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忠奸之争。面对满天乌云，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以忠君仗义为良心的忠臣义士挺身而出，或在君王面前揭露奸臣，或上书弹劾，或当面怒斥奸佞，或对忠臣的被害挺身相援，产生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面。

（三）忠臣失败。奸佞当道是受皇帝支持的。整个政权机构都为他们所把持，力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忠臣们不但缺乏权势，而且怀着对皇帝的绝对忠诚，在心理上也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他们坚定地服从国家政权机构的裁决，虽然明知政权机构已为奸佞所把持。林冲只是在高俅于裁决之外还要另谋杀害时才反刃凶手，火烧草料场。忠臣们对国对君的忠，决定了他们的失败和毁灭。这里往往出现西方式的尸体加尸体的场面。但它的功能不是对现存秩序片面性的根本暴露，不是与旧的东西的彻底决裂，而是对现存神圣性的一种维护，对现存东西的神圣性遭到破坏的一种大痛大苦。

（四）奸臣失败。这个结果是一开始就暗伏着的。奸佞当道的前提是君王受蒙蔽，既然受蒙蔽就总有清醒的一天。忠臣们的血已流得够多了，性本善的君王也可以醒过来了。于是旭日东升，驱散乌云，皇帝清醒之时，就是奸佞失败之日，奸臣们一个个下狱的下狱，处死的处死，另一方面，忠臣义士全部平反昭雪。死去的，由皇帝追加荣誉，幸存的，由皇帝亲赐恩宠，满门表彰。天道的正义得到了光辉的体现。

忠奸之争的四段式结构所包含的意义在作者们的头脑中是很清楚的。忠奸之争的悲剧是忠臣们的悲剧，忠臣们勇敢悲壮地走向失败和毁灭，在失败和毁灭中向人们树起了维护神圣的现存制度和现存观念的光辉榜样：“前后同心八谏臣，朝阳丹凤一齐鸣。除奸反正扶明主，留得功勋耀古今。”这就是《鸣凤记》的主题。“岳少保赤心迎二圣，秦丞相辣手杀三忠。慢天公到头狠报应，好皇帝翻案大褒封。”这就是《精忠旗》的主题。在中国的悲剧意识里，忠奸之争达到了西方悲剧意识所要求的形式，壮烈地走向失败和死亡。然而这种英勇壮烈的悲剧气概是以忠臣们的心理置换来达到的。它鲜明地表现了中国文化面临君臣困境时，悲剧意识作出的反应和选择——护礼。这是保存型文化的必然要求。

二、知晓与跌落：求真的轨迹

西方文化的实体、形式、明晰本就包含着一丝不苟的求真精神。求真不但需要超凡的勇气，而且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一旦亚当、夏娃吃了智慧果，接着来的就是被逐出伊甸园的命运。智慧让人看清赤裸裸的现实，看清现实往往是不幸的。苏轼说“人生识字忧患始”，郑板桥说“难得糊涂”，表明中国人也是深知此中滋味的。然而西方文化的求真精神使其文化中人不顾一切地要“知道”，这就使他们免不了要跌进苦难的境地。从古希腊始，西方悲剧就显出明显的求真意向。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就是求真的悲剧。俄狄浦斯一定要抓住杀死前任国王的凶手，他不顾一切劝阻，包括知道内情的预言者忒瑞西阿斯的劝阻，一味追下去，从预言者到侍从，从侍从到牧羊人，终于真相大白，凶手就是他自己。他确实达到了目的，查出了真相；又确实未达到目的，他不是作为审判者审判凶手，而是自己作为被审判的凶手。真相获得之时，也就是他的悲惨命运来临之时。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也是求真的悲剧。哈姆雷特王子一开始就想弄清他父王的死因。当鬼魂告诉了他死因时，他又带着近代的实证精神去亲自证实鬼魂的话。而且，哈姆雷特的求真还不仅仅是凶手和复仇的问题，他更要知道的是社会的真实，人情的真实，人心的真实，要知道社会是怎样被颠倒的，人情为何是这样。他不但要重新看清别人：叔父、母后、恋人、朋友，还要重新认清自我，认清自己的理想、行为、心理究竟是怎样的。正因为他要“看清”，而不仅是复仇，以至一再拖延、思考，最后落得悲剧性结果。

