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斯从被告席和原告席背后走过，经过陪审席走上证人席，审判室里静得如同死人的心。宣誓之后，他报出全名，书记员让他拼出来。

“H-I-E-R-O-N-Y-M-U-S B-O-S-C-H。”

然后法官把时间交给了贝尔克。

“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博斯警探，说说你的工作。”

“我当警察将近二十年，目前被委派到好莱坞分局的凶杀案调查组工作。在那之前——”

“为什么叫组？”

我的天，这都问的什么傻问题，博斯心想。“因为就像一个小组，用六张办公桌拼成一张大桌，每侧坐三名警探。一桌人从来就叫‘组’。”

“好吧，继续。”

“在被派去之前，我在抢劫凶杀调查处的凶杀案特别调查组工作了八年。在那之前，我在北好莱坞的凶杀案调查组和凡奈斯的抢劫盗窃调查组工作过。我还干过大概五年的巡警，基本上在好莱坞和威尔夏分局。”

贝尔克慢慢引导博斯回顾了他的工作经历，一直说到他加入人偶师专案组。讯问进行得缓慢又无聊——连博斯都觉得沉闷，虽然说的还是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回答问题时，他不时地瞥向陪审席，似乎只有少数几位陪审员在看他，注意力在他这儿。博斯有些紧张，掌心冒汗。他曾出庭作证不下于一百次，可都与这次不同，这次是为自己辩护。虽然审判室的冷气开得很足，他还是觉得燥热。

“那么专案组的办公地点在哪儿？”

“我们借用了好莱坞分局二楼的一间储藏室，那儿曾是放证物和卷宗的地方。我们租了一辆拖车，把东西临时挪到车上，就在那间屋子里办公。帕克中心还有一间办公室。我在值夜班的组，我们一般待在好莱坞分局。”

“你们离案发地点更近，是这样吧？”

“没错，我们觉得是。大多数受害者是在好莱坞的街上失踪的，大部分尸体最后也在这片区域被发现。”

“所以你们为了能对线索快速做出反应，才把办公地点设在案发区域的中心位置，是这样吗？”

“没错。”

“迪克西·麦奎因打电话报案的当晚，你怎么会接到电话？”

“她打了九一一，接线员向她了解了情况，然后把电话转到了好莱坞分局的专案组。”

“谁接的电话？”

“是我。”

“为什么是你？我记得你说过，你是夜班组的组长，难道没有接电话的专员吗？”

“有，我们有专员，但是那个电话打来时已经很晚了，所有人都下班了。我之所以在那儿，是因为我要上交最新的调查日志——每个周末都要上交。当时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接了电话。”

“你去见那个女人时，为什么没叫后援？”

“她在电话里说得不够详细，让我觉得可能与案子无关。当时我们每天能接到十几个电话，没有一个是有用的。我必须承认，当我接到报案去见她时，并没抱什么希望。”

“好吧，警探，既然你是这么想的，那为什么还要去见她？记录一下她的报案信息不就好了？”

“主要原因是她说她不知道那个男人的地址，说如果我开车带她去海珀利安街，她就能认出来。还有，从她的报案电话能听出一些真切的东西，明白吗？听上去的确有什么东西吓到了她，让她害怕。反正我要回家，所以我想不妨顺路验证一下。”

“说说你到海珀利安街之后发生了什么。”

“到了那儿，我们看见车库上方的公寓亮着灯，还看见一道人影从一扇窗户后面闪过，所以知道那个家伙还在里面。麦奎因女士就在那个时候告诉我，她在洗脸池下面的柜子里看见了化妆品。”

“这让你想到了什么？”

“很多东西。我马上警觉起来，因为我们从没在媒体上公布凶手拿走了受害者化妆品的细节。媒体只透露了凶手用受害者的化妆品给她们化妆，并没提到凶手还拿走了化妆品。所以当她说看到了男人收藏的化妆品，和案情完全吻合，我马上觉得她的报案有几分可信。”

