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模糊：中国文化的理论特色

中国文化从《周易》开始就是模糊的，翻开书：“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模模糊糊。《尚书》讲五行，《管子》讲气，重功能倾向愈明显，模糊性愈固定。道家的“道”是“道可道，非常道”（《老子》一章），永恒的道只能是模糊的。孔子的“仁”，从其言谈看应是非常肯定的了，但孔子从不下定义，以至今天对“仁”的含义还有争议。对宇宙的根本，在孔子看来也是模糊的，所以“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孟子开始谈天，不过他主要还是发展了孔子的人性论。在谈人的境界层次时，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最高境界“神”是“不可知之”，是模糊的。荀子开始大谈天道，一方面他说“天行有常”，另一方面这种恒常性的根本是什么，他却认为不必去管，“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荀子·天论》）。因为天的运作是功能性的，是“神”，是模糊的。“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荀子·天论》）我们只能从它的现象中去体悟它，对于它本身，是无法说的。犹如《周易》所说：“神无方而易无体”，“阴阳不测之谓神”。当儒、道等各种思想融合为中国文化气、阴阳、五行的整体宇宙时，中国文化的模糊性就坚如磐石了。（模糊的中国文化也讲确定，气化万物，生生不息，一阴一阳之谓道，五行相克相生，都是万古不变的。但这种确定性是整体功能的确定性，本就是模糊的。）

模糊性就是不能用公式定义表达出来，不能给予形式化，不能让人明确地检验其对错。前面说过，中国的整体功能要把握整个宇宙（这是农业社会，尤其是大一统的农业社会的必然要求，这个要求是超出实践能力之外的。要求必须达到而实际能力又不可能达到的结果，就产生出整体功能），这就决定了它必然是模糊的。然而，由于中国人特殊的实践方式——农业方式和养生方式——确实又把握了一些宇宙的秘密，这种超前性的成功把整个未知的和已知的宇宙融合为一个气的宇宙，它的模糊性给中国文化带来独具的特点：

（1）道的崇高。由于气的宇宙包含着未知，因此总有一种不可穷尽感，所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论语·子罕》）。道是没有穷尽的，深、远、高、古是中国文化的上等境界，也是中国艺术的上等境界。由于气的宇宙包含着已知，气是从人体自身和周围环境时刻可感的，人对把握道和朝向道又有充分的信心和深切的向往，这种信心具体为圣人已得道，这种向往又具体为对圣人之道的向往。“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宗炳《画山水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道的崇高无穷使下至芸芸众生，上至大贤大德都不是想要否定它，而是只想朝向它、体悟它、阐明它。因而中国人的学问一以注经的形式，一以艺术的形式，一以历史的形式表现出来。史以事实表明天道的存在，诗恰与道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相通，注经则是通过得圣人之意而接近道。中国的道和得道的圣人之书是模糊的，模糊可以任意解释，使你没法推翻它，以至人们把自己的新创造也只认为是对圣人之心的解释，把自己的新见解也只认为是对古人之意的发掘。两千年来，孔、孟、老、庄、《黄帝内经》等尽管不断被丰富、发展，但始终是权威，是纲领性文件，具有万世不移的指导意义。模糊性使中国文化之“道”难以被否定。

（2）轻工具。中国整体功能宇宙的超前性内容包含了工具所不能达到的层次和部分，这些层次和部分又恰在整体功能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的轻工具特点。它首先表现在古人的语言观上，就语言与外物的关系而言是“言不尽物”。“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事物最精微处，语言是没法表达的。就语言对内心的关系来说就是“言不尽意”。“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天道》）“心之精微，口不能宣。”（程颢《答横渠先生定性书》）当然，另一方面中国人也知道非文无以写物，非言无以达意，这就使得中国文化只把语言作为纯工具来看，深知人要达到的是对事物本身的认识，而不是对工具的认识，只以工具作为媒介而直接进入对象本身。“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语言如此，技术也是如此，在《庄子》里，梓庆削木为?，之所以“?成见者惊犹鬼神”，在其超技术的“以天合天”。庖丁解牛之所以令人惊叹，在于“由技进乎道”。技术的精微处不能靠一定的程序去学习，也不能够传授一定的条理，“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只能靠体悟、心领、意得。由于技术的最深处非技术，所以最高的技术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人，是人的聪明才智，是人之得道。这造成了中国文化一切技术的艺术化、神秘化。技术如此，医术、武术、权术莫不如此。其结果当然必然是重道轻艺，其根源，又在于中国宇宙本是功能性的，因此，诗的体悟规律也就是了解其他事物的规律。科举是选拔管理人才的，却考试诗赋，在中国的很多学术科学著作和实用文件中都可以看到文艺化的倾向，因为与功能的世界相适应，“学”的最根本处在于悟。

