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

这里，人是孤独的，是自我选择的摆脱社会束缚后的孤独。其实，并不孤独，他与自然为侣，桂花、山鸟、幽篁、明月、春涧都是他的伴侣。在这孤独里，他以自然的本来意义体味着自然和自我，他的自我也渐渐融入自然之中，达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无我禅境：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

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栾家濑》）

人从自然中体会到宇宙的禅意，又以禅意去体味自然和人生，就达到了一种超越尘世和政治的逍遥心态，进入一种自然真趣之中。“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春烟，花落家僮未扫，莺啼山客犹眠。”（《田园乐》其六）这是他的静，“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终南别业》）这是他的动。无论动与静都含着一片禅机、一份悠意、一种超然。

二、从逍遥到梦幻感

佛、道虽然使一些人达到逍遥的佳境，然而归根到底，他们还是有所“待”的，和尚靠寺庙，道士赖道观，隐居者依托山水田园。从理论上讲，还不算彻底。《庄子》第一篇《逍遥游》讲得很清楚，真正的逍遥是无待。退隐者靠田园山水毕竟是一种有待，因此古往今来很多人走这条路未能通向逍遥，如谢灵运、柳宗元等。以本心为主的禅宗兴起以后，在实践上把逍遥的思想推到最高峰。依禅宗的观点，需要田园山水才能达到自由逍遥，还是向外作工夫，所谓“日日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神秀语），而以本心为主，“佛性常清净，何处染尘埃”（慧能语），并不一定要山水、田园。正如对宋代士大夫影响甚大的临济宗的义玄所说：“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卧。愚人笑我，智乃知焉。古人云：‘向外作工夫，总是痴心汉。’你且随处作主，立处皆真……自为解脱大海。”（《古尊宿语录》卷四）总之，要靠本心本性，靠心理自身的智慧，即使有所借待，也不要执著于借待。宋代文学家苏轼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获取逍遥自由的。他也以酒忘忧，但重要的是从酒中体会禅意：

醉中虽可乐，犹是生天境。云何乐此身，不醉亦不醒。（《和陶饮酒》）

他也寄情山水，但重要的是从山水中体会禅意：

白云出山初无心，栖鸟何必恋旧林。道人偶爱山水故，纵步不知湖岭深。（《赠昙秀》）

他以一种无往而不可的禅意去看待自然，自然或与他同俱禅意，或启发着他的禅意：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

只要有一颗禅心，淡妆、浓抹，山林、庙堂，酒肉、粗食……总是相宜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历尽了种种政治苦难，苏轼并没有退隐、归田。有禅宗思想的渗入，归田退隐已不能解除束缚，给心灵以逍遥自由了。他最推崇陶渊明、王维，但已没法走他们走过的老路，他只能入禅，也达到了一定的境界，从其被贬海南后的诗中，可窥一斑：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条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

然而心灵无论多么超然，毕竟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并不断地与之相互交流。禅学可以通过调整心理而平静内心，却不能制止现实不断向心灵发来各种刺激。禅学贬低了山水田园的防范作用，同时也使人失去了可以做到眼不见心不烦的物质依托。以一己之心面对整个宇宙人生，结果就必然是一种对整个宇宙人生的空漠感。李泽厚说得好：“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2]这是一种“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空漠感。正像自由和荒诞一样，无待的逍遥与人生的空漠感也是一枚钱币的两面。正是这两面形成了苏轼非常浓厚的人生如梦的感受：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西江月》）

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永遇乐》）

在辛弃疾那里，也闪动着这种人生如梦的感受：

为谁醉倒，为谁归去，都莫思量。（《朝中措》）

钟鼎山林都是梦，人间宠辱休惊，只消闲处过平生。（《临江仙》）

又携书剑路茫茫。明年此日青云去，却笑人间举子忙。（《鹧鸪天》）

中国的逍遥达到真正的无待，极端的自由，同时也就显出了逍遥本身的梦幻性。也正因此，禅宗本欲抵达真正无待的逍遥，结果却很快促成了自然人性论的产生，它集中表现为李贽哲学。自此以后，退隐与逍遥再也没能担当文化的主角了。

注释

[1]参见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2]李泽厚：《美的历程》，16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