博斯拿起纸杯喝了点水，那是之前法警帮他倒的。

“好吧，后来你是怎么做的？”贝尔克问。

“我忽然想到，从麦奎因报案到我接警后开车来到海珀利安街的这段时间，那个男人可能已经俘获了另一名受害者，我认为当时公寓里很可能有另一名受害者处在危险之中。于是我上去了，冲了进去。”

“你为什么不叫后援？”

“首先，我认为当时没工夫呼叫后援，连五分钟都不能等。如果那个男人俘获了另一个女人，五分钟后她可能已经没命了。其次，我没带对讲机，哪怕我想叫后援，也没法——”

“对讲机？”

“就是便携式无线电设备，警探执行任务时一般用它来联络，问题是对讲机数量有限，无法给所有人都配备。当时我是想回家，就没想着带，因为我要等到第二天晚上接班时才回警察局，要是我拿走一部，第二天白天执勤的警察就会少一部对讲机用。”

“你无法用对讲机呼叫后援，那怎么不用电话？”

“那儿是个住宅区，我倒是可以开车去找公用电话，或者敲邻居的门。可当时已是凌晨一点，我觉得没有人会马上给一个自称是警察的男人开门。时间才是关键问题。我觉得我没有时间，不得不独自上去。”

“后来发生了什么？”

“想到有人可能有危险，我没有敲门就举着枪闯了进去。”

“踢开了门？”

“是的。”

“你看到了什么？”

“首先，我自报身份，喊了一声‘警察’，往屋里走了几步。那是一个单间小公寓，我看见一名男子站在床边，后来确认他就是丘奇。那张床是一张展开的沙发床。”

“他在干什么？”

“他站在床边，没穿衣服。”

“你有没有看见其他人？”

“没有。”

“后来呢？”

“我大喊了几声‘别动’‘不许动’之类的话，又往屋里走了几步。起初他没动，接着他突然把手伸向床，在枕头下面摸索。我大喊‘别动’，可他还在继续。我看他胳膊的动作就像手里抓住了什么东西，而且开始从枕头底下拿出来。我开了一枪，击毙了他。”

“你觉得你离他有多远？”

“我离他二十英尺。房间很大，我们分别站在两头。”

“他马上就死了吗？”

“很快就死了。他倒在床上。后来的尸检证明，子弹从他的右臂下方射入——也就是他伸向枕头的那条胳膊——钻进胸腔，击中了心脏和两肺。”

“他倒下之后，你做了什么？”

“我靠近床边，检查他是否还活着。当时他还活着，所以我铐住了他。过了一会儿他死了，我拿起枕头，下面没有枪。”

“下面有什么？”

博斯转过头，直勾勾地盯着钱德勒，说：“真是个生命中的难解之谜，他伸手要拿的是一顶假发。”

钱德勒正在低头奋笔疾书，听到博斯的话马上停下来，抬起头，两人的眼神短暂地交会，钱德勒说：“法官大人，我反对。”

法官支持了钱德勒，宣布博斯“生命中的难解之谜”这一说法无效。贝尔克又问了几个跟枪击现场有关的问题，接着讯问转向对丘奇的调查。“你不再参与案件调查，是这样吗？”

“是的，按照惯例，他们安排我做些办公室工作，同时调查我在枪击事件中的行为。”

“那么，专案组对丘奇身份的调查结果你是否知情？”

“知道个大概。因为调查也有我的功劳，所以他们把结果告诉了我。”

“你知道些什么？”

“卫生间柜子里的化妆品属于九名受害者。”

“诺曼·丘奇杀害了那些女人，对此你可曾有过怀疑，或者听到其他调查员质疑？”

“对于其中九名受害者？我坚信不疑，从未怀疑过。”

“那么，博斯警探，你听过维乔雷克先生的证词，他说第十一名受害者雪琳·肯普遇害时，他正和丘奇先生在一起，作为证物展示的录像带你也看过，有没有引起你的怀疑？”

