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品论的三种理论

中国也是讲究“天才”的。宋人孙仅说：“五常之精，万象之灵，不能自文，必委其精，萃其灵于俊伟之人以焕发焉……非夫腹五常精，心万象灵，神合冥会，则未始得之矣。”（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明人王文禄也说：“诗文之妙，非命世之才不能也，惟养浩然之气，塞乎天地之间，始能驱一世而命之也。”（王文禄《诗的》）不过，在西方天才论里，诗人在灵感中才成为天才，灵感之前和之后都是常人，灵感使人整个地超越了自身，从而灵感造成的结果是：作品超越作为人的作者。文超其人是天才论的显著特征。在中国灵感里，艺术家首先要达到高尚的人品，才有灵感，才能创造出优秀的作品。与西方相反，中国是文如其人。因此中国的天才论实际上是人品论。在中国文化中，儒、道、释都以修身养性为第一。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庄子讲：“道也，进乎技”（《养生主》），佛家也求明心见性，神冥空无。不过由人品论进入灵感领域的主要有三：一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追求雅正的养气灵感论，二是以道、释思想为主的标举逸韵的高士灵感论，三是以李贽童心说为基础的求真人真声的性灵派灵感论。

首先讲养气灵感论。

中国的宇宙是气的宇宙，人生天地间要与天地合德，当然是离不开气的。孟子之为圣人，与他“善养浩然之气”有关。儒家一贯讲究诚中形外，文如其人，其具体的关联就是人之气外化移转为文之气。曹丕《典论·论文》对此作了理论的阐发：“文以气为主”；而且诗才之气是独特的，“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样，其人如何，其文亦如何：“徐干时有齐气”，“公干有逸气”，“孔融体气高妙”，气不能传，但可以养。韩愈在《答李翱书》中谈了自己养气的艰苦历程：“学之二十余年”，第一段后，“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第二段之后，“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当韩愈历20余年“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成为仁义之人后，文章也成大家，超越法度，挥洒自如，自谓云：“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

苏辙也是主张养气的，“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但与韩愈不同，他养气的方式是行万里路，“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如此广游，得天地之气，“气充乎其中，而溢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上枢密韩太尉书》）。

韩愈是从书本得古人之气，苏辙是从自然得天地之气，但都是一旦养成，气充乎内，人就成为具有灵感能力之人。

其次讲高士灵感论。

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气是学不到的。对于绘画，谢赫提出六法，以气韵生动为第一，遂成定论。宋代郭若虚说：“六法精论，万古不移，然骨法用笔以下五法，可学。如其气韵，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复不可以岁月到。默契神会，不知其然而然也。”（《图画见闻志》卷一）这“不知其然而然”又是怎么回事呢？还是明人董其昌讲得清楚：“画家六法，一曰气韵生动，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成立鄞鄂，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画禅室随笔》）文的气论以儒家思想为主，韩愈、苏辙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要得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儒者之气。画的气韵论，以道家思想为主旨，董其昌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为了“胸中脱去尘浊”得道家的超然物外之韵。画之气韵只是诚中形外，文（画）如其人的另一方向展开。董其昌认为只要成为超凡脱俗的高人雅士，自然会有灵感，会产生气韵生动的作品，正如郭若虚所说：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们“高雅之情，一寄于画。人品既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清人周工亮也说：“大都古人不可及处，全在灵明洒脱，不挂一丝，而义理融通，备有万物。断断非尘襟俗韵所能摹肖而得者。”（《读画录》）钱选论画大讲士气，倪瓒论画大讲逸气，其核心亦在人品的高洁。画如此，诗亦然，陶渊明有“心远地自偏”的品性，方能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际，忽得忘言之真意，司空图怀“畸人乘真，手把芙蓉，饮之太和，独鹤与飞”之心，方有“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之遇。

最后讲性灵灵感论。

做仁人和高士都必须经过一段努力过程。明代中后期，在市民意识和呵祖骂佛的禅宗的合力中，产生了李贽、徐渭、汤显祖、袁宏道为代表的浪漫潮流，其余波直到清代的袁枚、郑板桥、石涛、朱耷、曹雪芹等。同儒道所追求仁人高士相对立，李贽提出童心，童心即真心，有真心自有真人，有真人自有真文。“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童心说》）童心的一大特点，是不避甚至宣扬为儒道所鄙视的俗。李贽说：“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答耿司寇》）袁宏道说：“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序小修诗》）又说：“愚不肖之近趣也，以无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为酒肉，或为声伎，率心而行，无所忌惮，自以为绝望于世，故举世非笑之不顾也，此又一趣也。”（《叙陈正甫会心集》）这是够俗的了，然而并不是世俗，真正的世俗不仅是酒肉声色、穿衣吃饭，更在无主见、愚昧和不能坚持主见，一味从众。袁宏道等人在俗言俗行中有自己的真心、真情，而且能不畏任何压力坚持自己的真情，是“举世非笑之不顾也”。这也体现了浪漫流潮的总体特色：

随其意之所欲言，以求自适，而毁誉是非，一切不问。（袁中道《妙高山法寺碑》）

众人所息余独详，众人所旨余独唾。（徐渭《西厢记序》）

一世不可余，余亦不可一世。（汤显祖《艳异编序》）

宁使见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之名山，投之水火。（李贽《杂说》）

因此，相对于儒、道的仁人雅士来说，他们是俗，相对于世俗来说，他们一点也不俗，他们要求的是真，是我，是性灵，有性灵便有至文。汤显祖用奇士奇心来表达性灵：“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玉茗堂文之五》）金圣叹用妙士妙眼来表达性灵：“天下妙士，必有妙眼，渠见妙景，便会将妙手写出。”（《金圣叹全集》卷二）有童心，有真性，有性灵，就有灵感。李贽说：“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文也……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杂说》）袁宏道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序小修诗》）

在西方的天才论里，诗人既是天才又是常人，因此灵感闪耀着一道神秘的光环。在中国的人品论里，诗人真正成了天才，“生而知之，自然天授”。虽然也“其初皆非有意于文也”，“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但他们那汩汩而来，随意挥毫，自由超迈，“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又完全是艺术家主体“气盛”、“气逸”、“童心”的结果。相形之下，天才论中，天才不像天才，人品论中，诗人更像天才。

注释

[1]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410页。

[2]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410页。

[3]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410～411页。

[4]同上书，411页。

[5]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36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6]　同上书，267页。

[7]　同上书，267页。

[8]　同上书，267页。

[9]同上书，266～267页。

[10]同上书，267页。

[11]黑格尔：《美学》第一卷，363页。

[12]同上书，364页。

[13]《狄德罗美学论文选》，541页。

[14]《狄德罗美学论文选》，542页。

[15]《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15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6]同上书，156页。

[17]同上书，154页。

[18]同上书，154页。

[19]同上书，155页。

[20]《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160页。

[21]同上书，157页。

[22]马奇主编：《西方美学史资料选编》，44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23]同上书，471页。

[24]同上书，471页。

[25]同上书，72页。

[26]马奇主编：《西方美学史资料选编》，4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