及明中后期形形色色的教化派戏曲，都是程朱理学的通俗教科书。文学只有攀附理学的高贵门第，才能脱胎换骨，跻身于神圣的殿堂，这不正是元明清时期的一种历久不衰的文学风貌吗？

此外，如汉武帝时的金马门侍从文人集团对汉赋文风的规范，唐代后期“牛李党争”对晚唐文学风貌的影响，明代活跃的文人社团与明代文学风气的关系等，都可以说明文人集团的活动是如何引起社会上的文学从众现象，而文学的从众现象又是如何形成时代的文学风貌的。

中国文学从来就有一种鲜明的规范性特征。这种文学规范性特征，一方面表现为纵向的崇古、拟古、仿古、复古，始终涵泳于古代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另一方面表现为横向的效法典范，追随精英，附和众议，始终膜拜于当代名人的精神偶像之下。这种规范性特征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像迷雾一样一直无孔不入地漫延在中国古代文坛之中。而文人集团的文学活动，既在精神上强化了纵向的崇古精神，更在实体上凸显了横向的偶像崇拜。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之间的功能关系，的确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注释

[1] 转引自范晔：《后汉书·马廖传》，853页。《玉台新咏》收录此诗，题为《童谣歌》；《乐府诗集》收入《杂歌谣辞》，题为《城中谣》。

[2] 曹丕：《典论·论文》，见萧统：《文选》，720页。

[3] 曹植：《与杨德祖书》，见萧统：《文选》，593页。

[4]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66页。

[5]《李开先集·闲居集·昆仑张诗人传》，5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