“的确引起了对案子的怀疑，但是雪琳·肯普不属于那九名受害者之列，丘奇的公寓里没有她的化妆品。我和专案组所有人都坚信杀害那九个女子的凶手就是丘奇。”

钱德勒反对博斯为专案组其他成员代言，法官认为反对有效。贝尔克换了个话题，他不想贸然谈论更多关于第七和第十一名受害者的事。他的策略是避免提及第二个杀人犯，把这个问题留给钱德勒，如果她想揪住这一点，会在交叉讯问时提出来。

“因为没有呼叫后援，你受到了处罚。你有没有觉得警察局处理不当？”

“不觉得。”

“为什么？”

“我解释过，我认为当时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那么做。哪怕要我再来一遍，哪怕知道结果是被调走，我也会做同样的选择，一定会。要是公寓里有另一个女子，另一名受害者，我能救她一命，也许还会晋升。”贝尔克没有马上问下一个问题，博斯继续说了下去。“我认为对我的调动是政治形势所迫。最后的结果是，我击毙了一个没有武器的人。至于他是不是连环杀手、是不是杀人狂，变得一点也不重要。更何况我还有过和上司——”

“你的回答已经够了——”

“争执的前科——”

“博斯警探！”

博斯打住了，他的观点已经说清楚了。

“所以你是说，对于发生在那间公寓里的事，你一点也不后悔，是这样吗？”

“不是，不是这样。”

这个回答显然让贝尔克吃了一惊，他低头看了看笔记。博斯的回答和他所期待的完全不同，他意识到讯问还得继续下去。“你后悔什么？”

“丘奇做了动作，引发了枪击。我除了做出反应，没有别的选择。我想阻止凶杀案，可也不想通过杀人来完成。最后演变成这个结果，是他耍的把戏。”

贝尔克对着麦克风长舒一口气，以示解脱，然后表示问完了。

凯斯法官宣布先休息十分钟，再进行交叉讯问。博斯回到被告席，贝尔克低声说进展不错。博斯没有回话。

“一会儿她交叉讯问时，一切顺其自然就可以了。只要你不出大的差错，我想我们就能赢。”

“她要是牵扯出模仿犯，展示字条，该怎么办？”

“我觉得她不会。她要真那么做，就是盲目行动。”

“不对，她不会盲目行动。警察局里有她的线人。有人向她透露过字条的事。”

“要是她提到字条，我就要求私下商议。”

这条对策看起来并不怎么高明。博斯看了一眼墙上的钟，计算时间够不够出去抽一根。他决定还是算了，于是回到证人席。走过钱德勒身边时，她正在拍纸簿上写东西。“生命中的难解之谜。”她连头都没抬。

“是啊。”博斯也没回头看她。

他坐在证人席上等候，看见布雷默走了进来，后面跟着《每日新闻》的一个家伙和两个通讯社的记者。看来有人放出了消息，好戏即将上演。联邦法庭里不准带摄像机进入，于是有家电视台派来了一名素描画师。

博斯坐在证人席上看着钱德勒工作，心想她一定是在写问他的问题。德博拉·丘奇坐在她身旁，双臂交叉撑在桌上，始终回避博斯的目光。过了一分钟，休息室的门开了，陪审员陆续就座。接着凯斯法官走了出来。博斯做了个深呼吸，准备接受讯问，钱德勒拿着黄色拍纸簿走上讲台。“博斯先生。”她说，“你杀过几个人？”

贝尔克马上反对，提出私下商议。两位律师和法庭书记员聚到法官席后面，低声讨论了五分钟。博斯断断续续听到了几句，大部分是贝尔克的话，他的声音最大。他争辩说只有一次枪击存在争议——就是击毙丘奇——其他的枪击事件与本案无关。钱德勒说有关，因为能反映被告的心理状态。博斯听不见法官的回复，不过两位律师和书记员回到座位之后，法官宣布：“被告应回答这个问题。”