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是后现代西方的无根的世界，解释学、解构主义、后期维特根斯坦、法兰克福学派一起反对存在者后面有存在。解释学认为，世界不是已完成的整体，只等着你去认识它的整体性，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过程是未完成的，正像现在发生的事对我们认识过去有影响一样，未来将发生之事也会对今天有影响，由于宇宙整体是未完成的，因此任何整体性质都是虚假的。维特根斯坦和德里达认为，事物的性质是由它所在其中的参考系决定的，参考系可以改变、重选，因此事物并不固定地属于某一整体性，也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人既可能被消极地抛进某一参考系而具有某一性质，也可以积极地介入某一参考系而获得某一性质。后现代西方的实体图式显出的是实体和诸参考系之间的关系。

从西方世界图式的变化可以看出，一旦西方人在文化的创造中把实体从虚空中分离出来，造成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已知与未知的对立，不断深入地认识客体，就不断地从“整体”中独立出来，最后认识到整体性的虚幻，认识到个体的独特性及其存在于文化的符号世界之中的事实。然而无论怎么变化，西方文化都是以实体的眼光看世界，总要描绘出一个实体的世界，摆脱不了实体与虚空的模式。

二、气与有无相生：中国宇宙模式

西方以有为本，从有到实体，中国则以无为本，从无到有。无怎么能生有呢？依西方的有无观，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生有的。巴门尼德的存在“或者永远存在，或者根本不存在”。他说，“我不能让你这样说或想，它是从非存在物中产生”[4]。卢克莱修用来驱散人们心灵的黑暗、揭示自然面貌和自然定律的伟大教导一开始就是：“未有任何事物从无中生有。”[5]实体只能由原子组成，上帝创造，理念外化，总之，只能来自实体。在黑格尔看来，无可以生有，有也可以生无，好像和中国人走到一起来了。其实这位辩证法大师的意思是：你说出有，就意味着无的存在，反之亦然。他的有无相生要说的是“有实体就有虚空”和“一事物可以转化为他事物”。当他把Being化为绝对理念的存在，使之沿着辩证逻辑之路远征的时候，完全是从有到有。他的从无生有只是穿上辩证法衣装的“原子与虚空”的近代版本罢了。

中国的无之能生有，在于无不是西方作为实体的所占位置和运动场所的虚空，乃是充满着生化创造功能的气。张载说：“虚空即气”。“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正蒙·太和》）中国文化作为无的广大无垠的宇宙空间充满气。气化流行，衍生万物。气之凝聚形成实体，实体之气散而物亡，又复归于宇宙流行之气。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山河草木、飞禽虫兽，悠悠万物，皆由气生。人为万物之灵，亦享天地之气以生。“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礼记·礼运》）

气在先秦哲学中就是一个本体范畴，《管子》开其先，孟、庄、荀随其后。汉代学术，在《淮南子》、董仲舒、王充的理论里，气一直养尊处优。宋代理学，气与理是两个最重要的范畴，南面而王，轮流坐庄。在王夫之和戴震的哲学庙堂里，气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西方文化是一个实体的世界，中国文化是一个气的世界，在这个气的世界里，有、实体是气，是气之凝聚。“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张载《正蒙·乾称》）无也是气，是有形事物之始，又是有形事物死亡气散后的归宿。这样，有与无、实体与虚空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气的两种形态，有无相反相成，虚实相异相生，“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一章）。正是有无的永恒转化，构成中国气的宇宙生生不息的运动，正是气的运动，演出万物竞萌，此伏彼起、生机勃勃的万千气象。

在气的宇宙中，无是根本，是永恒的气。“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晋书·王衍传》）无是有的本源，又是有的归宿，有（实体）则是暂时的、有限的，而且在本质上是与无、与气连在一起并由之决定的。这种有无相生的气的宇宙决定了中国人对宇宙整体认识的三个特点：（1）不是把实体与虚空分离开来，而是必然把二者联系起来，气使得具体事物从根本上不能独立，必须依从整体。因而实验科学是不可能的。（2）物体中最根本的也是气，气本是功能性的，虽可观察但更靠经验，虽也可分析但更靠体悟，这使得中国思维没法走向形式逻辑，必然另辟蹊径。（3）物体之气来源于宇宙之气。对物体之气的认识必然依赖于对宇宙之气的认识。整个宇宙对于有限时空的人来说本有已知未知之分。如果重实体，这个分别会立即见出，由于重虚空，在气这个概念里，已知未知浑然一样。由于包含未知（在特定时空内不可能知）部分，气必然是体悟的、难言的、讲不清楚的；由于包含已知（在特定时空内可能知）部分，气又似乎是可以把握、洞见、心领神会的。由于物体含已知部分，中国人认为他把握住了宇宙整体之气，由于这毕竟不是宇宙整体之气，因此它既没法实验，也没法图式化，而只有用另一套特殊的方式来把握了。

宇宙整体之气，中国人本来没有把握，但他却以为把握了。西方人最初也以为自己把握了这个宇宙之道，但西人以重实体为核心的实践方式，依靠逻辑和实验，终于不断地否定了自己；而中国人以气为核心的实践方式始终无法察觉自己在宇宙之道认识上的迷误，只好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坚定信仰下徘徊了两千多年。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

一个实体的宇宙，一个气的宇宙；一个实体与虚空的对立，一个则虚实相生。这就是浸渗于各方面的中西文化宇宙模式的根本差异，也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西方人看待什么都是用实体的观点，而中国人则是用气的观点去看的。面对一座房屋，西人重的是柱式、墙面等实的因素，中国人重的是虚空的门和窗；面对人体，西人重的是比例，中国人重的是传神；面对宇宙整体，西人重的是理念演化的逻辑结构，中国人重的是气化万物的“不见其事而见其功”的功能运转……

注释

[1]参见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26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参见上书，263、241页。

[3]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391页。

[4]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52页。

[5]同上书，3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