（3）重心灵。整体功能的超前性，工具无法达到，是靠心灵来达到的。中国人认为，人来源于宇宙（气），是宇宙的产物，人的奥秘和宇宙的奥秘在根本上应是一致的，所谓“天人本无二”（程颐），“道与性一也”（程颢），“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朱熹），“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陆象山）。从宇宙方面来看，道是永恒不变的。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从人方面来看，心性也是永恒不变的。如陆象山所说：“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莫不同也。”（《象山年谱》）心理的最深层部分与事物的最深层部分和宇宙是相通的，以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为基础，庄子启迪人们去“以天合天”，孟子教导人们尽心知性知天。

与轻工具重心灵相适应，中国古人的认识论可以说是儒家的实用理性和道家的经验直觉的互补。它可以简括为三点：第一，是清醒的、理性的，不是宗教迷信，自有一套功能性“逻辑”；第二，强调经验、体验和直觉，对外物仰观俯察，用整个心身体验，直到悟出最精微处；第三，在现实中是有效的、有用的、有利的，施之于社会人伦，用之于自然天道，都能见出实际的功效，就像针灸一样，尽管体内的反应怎样不清楚，但一扎针就有效。

深知工具的局限，中国的科学结构和逻辑体系始终未能完成，《墨经》似乎已很有些逻辑规模，但在中国整体功能的主潮中，它必然要流产而且果然流产了。正是深知宇宙整体和表达的有限性的矛盾，事物全貌的多层次多方面和描述的局限的矛盾，事物的运动性和表达的静止性的矛盾，总之，深知事物和事物的表达不是一回事，中国人轻工具，没有把事物从整体系统中孤立出来，没有把多层次、多方面、多功能的事物片面地固定在一个方面、一个层次、一种功能上，在谈事物的时候总是让人知道自己本身就是说明事物的一个方面，在谈一事物时总是让人知道谈的是与宇宙整体有联系的一事物。因此，中国文化的概念没有最后的明确定义，概念多是功能性的，可以置换的。张载《正蒙·乾称》说：“道则兼体而无累也，以其兼体故曰一阴一阳，又曰阴阳不测，又曰一阖一辟，又曰通乎昼夜，语其推行故曰道，语其不测故曰神，语其生生故曰易，其实一物，指事异名尔。”具体的论述总是对整体功能的某一方面或几方面在某一具体时空的显现的描绘，因此在描绘显现的一面时绝对不要忘了还未显现的其他几面，不要得有忘无，得静忘动，得其一忘其余。整体功能的模糊性使中国文化高扬了理性直觉，超越了工具中介，直接体悟整个宇宙的规律，甚至能够“众物之表面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朱熹）。

然而正如整体功能的宇宙包含着未知一样，中国古人自以为对工具的超越也属盲目乐观。诚然，中国古人是体会到一些非工具所能得出、所能分析的东西，然而，工具作为人和世界的中介具有显隐两个层次，显层即语言符号、逻辑体系、科学技术，隐层即文化的宇宙模式。就工具的表层来说，是被中国人超越了，然而就深层来说，却从未被超越。气、阴阳、五行的宇宙并不是一个纯自然的宇宙，而是一个文化的宇宙。但由于中国人有表层的超越，就觉得自己面对的是宇宙的本心，从而使这个宇宙非常稳定，它不用改变，也无法改变，因为它被认为是一个自然宇宙。中国古人把文化世界认为是客观世界，把文化之道认为是自然之道，人当然就只能与之合一、顺从了。西方人由于重工具，终于认清了文化世界和自然世界的关系，中国人却一直把文化之道认为是自然之道，两千年来，乐在其中，直到洋枪洋炮打破了这一迷梦……

模糊性是中国文化之道的卫道者。

注释

[1]汉莫普西耳（Stuart Hampshire）编：《理性的时代》（TheAgeofReason：the 17thCenturyPhilosophers），17页，新美文库出版社（New American Library），1956。

[2]阿金（Henry D.Aiken）编：《思想体系的时代》（TheAgeofIdeology：the19th CenturyPhilosophers），227页，新美文库出版社，1956。

[3]《马丁·海德格尔的主要著作》（Martin，HeideggerBasicWritings），387页，若内基和肯保罗出版社（Routledge and Kegn Paul），1977。

[4]梯利：《西方哲学史》下册，2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