易卜生的《人民公敌》也是求真的悲剧，斯多克曼医生发现了疗养区矿泉水中的病菌，当他想把这一科学求真的结果公之于众时，却遭到激烈的反对。虽然这一真相会使大量的疗养者免于疾病，但却会损害本地区的商业利益。斯多克曼医生带着求真的激情，努力奋斗，想克服阻力让人们知道真相，哪知阻力却越来越大，先是他当市长的哥哥反对他，随之报界也反对，最后整个人民都反对他。斯多克曼医生怀着求真之心，发现了自然病菌，接着又发现了社会的病菌，但是当他固执地要坚持真理、宣扬真理的时候，他自己反而成了病菌，成了人民公敌。如果说，中国的悲剧意识有护礼→毁灭的特点的话，那么西方悲剧意识有求真→毁灭的特点。

西方悲剧的求真毁灭几乎都有一个知与不知的痛苦的辩证转换过程。俄狄浦斯自以为是个智慧之人，他能猜破别人都猜不破的司芬克斯之谜。那个狮身人面的怪物以人为谜底出给俄狄浦斯猜：早上用四只脚走路，中午用两只脚走路，晚上用三只脚走路。俄狄浦斯马上就猜出来了。他似乎是最大的智者，知道人是什么，但实际上他又是无知，连自己做了杀父娶母的事还毫无知晓。因为他自以为知，而实际却一无所知，导致了他的毁灭，自己刺瞎双眼，远离家国，流浪他乡。然而，当他付出巨大的代价，知道自己无知的时候，同时也就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获得了知。斯多克曼医生也有一个知与不知的辩证过程，对自然他是知道的，对社会他是无知的。他找出了自然的病菌，自以为大有利于社会，谁知却遭到社会的激烈反对，当他一步步陷进越来越深的困境，他才一步步知道了自己的无知，同时也又越来越深地认识了社会。当他在现实中一步步失败的时候，他在求真的道路上却一次次地超越了自己以前的无知。

西方悲剧意识的求真倾向有三个鲜明的特点：（1）主人公从高位，或稳定地位，或坚定的自信中跌落下来，正是在这悲剧性的跌落中获得了知。（2）主人公几乎是同整个现存秩序、现存观念、现有的智慧和理性相反抗，正是在这种反抗中显出了现存秩序、观念、智慧、理性的有限性、局限性和片面性，从而达到一种求真的超越。（3）求真的超越往往是在一种极端的状态中才获得的。俄狄浦斯王在眼睛正常的时候，并没有看清自己，在刺瞎双眼之后，才深深地知道什么是命运；李尔王在清醒的时候是糊涂的，当他疯了的时候，才真正清醒了；哈姆雷特要知道真相也必须装疯；斯多克曼医生陷入最大的孤独时，才清楚社会的真相。西方悲剧以一种极端的生理和心理症状——瞎、疯、孤独等——来显示悲剧主人公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这是求真的结果，也是区别于护礼的特色。

求真之“真”本是一个通向未知的历程，只有经过自我否定才能达到，护礼之“礼”却是一个已定的标准，只要坚定信心就可以去誓死捍卫，因此中国政治悲剧的主人公绝不会自我否定，他只否定那些与礼的原则不合的东西，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清醒的，是看准了的。犹如屈原所说：“世人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这是以自己心中未颠倒的礼的理想去对抗已颠倒的社会。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也是在最大的孤独中固守着万古不变的文化的信念。[1]

中国的悲剧意识是符合保存型文化的，正如西方悲剧意识适应进取型文化。

注释

[1]参见本书第三章第四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